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在1961年和1966年两次道过抗旱生产的典型河北遵化沙石峪生产队的情况，我下面把这两次的道简要的综合一下，是为了纪念那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火红年代。 沙石峪是个干山沟，“滴水贵如油”。一提起水，人们就像头顶烈日行走在茫茫的沙漠里。每天早晨，男男女女到大狼峪弄水，翻山越岭，往返十几里地。路上一不小心打翻了水桶，有人暗自流泪，有人号哭着要跳涧自尽。夜里，有人梦见下雨，拿着水桶往外跑，原来却是风在戏弄人！ 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群众打井了。年轻人嘀咕他：“喝，看他那股劲，好像水在下边等他哩！”其实，张贵顺满心想挖到的，恰恰不是水，而是比水更贵重、比水更需要的东西——群众的觉悟、由穷变富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几个冬天，几个春天，沙石峪人在坚如铁板的石山上，用炸药，用钢钎，用铁镐，凿成了四口水井，一个大蓄水池，十二个小蓄水池。 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大旱抗过去了；１９６１年又降下更大的灾：一连八个月，没有下雨雪；所有的水井、水池——沙石峪人十年的心血呀，干了，全干了！试种四次都没有成功，直到６月１０日，庄稼还没种上。太阳似火烧，人心像火烤。社员大会上，多数人主张立刻出发，到大狼峪提水抢种；少数人说种了也活不成，不如等老天开恩。 张贵顺在支委会上说：“天大的灾，必得有天大的决心来抗。少数人决心不大，勉强种下去，要是灾情更重，少数就可能变成多数，岂不真是‘种了也活不成’？”张贵顺也和“少数派”一起琢磨。他说：“你们看，除了提水抢种，还有啥更好的法子？”人们连连摇头。“那么，提水抢种是不是最后一条道？从坏处想，种下去可能死，也可能活；不种，岂不是光有死，没有活？凭咱过去的经验，神仙靠不得，天也靠不得，那么，咱靠谁？”“靠国家呗！咱就是靠救济粮活过来的。”“靠国家，这话不错。可是，咱靠国家，国家又靠谁？”一阵沉默。是呀，国家又靠谁呢？还不是靠咱大伙？”永泉大叔往起一站：“好吧，就是上刀山，咱也跟着上！”人心齐了，气鼓足了。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呀抬呀，从大狼峪到沙石峪，从早晨到黄昏。
太阳，好毒的太阳啊，烧得地冒烟，人冒火。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拿出上甘岭战斗的精神！咱挑的不是水，是粮食！”果然，沙石峪人赢得了丰收。单是八天内抢种的七十三亩玉米，平均亩产五百斤。山那边另一个村，和沙石峪地挨着地，因为等天下雨误了农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百四十斤。人们说：真是“不怕不识货，但怕货比货”呀！ 十年来，沙石峪人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埋头苦干，开荒三百多亩，使耕地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七百亩坡地改成了梯田，根本改变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土层由三、四寸加深到七、八寸；土质也越来越肥。 请看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粮食亩产量，自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四年间，每年平均是348斤，1952年办起合作社以后六年间，每年平均是196斤，而从前只有七、八十斤；粮食总产量，公社四年几乎跟合作社六年一般多。从1957年起，沙石峪不再向国家要粮，第一次卖粮五千六百斤给国家，1958年卖了4万斤，1959年卖了五万七，1960年卖了六万三，1961年卖了六万五。十年来，沙石峪每年平均只有183个劳力，没有机器，全凭双手，不管条件多艰难，粮食却年年增产。谈起这些，连过去最落后的人现在也总爱向外村人夸耀：“咱村的党支部可真有两下哩！” 沙石峪人用大锤砸，用尖镐凿，用双手挖，硬是把满地青石板揭去一层。为了加厚土层，张贵顺提出“社员外出不空手，每人都要带点土”的口号。十几天时间，青石板上一亩田被垫起了二尺半，总计行程1万多公里，挑土4600多担。从1966年到1971年，沙石峪共动土石方1760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1180万个，将原来2.3万块、780亩土地，改造成5020块、1200亩大寨田。 1966年周总理带外宾到沙石峪参观后，擅长赋诗的陈毅，眺望远方，触景生情，“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诗句油然而生。后来，他把这首诗写下来，留给沙石峪做纪念。 陈毅副总理1966年作诗：沙石峪遵化有个沙石峪，
漫山遍野大石头。
外村有女不愿嫁，
本峪男儿往外游。
十户百户均极穷，
野枣充饥糠不留。
数九寒天落大雪，
无衣无褐等罪囚。
自从来了共产党，
号召革命得自由。
政治翻身不满足，
经济生产再细筹。 何处来资金？
不靠上级接济与邻村，
就靠自己千百穷人身。
每人均有两只手，
还有一颗火红心。
自己劳动自己吃，
土中生白玉，
地内出黄金。 听毛主席的话，
中国靠自力更生。
按毛主席的指示行，
劳动创造世界，
无产阶级可以扭转乾坤。
从点滴做起，
一柱支大厦，
杠杆撑万钧。 古人说“人苟发愤为天下雄，
安在无土不王。”
这是封建时代的鼓吹，
在于自己往上爬，
打倒剥削者自己变为剥削者。
毛主席的指示与他们不同，
他指示的中心，
在于牺牲自己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服务，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