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健康上新中国医史档案当中的往事篇，是健康为建国六十周年开办的一个栏目，从这里可以一窥新中国的医史路程，我之所以贴出这篇，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网友找到其他行业的往事档案，为新中国的建设展现完整的六十年脉络，而不仅仅是后三十年的脉络。六十年的新中国，才是完整的新中国。另外，在　2009年6月30日　的健康医药导刊栏目中，有《疫苗大国何时跻身疫苗强国》这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中国在国际上公认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品种只有甲肝减毒活疫苗和乙脑减毒活疫苗，但是这两种疫苗却均诞生于上世纪的60—70年代，也就是说很可能是‘文革’产物。

　　

　　儿保先驱：曾经走在探索的路上　　

　　

　　：韩璐　　

　　

　　资料表明，我国建国初期的婴儿死亡率在200‰以上，其中死于重症营养不良、新生儿破伤风、肺炎、麻疹和先天梅毒的婴儿占到了80%。“200‰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其实并不确切，真实的婴儿死亡率可能还会更高。当时，天花、白喉、百日咳、麻疹、小儿麻痹等儿童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很高，肺炎、腹泻、佝偻病、营养不良等儿童常见疾病也十分普遍，这些都对儿童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林传家说。 　　

　　

　　建国后，党和政府把保障儿童健康作为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1月卫生部成立，在仅有的4个司局里，妇幼卫生局就占得一席。新中国的儿童保健事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1950年，卫生部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设有婴幼保健科、妇产科和实验托儿所，林传家担任婴幼保健科科主任。先驱者们在儿童保健领域的探索由此开始。 　　

　　

　　地段责任制 　　

　　

　　“人盯人”，把孩子管起来 　　

　　

　　在开展儿童保健工作的过程中，林传家遇到了两个困惑。一是当时婴幼保健科开设的儿童保健门诊很受欢迎，但是来初诊的人多，来复诊的人少。“大部分家长带孩子来检查一次以后就不来了，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来第二次。”二是在开展预防接种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的疫苗只有三种：针对天花的痘苗，针对结核的卡介苗和针对破伤风的百白破。其中百白破要打三针，而且注射后孩子可能会发高烧。于是，来打第一针的人挺多，来打第二针的人便开始少了，来打第三针的人就更少了，这在当时被我们称为‘321现象’。” 　　

　　

　　于是，林传家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数量众多、居住分散的孩子们管起来？林传家为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段儿童责任保健制”。家长刚把新生的孩子抱回家，地　段保健　医师便如期而至。这“人盯人”的创举如今早已家喻户晓，但在当时，儿保工们却在这条路上走得步履维艰。 　　

　　

　　相对于保健科的人员编制来说，工作量是繁重的。儿童保健工作以两个派出所辖区为服务区。辖区的总人口数约为4万人，其中生育年龄妇女4032人；散居儿童中，1岁以下婴儿995人，1~3岁幼儿1981人，3~7岁幼童3070人。托儿所和幼儿班共19个，有儿童860人。然而，地段责任制儿童医疗保健工作科人员仅仅包括：医师4人，护士4人，助产士5人。 　　

　　

　　怎么把这两个地段孩子的情况摸清楚、管起来？怎么掌握孩子们的家庭住址和姓名？“挨家挨户的调查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必须争取派出所的合作，去派出所抄户口，准确地记录好家长姓名、孩子姓名和家庭住址。”林传家说，“抄一次还不行，因为人口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为了正确及时地掌握责任地段内人口的动态，工作人员每半个月就要与派出所户籍人员联系一次，核对迁入、迁出、出生和死亡的儿童数，每个月和区卫生科核对一次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同时，还会每年分析一次婴儿死亡原因，计算出该地段的婴儿死亡率。 　　

　　

　　针对散居儿童的保健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了管理新生儿和早产儿、定期为儿童进行体检和预防接种、预防和治疗急性传染病及一般疾病。“我们为每个孩子建了一张健康卡片，上面记录着他们出生时的基本情况、健康检查情况和预防接种的历史，由妇幼保健院留存。同时，我们也会将一个记录孩子情况的小红本交到家长手中，让他们了解自己孩子的健康状况，清楚什么时候该带孩子来做什么。” 　　

　　

　　同时，地段医生还经常性地开展卫生宣教工作，主要采取口头宣传的形式，“让群众听得懂、做得到”。他们告诉群众如何科学育儿，指导父母进行合理喂养，不断改善家长的喂养方法；他们宣传培养良好卫生习惯，普及疾病预防知识，不断提高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比如，在某种急性传染病季节即将到来之前，工作人员会利用各种机会，如候诊时间、访视和出诊时间，进行宣传教育，向群众讲清楚该病的主要症状、传染途径以及如何预防，并动员群众做好“三早”（早期告疫情、早期隔离、早期治疗）。 　　

　　

　　“地段责任制开展以后，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他们留下这样一句话，‘好是好，很难推广。’”林传家说，“的确，这当中的工作过程太麻烦，记录内容太细致，同时还需要得到派出所和家长等各方的支持。”但由于收效良好，试点经验于1955年推广全市，1957年推广全国。这个奠基性的创造使儿童保健工作走上了系统化的轨道。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建立起了市、区、街道三级儿童保健网，这也就是我国最初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实验托儿所 　　

　　

　　让孩子不得病，长得好 　　

　　

　　“当时，一般工厂托儿所的状况是：床挨着床，拥挤不堪，一旦一个孩子生了病，就会很快传染到一个班的孩子。我们办实验托儿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对于过集体生活的孩子们应该怎么带，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以便向其他托儿所提供指导和经验。”林传家说，“那时候，对托儿所的唯一要求就是让孩子们不得病、长得好，让母亲们可以安心地工作。” 　　

　　

　　实验托儿所选取了一些从出生56天到3岁的婴幼儿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并根据孩子的年龄、月龄分为母乳喂养班、可添加辅食班等。实验托儿所的卫生管理工作包括对托儿所乳幼儿做儿童入所体检、定期体检、预防注射、儿童营养指导、卫生监督及疾病治疗。实验托儿所还建立了儿童生活制度、晨间检查制度、隔离制度和消毒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以求降低儿童的发病率，防止传染病在托儿所中的蔓延。 　　

　　

　　地　段　医师还会指导妇幼保健实验院儿童保健科责任地段内的保育员开展业务学习，每周深入到托儿所了解保育员的教养和保健工作，协助托儿所建立健全有关的工作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在责任地段内的某托儿所中，儿童的发病率由1955年的24.7%降低到1956年的20.1%。同时，由于保育员业务水平提高，对各种工作制度的严格遵守，以及对家长联系工作的不断加强，虽然1956年底和1957年初麻疹大流行，但该托儿所并没有出现一名麻疹患儿。 　　

　　

　　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乡已经普遍开展了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并落实了卫生部关于“城市儿童保健工作要求”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通过长期坚持计划免疫、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和对儿童肺炎、腹泻、佝偻病、营养性贫血等的积极治疗，以及广泛开展儿童营养指导、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早期发展等多项卫生保健服务，儿童健康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了保证。 　　

　　

　　5410代乳糕 　　

　　

　　为了“活一个，壮一个” 　　

　　

　　建国之初，作为儿童常见病的营养不良症的患病率很高，许多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明甚至死亡。“当时牛奶不多，而且很昂贵，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的。缺少母乳的妈妈只能给孩子喂糕干粉，而这是一种不含蛋白质的食品。” 为了解决当时缺少母乳婴儿代乳品的问题，林传家与儿童营养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合作，于1954年10月成功研制出我国婴儿第一代代乳品——“5410”代乳糕。 　　

　　

　　“5410”婴儿代乳糕是以黄豆为原料制成的，并经过动物实验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向食品工业部门建议将这种婴儿食品大量生产以前，我们还需要经过喂养婴儿的实验观察，以确定以这种食品喂养婴儿，是否可以达到与母乳及一般喂养婴儿所用的牛乳粉相似的效果。”于是，从1954年9月到1956年3月，林传家在北京市妇幼保健实验院组织开展了这一工作。 　　

　　

　　参加这次实验的婴儿都来自北京市妇幼保健实验院责任地段及附近居民，在用代乳糕5410试喂的100名婴儿中，包括10名营养不良婴儿，4名早产儿及6名双生儿，同时参与对照观察的还有43名食母乳或牛乳的婴儿。通过对这些婴儿的食欲状况、消化代谢、能量摄入、生长发育进行为期1年多的长期观察，“5410”配方的营养价值最终得到了肯定。“实验结果证明，5410代乳糕是可以满足婴儿发育需要的，它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营养价值高同时又很廉价的代乳品，也给儿童食品厂生产代乳品提供了参考配方。”林传家说。 　　

　　

　　麻疹疫苗 　　

　　

　　让儿童远离“瘟疫” 　　

　　

　　在上世纪50年代，麻疹是很多儿童在劫难逃的瘟疫。疫苗使用前，麻疹大流行和小流行隔年交替进行。为改变这种局面，自50年代末，林传家等人开始与科研单位合作，自力更生研制国产麻疹疫苗，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麻疹疫苗的国家。麻疹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后便迅速在全国推广使用，此后，麻疹在我国开始转为散发。 　　

　　

　　由于为儿童普种牛痘苗和卡介苗得以实现，1960年，中国取得了比世界平均提前17年消灭天花的巨大成就，儿童结核病发病率也明显下降。而麻疹减毒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在上世纪60年代大面积地推广使用，则有力地控制了这两种疾病的流行。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普及以4苗防6种常见传染病（麻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为主的计划免疫。统计表明，实行计划免疫后的12年（1982~1993年）与前12年（1970~1981年）相比，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4种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90%，死亡总数下降了89%。 　　

　　

　　农村儿童保健 　　

　　

　　从“试点”到“成片” 　　

　　

　　农村儿童保健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据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回顾，1962年，江西省儿童医院在顾毓麟院长的领导下在南昌县小兰公社小兰大队开展了第一个农村儿童保健试点。196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在北京昌平县百善公社也开展了试点研究。70年代，江苏省如东县、广东省安定县、吉林省和龙县等相继开展试点，农村儿保工作试点不断扩大。 　　

　　

　　在此基础上，1977年，卫生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牵头，协商组成了17个省市参加的大协作。大协作被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协作片。据朱宗涵介绍，当时，参加协作组的地区都选有试点，组成了不同形式的农村儿保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开展农村儿童保健组织形式、内容和方法的试点研究。试点地区的农村儿保工作逐步被提上了当地党委的议事日程，多数地区还将这项工作纳入了合作医疗的范围。 　　

　　

　　新生儿保健 　　

　　

　　扼住“婴儿杀手”的咽喉 　　

　　

　　1977年，卫生部妇幼司委托首都儿科研究所牵头，对12个省、市儿童死亡原因进行了回顾调查。据林传家回忆，调查显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新生儿（出生28天之内的婴儿）死亡数占全部婴儿死亡数的70%。这就提示各地区：要想进一步降低婴儿死亡率，就要下力气做好新生儿保健工作。 　　

　　

　　然而，林传家表示，在开展新生儿保健的过程中，基层医疗单位保健科的医务人员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认为，新生儿疾病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不易诊断，而且病情变化快，死亡率高，因此，很难在家庭访视过程中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防治结合”。 　　

　　

　　针对新生儿疾病防治遇到的种种困难，时任北京市儿童保健所所长的林传家以防治新生儿常见感染性疾病为重点，组织开展群防群治。儿童保健所组织妇幼干部定期参加有关新生儿保健和新生儿常见病防治的业务讲座，为各区县培训了开展新生儿保健工作的骨干力量。同时，儿童保健所的同志还深入到西城区一个医院的地段内开展试点工作。“我所的同志会带同一名初中毕业生一起深入到每一个产妇家中做访视工作。每次访视时，具体指导这位学员如何进行询问和卫生宣教，如何对新生儿进行全身体格检查，具体指导家长如何正确喂养和护理新生儿。对于有病的新生儿，又陪同学员一道去进行家庭治疗。总之，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地进行传、帮、带。”林传家说，“通过一年的共同工作，这位学员就基本上能够独立地管理新生儿了。” 　　

　　

　　林传家还介绍，在实践中，儿童保健所的同志和学员一起总结出了基层医务人员能够掌握的新生儿保健的具体内容和新生儿访视常规，并将新生儿访视常规印发给各区县的妇幼干部，供他们在工作中参考。通过几年的努力，以生命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的西城区为例，1977年新生儿死亡率为5.5‰，和1953年相比，下降了80.1%，新生儿死亡原因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如今，我国的婴儿死亡率已经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07年的15.3‰。回顾这些数字，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儿保事业的先行者们，曾经在探索的路上，一步步脚踏实地的艰辛付出。　　

我的卫生防疫情结　　杨素高口述 黄 岚整理　　　　

　　1956年六七月间，我和老伴从都匀专区（现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干部学校毕业后，即被分配到都匀专区卫生防疫站工作。真巧，赶上黔南自治州　8月8日　成立，领导便把我们抽到建州筹备大会秘书处的卫生服务组，7月初就到位开展工作，主要负责代表住地、食堂、会场等各个公共场所的灭蚊、消杀和卫生监督工作。　　

　　

　　自治州成立后，专区防疫站即更名为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防疫站。当时黔南的疟疾、痢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地甲病、麻风病、丝虫病等10多种急性传染病流行猖獗，民间流传着“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汤药”的民谣。建州后，州站领导把全站医务人员编成若干扑疫小组，我和老伴先后到荔波、平塘、罗甸等县的边沿贫困山区村寨，背起粽粑叶斗篷，穿着草鞋走村串寨，为群众防治疟疾、痢疾、白喉、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1957年初黔南各县先后组建了卫生防疫站（队），我和老伴就被充实到三都水族自治县卫生防疫队（1958年3月更名为防疫站）至退休。如今已花甲有六，我在卫生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3个春秋，后又调人大工作12年。　　

　　

　　从1958年开始，全县建立以卫生防疫人员为骨干，基层人员为主体的防病灭病专业队伍。实行领导、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大打除害灭病的人民战争。现全县城乡已消灭了丝虫病、痢疾、白喉、百日咳、小儿麻痹症，大脖子病不见了，基本消灭了疟疾等传染病，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控制。在对丝虫病的普查普治工作中，我们肩上一头挑着显微镜、另一头是背包和药具，深入农村宣传科学知识、送医送药上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吃的千家饭，睡的百家床，与水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摸爬滚打在一起，每年开展各种预防接种注射达20多万人次，受到了老百姓的敬重和爱戴。在开展送医送药中，做到“宣传到位，不漏一人，送药到手，吞下再走”，为全县20多万人民身体健康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8年4月，全县对丝虫病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重点治疗。经调查发现，全县下肢象皮肿患病率占3.8.%，流行指数为28.6%，三洞乡个别村寨丝虫病阳性率高达52.5%。以三都防疫站医务人员为骨干队伍，决定实行领导、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划阶段、分战役消灭丝虫病。尤其在夜间12点以后到群众家中，打着电筒挨家逐户采血难度很大，需要耐心反复地宣传做好思想工作。深夜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有时遇着雷雨或大雪天气，甚至闪电雷鸣不敢用手电筒，我们只好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子里或在田埂上摸索慢行，有时还趟水过河去采血或送药，工作非常艰辛。经过1959年至1960年、1971年至1973年、1980年11月以后等三个大战役集中查治，全县丝虫病的阳性率降至0.09%，达到了卫生部规定的基本消灭丝虫病的指标。　　

　　

　　　1983年3月21日　，贵州省丝虫病考核验收组宣布，三都县基本消灭了丝虫病，同年　3月28日晚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三都县基本消灭了丝虫病”这一消息。　4月6日　在《贵州日》头版第二条刊载了这条消息。1984年8月，经卫生部考核验收组验收合格，同年12月卫生厅对全县201名从事丝虫病防治5年以上的有功人员进行颁奖。我和老伴亲历了三个大战役的查治工作，也同样享受了这份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