正气留千古，丹心照万年

——痛悼著名作家魏巍（增补稿）

赵朕

2008年8月24日19时18分，著名作家魏巍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旅程，驾鹤西游了！

听到著名作家魏巍老病故的噩耗，我呆坐在电脑旁，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为魏老写到什么，却一时不知如何在键盘上敲下第一个字。从魏老住院八九个月的病况和年龄来看，这似乎是个难以摆脱的归宿，可是在心理却还是觉得很突然：“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您走的这么匆忙，这么急促，感情上无论如何，我是接受不了的。然而，不容辩驳的事实却是，您真的走了，真的带着满腔热爱、满腔忧虑、满腔积郁，步履蹒跚地走了！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我听到魏老住院的消息，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十分惦念魏老的健康。当时因为我一时不能脱身，曾与魏老的公子魏猛同志通电话，了解魏老的病情，还让在北京的我女儿和女婿前往301医院，代我看望了魏老。女儿告诉我，魏老的精神状态不错，他们去看望时，魏老很高兴地说了“没想到赵朕有这么好的女儿”，“你爸的文章写得很好”等话。当时，魏老的朋友正与他谈要编一本书的事，请魏老当主编，他还欣然答应了。听了女儿和女婿的介绍，稳定了我的情绪，我似乎有点暂时的放心，便抓紧时间拜读魏老从医院给我捎来的两本新著：《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准备写篇学习心得发表后，带着样报去看望魏老，没有料到这篇学习心得发表时遇阻，就在另寻门路发表的间空，魏老便驾鹤西游了！没能在魏老生前见上一面，没有最后聆听魏老的教诲，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无可挽回的遗憾！

我与魏老结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在当年抗美援朝的那几年，正在读小学的我，因为喜爱文学，很喜欢读报纸上的“朝鲜通讯”。几乎所有的“朝鲜通讯”，我都读过，尤其是署名魏巍的通讯，更引起我的注意，一篇也没有落过，如《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谁是最可爱的人》、《前进吧，祖国！》等给我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到了读中学时，《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课本，通过老师的讲授，我对魏老和他的作品有了深入的了解。深刻地认识到这篇文艺通讯的意义在于：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感情，过去群众称人民军队为子弟兵，而在此文问世后，直到如今将解放军称作“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弘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哺育了几代人的成长，引起了最广泛的共鸣和最大的反响，仅就此点，魏老的贡献是永驻青史的。

1954年的夏天，魏老发表在《中国青年》头条的《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给予我极深刻的影响。我对此文读得如饥似渴，许多精彩的段落，都背诵的滚瓜乱熟。当时正在读初中的我，正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的最佳时期。这篇文章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我与魏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长沙举行的中国丁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当时我们同桌就餐，我将名片给魏老，他见我是河北人，十分热情与亲切。魏老当时未戴助听器，我们谈得不多，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他的老朋友晋察冀诗人曼晴的近况。接着在第二届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石家庄年会上，我因为受聘于河北社会科学院《晋察冀文艺史》编写组，参与了这届年会的会务工作。再次与魏老会面，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魏老的平易近人，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在一起照了合影，从此开始了通信联络。魏老为我们编写《晋察冀文艺史》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与指导，对于积极促成这本著作的出版发挥了很有力的作用。此后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又有几次与魏老相聚的机会。这几次相聚都是在安排十分紧凑的研讨会期间，没有充裕的时间与魏老请教，不过，暂短的问候与叙旧，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奠定了交往的基础。尤其是经常性的通信联系更体现出魏老对晚辈的关心与厚爱。魏老每出版一部新著都寄给我，他的十卷本的《魏巍文集》出版后，很快便题签送给了我。当魏老得知我遭遇车祸的消息，他立即给我写信，嘱咐我安心养伤，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魏老的关怀使我和家人深受感动。

在魏老的感召下，我将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先后就丁玲、田间、宋之的、魏巍、钱丹辉、曼晴、管桦等解放区作家、诗人的创作，以及晋察冀的戏剧创作、剧社活动，撰写了多篇文章，并结集为《文学萍踪的寄语》出版。由于我的科学研究是业余的，没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搞研究，写文章，便在我主编的高校学报上开辟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专栏。在我退休前，这个专栏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解放区文学的文章。这在期刊界是唯一的一个为解放区文学的学术研究开辟的专栏。正是在丁玲、艾青、田间与魏老等解放区老作家的执着精神的感召下，我才有勇气开风气之先的。

在与魏老接触的过程中，魏老的道德文章，魏老的人格魅力，都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2001年在党的诞生80周年前夕，安瑞华同志和我承担了举办第十届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年会的筹办工作。魏老为了减轻我们东道主的经济负担，特意打报告给北京军区党委，请求由唐山军分区所属的宾馆减免一些费用。不仅如此，魏老还将会议安排得十分紧凑，他不顾身患糖尿病和八秩高龄，白天每场研讨都亲自出席，晚上还主持召开副会长会议，研究工作。会议期间，西山道实验小学的师生得知魏老来唐的消息，特意选派十几名师生前来拜会。魏老不辞劳累接待了他们，与他们合影留念，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好革命的接班人，对这所学校的师生以很大鼓舞。特别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组织与会者到乐亭瞻仰李大钊故居，返唐时已经下午四时半了。我建议魏老多留住一天，稍加休整，恢复一下体力，可是魏老为了节省开支，马上退房返京。一位80岁的老人，乘车奔波了一天，连中午都没有休息，又登上了返京之路，我的心里一直不安，担心他劳累过度。一连几天的会议，劳累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魏老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为国家和人民节省开支。这种高风亮节是魏老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魏老对社会上的恶浊风气，十分痛恨，在魏老的“文集”续编《新语丝》中收录了多篇关注和忧思社会变革的文章，他以求真求实为本，深刻地记录了这个变革的喜与忧，表现出一位具有高度觉悟的老作家的高尚品格。诸如，对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农民工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问题，以及社会的腐败现象等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魏老都给予了深切的关心，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的隐忧更是时时萦绕着魏老的心。在解放区文学第九届年会前，魏老正在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没有能够出席。他事先给我写信，鼓励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坚持“双为”的文艺方针，维护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我感到，魏老十分关心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对那些涣散文学凝聚力的做法很反感。这在他的《新语丝》里，有多篇文章陈述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一位老军旅作家的灼灼风采。

我曾先后两次向魏老求墨宝，第一次，魏老为我写的条幅是：

青鸾自有云霄伴，

莫向场间顾木鸡。

第二次写的条幅是：

寒梅无媚骨，乐报春消息；

众喜郑卫声，琴不改心曲。

这两件墨宝所描绘的“青鸾”和“寒梅”的坚贞、执着的形象，立意高远，意蕴丰厚，既是魏老的自我写照，又是对晚辈人的期盼与鼓励。

魏老的文学创作十分严谨，他的创作从来不胡编乱造，能忠实地履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始终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创作观。他每次深入生活时，都撰写采访日记，《赴朝日记》为他创作有关抗美援朝的作品提供了基础，《长征路寻访日记》为他创作《地球的红飘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体验资料。为了真实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神话般的历史，魏老于1983年和1984年两次重走长征路，不顾花甲之龄，不畏艰辛与疲劳，历时170天，将红军征途中所经过的重要战场、会议地点，以及险渡、难关、雪山、草地，都一一造访，深入群众，访问老红军，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在他笔下的红军长征，绝对没有生编乱造的主观臆断，而是以历史的真实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为我国战争史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也是对军事文学的极大贡献。

魏老走了，一如放飞的纸鹞，远去了，远去了，消失在蓝天之中。我的心头只是悲思绵长，忧思绵长……我忽然想到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写的两句诗：“其人虽已去，千载有余情”！是啊，魏老走了，但是他的正气会留千古，丹心会照万年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如何评价魏老的革命人生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诗人石祥对魏老的艺术概括是十分精到的：

魏巍是一座山

一座为人民英雄树碑立传的山

一座替老百姓说话代言的山

一座坦坦荡荡砥柱中流的山

一座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山

2008年8月26日急就

2008年8月31日二次修订

附文：

“壮志未随年俱老”

——《魏巍文集》续二卷读后

赵朕

《魏巍文集》于1999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最近魏巍同志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出版了“文集”的两卷续集，即《新语丝》和《四行日记》。前者是作家近年写的政论、随感、序文和文艺评论文章的结集，后者为作家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采访日记。它们的出版，不仅是“文集”的补充，而且对清醒地认识生活现实和发展文学创作更有启迪意义。

魏巍是我国现当代一位重要的作家。他长达70年的文学创作，为党和军队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位久经战火洗礼的老战士、老作家，曾以《谁是最可爱的人》感染了两三代人。他始终怀着对党的赤诚和对人民的挚爱，将深厚的感情投注到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写作之中。《新语丝》就是一部切近时代生活，彰显时代风采的作品结集。书中收集了作家自1991年到2007年间所写的71篇文章。这些文章有对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的赞美，有对社会发展进程中衍生的落后现象的贬抑，有对黑砖窑事件、农民工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的反思，也有对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悼念与缅怀。文章写得大都感情充沛，爱憎鲜明，义正词严，洋洋洒洒，既敏锐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现实，也真实地表现了老一代军旅作家面对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求真、求实为本，记录了变革中的喜与忧，展示了老作家关心祖国命运的灼灼风采。

魏老不愧为久经考验的老作家，他认识和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切中鹄的。1999年有几位记者将当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厅局级干部的腐败案件，汇编成一本题为《谁是最可恨的人》的书，请魏老为之作序。编选者称之为“最可恨的人”，是指那些新官僚资产者、新恶霸、吸血鬼、硕鼠、蛀虫等革命阵营里的作威作福的败类，表现了编选者对腐败现象的切齿痛恨之情。魏老在这篇序文中，没有停留在对腐败分子的声讨和鞭笞上，而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入手，深刻地揭示出：有产者要极大限度地装满自己的腰包，便用手里的钱来换取掌权者手中的权，这种钱权交易或权色交易便是腐败产生的温床。要摒弃产生腐败的温床，魏老提出，对于这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将发动群众与加强法制力度结合起来，才是很好的途径。魏老的深刻分析，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和迫切要求，也是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具体表现。

书中收录的缅怀革命领袖、老战友、老朋友的悼念文章，特别重视彰显逝者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如对毛泽东强调的是“改天换地建伟功”的历史功绩，对周恩来是“胸如大海含万脉”的胆识与气魄，对杨成武将军是“名将出马敌胆寒”的赫赫战功和“功成身退心自得”的磊落胸怀。至于对臧克家、草明、陈辉、刘白羽等作家、诗人的悼念，也是如此，如《白羽，您走好》中，作者对刘白羽悼念丁玲时表现出的歉意和内疚，很是赞赏，认为这是一种共产党人应有的“襟怀坦白的自我批评精神”。

《四行日记》是一本极为珍贵的文学资料。作家写日记目的各有不同，鲁迅写日记是为自己看的，每日经历的事情都记述在案，甚至年“濯足”也有记录。胡适写日记是为了给后人看的，周全而求工。但是，魏老的“四行日记”，却是作家创作准备的手记。魏老自1952年6月第二次赴朝采访时开始写采访日记，此后，每次集中深入生活都要写采访日记。如书中的“二次赴朝日记”是为他创作援朝抗美的通讯、散文和小说做准备的；“长征路寻访日记”是为他创作《地球的红飘带》做准备的。这些日记的发表，不难看出魏老的文学创作十分严肃、认真。为了真实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神话般的历史，魏老于1983年和1984年两次重走长征路，不畏艰辛与疲劳，历时170天，将红军征途中所经过的重要战场、会议地点，以及险渡、难关、雪山、草地，都一一造访，深入群众，访问老红军，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在他笔下的红军长征，绝对没有生编乱造的主观臆断，而是以历史的真实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为我国战争史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也是对军事文学的极大贡献。

魏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从“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深信生活是唯一的创作源泉，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生动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文学作品来。《四行日记》就以自己深入生活的生动记录，雄辩地证实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这对我们的作家是很有启迪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