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更不是可以随意戏说、歪说和胡说的。西路军的历史虽然尘封了数十年，但并不是说党的历史没有记载，可以任人不负责人的随意评说的。

　　

　　对于某一历史件事的结论、评价是对真实历史进行严肃的、全面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凭借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学作品的情节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些人撰写的传记、回忆文章，由于他们常常对一些革命的功臣怀有偏爱之心，因此，在一些文字中，对于他们的过失往往不愿去采信，这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常常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将这些传记、回忆作为党的历史并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结论则是十分错误的。笔者在网上，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在刊上都看到了一些对西路军历史有过一些不同的评说，有的直指当时的中央军委甚至毛泽东同志。甚至说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不经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毫不相干"（见《百科知识》2004年第10期58、59页，陈铁建文）。如果说我们只用文艺作品，一些回忆录，一些特殊时期加工过的历史片断认识党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并试图影响一代人的话，那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取证偏好，许多传记、回忆录并非不实，而是出于某种原因只取有利某方面事实的"证据"，而不顾全部的、整体的事实。二是传记、文艺作品对党史资料占有不足；三是研究方法不妥，将某些文艺作品作为研究论据。正如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的文字作为对曹操、刘备等人的历史研究和考证一样。因此，作为党史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澄清这些情况，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当然，谁都不是天才和完人，世界上也没有事后诸葛亮。历史就是历史，除非你有更新的证据证明以下一些事实不实，否则以上的一些结论就肯定是轻率的。 首先，应该申明的是，西路军的失败确与张国焘路线有关系 ，并不是说西路军将士们应该承担责任。事实正好相反，正如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战士的历史功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那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然而，从领导责任来看张国焘路线肯定对西路军的失败是应该负责的。资料显示，早在 1936年月6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

　　

　　 毛泽东6月1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思来、秦邦宪、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也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全文所引均可从中国共产党正式、非正式出版的历史资料找出，本文不一一引出。）

　　

　　 当然，过去出版的历史资料是否全部属实，且不讨论，但在得出某些结论之前，应该认真研究本文所列资料，或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认识西路军历史情况。）

　　

　　 1936年9月19日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2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思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4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

　　

　　 9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9月26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大、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加、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9月26日毛泽东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指朱德）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9月26日毛泽东又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样、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同日，针对张国焘畏战，毛泽东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

　　

　　 9月27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冀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复电还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从红军战略指导思想来看，西进明显不符合中国革利益。因为红军北上抗日是得民心之举，师出有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进去干什么？"接通国际援助"的理由有牵强之处，师出无名，民众不易理解。 9月27日，毛泽东又与周思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转移正式结束。随后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作战计划"，目标是夺取宁夏，再占甘西，直至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 1936年10月16日 毛泽东在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936年10月26日，红九军、三十军强渡黄河成功，红五军、红三十一军受胡宗南部、王均部、毛炳文部、王以哲等部四路围攻，强渡黄河失败。从河边撤退，后红五军撤退至三角城后再次强渡黄河西进。26日至30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全部过河。中央确曾电令三十一军停止过河，两岸红军虽有黄河阻隔但，可进可退，中央并未有调动命令。而在 1936年 10月30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从河边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于是从31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全面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因此，西进部队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毛泽东一再告诫的"在当前-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张国焘当了耳边风。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从河边撤至贺家集、同心城这一错误程度不亚于"失街亭"。同时由于这一步错棋，使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当然，从全局来看宁夏战役的中止也并不能认为全都是由于张国焘的这步误棋造成的。当是时，1936年10月31日，由宋美龄发起的总统50诞辰献机活动在洛阳举行，蒋介石望图利用用国内外同胞捐款购买的68架美国军用飞机，给红军致命打击。这些情也是当时宁夏战役不能实施的因素之一。从党史资料多方情来看，宁夏战役中止还有许多因素，但是张国焘自作主张撤三十一军和四军于贺家集、同心城确是一大错误，不但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宁夏战役，更重要的是断了三十军、九军、五军的退路。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指挥失误，从军事常识角度来看，他客观上起到了"上楼抽梯"、"过河撤桥"、"悬崖催鞭"甚至"推瞎子跳岩"的作用。

　　

　　 1936年11月5日当天，西路军收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你部主力西进占领水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就在当天（ 1936年11月5日），张国焘也有电令西路军："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另，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右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己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可见，中央军委意见是"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这是留有后路的做法。而张国焘电意见则明显是不留后路的做法。"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实际上张国焘早已于 10月30日，已电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接通之事只是空话。三个军过河后，出其顺利，不断捷。11月中旬，三个军急速攻入、高台、临泽、古浪，并成一字摆开，成了马家军案上之鱼肉。当毛泽东11月25日得知情况后，急电指挥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11月25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应该力避如过去那样的消耗战，我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毛泽东11月25日"）；但由于孤军深入后不久即陷入重围。当然，时势变化过大也是客观原因。如以上史实不虚，在没有更新的历史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是有一定关系的。后来西路军正式组建后，张国焘确实未再插手，但西路军已步入歧途，有如一步形势严峻的残棋，一步走错谁也无回天之力，况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毛泽东也只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青年，他也不是神人。毛泽东接手后也曾请西路军考虑三个方案，其中之一便是东返。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请他们考虑：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是否有把握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能否解决寒衣、粮食问题。显然毛泽东从6月以来的电来看，都是不赞成西进的，但事已如此，他也只有听西路军负责人的意见。"将在外，他当然不能代替西路军决策。如果说他有错的话，应该坚决命令西路军东返，而不应该让其选择三个方案。但西路军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继续西进。虽然以徐向前为首的几个同志表示过异议，但由于陈昌浩的坚持，一些同志也同意西进，徐向前等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陈昌浩，他主观上也并不一定就是要坚持"张国焘路线"，他也有想忠实执行中央指示，勇敢完成中央交给的"打通远方"的任务的思想，但他对徐向前意见不予重视确实是错误的，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有战略上的，也有战术上的，有领导上的，也有指挥上的，更有环境上的、气候上的（南方同志不适应北方生活，）。既有敌人的凶恶（马家军的凶狠），也有中央指挥的不当，也有各军将士自己的失误；还有共产国际不合作（突然坚决不同意红军退入新疆）；还有信息不通，（九军电台损坏，三电台落入敌手，后中央军委从保安急迁延安十余天时间电台法联系）等等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割断西路军西渡之前和西渡之后的历史的联系，不能把过河以后的指挥全部算在中央军委的头上，更不能轻率地将失败归昝于中央军委的领导或毛泽东个人的失误，要知道九军和五军是“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的左右二膀，是毛泽东至爱子弟兵。当时，由于一些随机因素的出现，其事件因果的走向（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都不是哪一个人在当时就能事先预料得到的。

　　

　　 （司马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