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57）北航“8·24”事件始未

　　

　　1967年8月24日，北航发生了打死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的严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吴仙虎是工农子弟。

　　

　　文革以来，在对待工作组和其它大是大非问题上，北航的许多高干子弟同工农子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反工作组的人们得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月20日成立了以工农子弟和中下级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北航红旗”。以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高干子弟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他们百无聊赖，有的外出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有的谈情说爱，但有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搜集中央内部斗争的消息和情，把活动转入了地下。随着父辈们受冲击越来越厉害，他们对文革开始怀疑和反感，由开始的“保工作组派”变成了“保爹保妈”派。他们对北航红旗和全国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进而对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从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开始挨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齿寒、如丧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们同社会上的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一道，开始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指责江青等人，最后发展到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你毛泽东可以炮打刘少奇，我们为什么不能“炮轰”一下你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大字一出，立即轰动了全院。

　　

　　当时我们刚翻身，北航红旗刚成立4天。作为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对李明清的大字坚决反对，但又不得不从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胆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注：事实上是毛泽东和江青让谢富治放的。）从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们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吴仙虎是北航九系学生，当时对他毫无所知。据说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极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没有参加北航红旗，更不是头头。

　　

　　多年之后，笔者才从沈如槐（清华大学414一把手）先生的书中得知吴仙虎的有关情况。原来他文革初期就“跑单帮”，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 吴仙虎自任负责人。据沈如槐书中说，吴仙虎曾带领他们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表态，企图逼迫李井泉承认自己是李明清大字的后台。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我认为这张大字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1966年11月4日

　　

　　关于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吴仙虎回学校后，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大字一鸣惊人，吴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批判和围攻。

　　

　　事过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开封串联时，因支持当地造反派，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

　　

　　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刘天章同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

　　

　　噩耗传来，北航立即炸了锅，北航红旗的战士们气炸了肺。

　　

　　当时，北航红旗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全国响当当、硬梆梆无人敢惹。我想打死刘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红旗的。当时，中央刚武装了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支枪。假如打死刘天章的人和单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主要头头们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北航红旗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8月24日，恰逢“炮轰……”大字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后来人群一轰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当时并没有死人。惟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

　　

　　历史的事实是，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会在主楼召开全体会议，所有头头们不知道东操场发生的事情。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头头们往宿舍走。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听说十二楼前批斗反革命，绕道走开了。我住十三楼，和几个革委会委员路过十二楼时，见许多学生们正在打吴仙虎。我当时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全过程情况，吴仙虎本人我也不认识。我从来反对动手打人，文革中我从未打过一个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对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红旗”的老造反们）喊道：“算了，算了，别打了，快回去睡觉吧！”一些学生把我推开，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几个头头回宿舍睡觉去了。对这件事，我虽然简单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头头），但没有最后尽到责任，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内疚。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坚决制止，一是打人的学生都是老造反，有些还是基层的头头，听不进劝。他们正在火头上，我一个革委会委员是管不了他们的；二是我个人认为群众专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打几下也可以。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思想，但我当时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意思的任何话，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打死人。天快亮时，有人叫我起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的红旗院。我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让人把吴送了校医院，吴因伤势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骂打人的学生们时，又有人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会委员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吓了我一跳，北航谁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儿子，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

　　

　　我立即告了常委们。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几个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们一块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来因观点分歧，分了手，但我对他们并无成见。我理解他们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当他们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关了一段又放回学校后，我并没有难为过他们。这点，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替我说过公道话。他们说北航头头中戴维堤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确实是死里逃生。

　　

　　学校出了人命，主要头头们皆很吃惊，韩爱晶说：“这件事同革委会没有关系，谁干的谁负责！我们没有让他们开批斗会，更没有让他们打人，谁打死人谁负责！”韩让我把此事上了市公安局和卫戍区。

　　

　　处理完后事后，北京卫戍区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4小时内交出凶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万，无人问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对北航大发脾气，主要还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经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当然是给中央文革找了麻烦，让“老家伙”们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恼火，下令抓凶手。韩爱晶立即召开革委会，研究抓凶手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韩爱晶在抓凶手问题上，是持坚决态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样，为了洗却自己和北航革委会的责任。所谓韩爱晶抵制抓凶手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一谈到谁是凶手问题上，革委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经对目击者和参与者调查，一时很难判断谁是主要凶手。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导火线是红旗战士刘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许多红旗战士有仇心理。批斗会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革委会头头们谁也不敢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并送卫戍区，但卫戍区限令半夜十二点交人，怎么办？

　　

　　韩爱晶等人主张，把参与打人者全部送卫戍区，让卫戍区和公安局去处理，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这样大约要送一百多人，这不成了示威了吗？许多人反对韩爱晶的意见。

　　

　　我建议，虽然马上定不了凶手，但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卫戍区和江青同志的尊重，可以先派代表去卫戍区解释一下，缓几天时间，等查出凶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过不了关。

　　

　　众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委员自愿当谈判代表。我是保卫部长，负责同卫戍区和公安局的日常联系，自然算一个。革委会委员匡正芳和徐佛书愿意去。为了解情况方便，吴仙虎的同班同学张平也被选中。

　　

　　我们四人正要动身，突然革委会女常委杨瑞云说：“戴维堤最好不要当正式代表。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性格脾气好的人去办，戴急性子，别把事情办砸了。”

　　

　　众人同意杨的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负责送他们去卫戍区谈判。

　　

　　我调了车赶到卫戍区时，正好半夜十二点。

　　

　　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郑重说明了北航革委会的决定，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我们有诚意，为了尊重卫戍区，我们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同你们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我说：“你们谈吧，我等着！”

　　

　　一会儿卫戍区来了辆小轿车，让代表们上车，匡正芳、徐佛书和张平随哈斯上了车，立即开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当了，哈斯把我给涮了。我急得在卫戍区门口大喊：“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我立即乘车返回了北航，向韩爱晶等人告了情况。韩爱晶一听，笑着说：“你们走后，我们就议论，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们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时回不来，所以未让你去。算了，这事我来处理吧！”

　　

　　我不领情。人是我送去的，许多人都会骂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放？我要返回卫戍区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来了，陪着他们坐牢。韩让我别蛮干。

　　

　　第二天，我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结果，匡正芳、徐佛书、张平三人被关进了宫德林看守所（这里曾关过溥仪），受到了极不友好的待遇，徐佛书和张平因解释被打得鼻青脸肿。7天之后，韩爱晶请谢富治写了一张条子——“若果真不是凶手，可以放人。”我拿着条子去要人，卫戍区只放了匡正芳、徐佛书。张平因在监狱里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被当作凶手和人质仍关着不放。

　　

　　张平的老父亲从东北老家跑到北航来要儿子，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又哭又闹，搞得我没法工作，后来还是找谢富治写了条子才放了出来。张平被关了7个月零7天。

　　

　　那位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也犯了错误，被关了起来，不知真情如何。

　　

　　后来，工、军宣队进驻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8·24”事件的全过程。

　　

　　李明清、吴仙虎二位同学是好同志，他们不该死。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愿他们的冤魂安息。而文革中被保守派打死的我北航红旗战士刘天章、周锡坤同学，我也借此书也向他们默哀，祝他们安息。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58）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7.20”事件之后，北航红旗象全国造反派一样，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煽动指使下，干了一些对彭德怀、徐向前、徐海东、陈再道等老帅、老将们不尊重、不礼貌的勾当，这是事实。（注：有些事情仅仅是个别头头和个别人干的，但最后都加到了北航红旗头上。）但北航红旗死保聂荣臻、肖华和杨、余、傅，以及认为应该保的人，这也是事实。韩爱晶说，中央让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不能唱反调。中央一旦解放了谁，我们立即保，对他们的子女立即照顾。对有些已被当时群众组织打倒的人，只要我们调查清楚没有大问题，就大胆地保，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打倒一切”，我们不可能”打倒一切”。

　　

　　北航红旗要保起某个干部来，那也是不含糊的，甚至一保就把他保上天安门城楼。

　　

　　196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在组织部办公室的沙发上正要睡觉，忽听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开门一看，是作战部的一些人抓了人来了。只见几个头上蒙着麻袋的人被推进了韩爱晶等人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一打听，被抓的人是张体学（湖北省委书记）和穆欣（光明日总编辑）等人。之所以抓张体学，是想通过他了解有关武汉事件和湖北省委的有关情况，至于穆欣，可能是抓错了人，很快就放走了。

　　

　　文革中，北航红旗陆续把一些老干部“抓”到北航保护了起来的。这些行动，大都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打电话指示的。

　　

　　由于这种事不归我管，我便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韩爱晶的办公室。 韩的办公室没有锁，里面仅有一张桌子和一张上下床。我一进门，吃了一惊，只见韩爱晶在上床，张体学在下床，两个人的手用一根线绳连接着，正在呼呼大睡。后来才知，韩同张体学聊了一晚上，刚刚睡下。韩爱晶怕张体学逃跑或跳楼自杀，用一根线绳拴住张体学一只手，另一头拴在自己手上，但为了照顾张体学，他让张睡下铺，自己睡上铺。这种小孩儿戏如不是我亲眼所见，是绝对不信的。后来我们取笑韩爱晶，你也不怕张体学勒死你。韩爱晶笑着说：“君子之交，不打不相识，意思到了就行了。”

　　

　　张体学是韩爱晶下令从武汉在京群众组织处抢来的。对张体学本人，北航红旗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上面”让北航“抓”他，就把他“抢”来了。韩爱晶干过一些错事，坏事，但也干过好事。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胡说八道。

　　

　　张体学当时已被湖北许多人打成“黑帮”，整天挨批斗。他是红小鬼，老红军出身，没什么大辫子可抓。他向韩爱晶详细介绍了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的过程和经历，也谈了湖北省委和武汉一些情况。他反复向韩爱晶说明，自己从未被捕过，决不是叛徒，希望革命小将相信他。文革中的老干部，最怕被说成叛徒。只要不是叛徒，都问题不大，早晚会被解放。

　　

　　韩爱晶相信了张体学的话，对张体学十分同情。他让学生们好好照顾张体学 。文革中，没有一个造反派是真正打倒一切的，也没有一个保守派是一切都保的。有打有保，有保有打。所以后来中央有人说，造反派、保守派都是文革派，都不是好东西，还是消遥派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执行起来，就不一样了。

　　

　　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事告诉了我们，记得他说：“看来张体学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我们不能把毛主席手下的老干部都打倒了，那样不就把毛主席架空、孤立起来了吗？”这话出自韩爱晶的口，确实不简单，可能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吧！

　　

　　韩爱晶给张体学出主意，让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一个检查，态度越诚恳越好，把工作中的错误上纲上线，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然后恨恨地骂自己一顿。另外，一定要表示如何如何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表示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张体学唯命是从，很快写好了信，韩爱晶帮他修改了一下，让张体学签了字。

　　

　　不知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信交给了谁。反正不几天，周总理就派人把张体学接走了。国庆节那天，被湖北某些人打倒的“黑帮”张体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注：后来张体学当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

　　

　　59）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类似的事情，本人也干过一次。

　　

　　1967年春夏，北航红旗把河南省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接到北航，保护了起来，其中有刘建勋、纪登奎等人。

　　

　　刘建勋文革前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北航住了几天后就被中央接走了。他先当了几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很快又调回河南任省革委会主任。

　　

　　纪登奎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他和毛泽东主席有历史上的缘分和情节。作为史料，值得介绍一番。

　　

　　纪登奎原姓籍，参加革命后改姓纪，1923年生于山西武乡县丰州镇松庄村，１９３８年４月入党。曾任冀鲁豫第九地委抗联副主任兼中共滑县县委副书记,冀鲁豫第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兼平阴县委副书记，鲁山县委书记，中共伏牛山第二剿匪指挥部工委副书记。１９５０年２月任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１９５２年４月，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１９５４年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后兼任厂党委书记。１９５９年１月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３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兼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

　　

　　１９５１年春，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当时，纪登奎作为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见到了毛泽东。纪登奎向毛泽东介绍了许昌地区的有关情况。在汇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回答：挨过两回整。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挨点整有好处。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他向毛泽东简略地说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问：那么，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说：整过。

　　

　　毛泽东又问：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吗？

　　

　　经登奎稍一怔，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盯着纪登奎，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事后，有人认为这番话是毛泽东在考试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总的说来，纪登奎的汇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并对他有了较好的印象。

　　

　　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年仅２８岁。

　　

　　１９５３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对当时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说，要听纪登奎的汇。于是，纪登奎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专列，向毛泽东汇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向毛泽东告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统计数字，很难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搞调查蹲点回来，对该合作社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纪登奎就把该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全面、详细的汇，并且圆满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这次谈话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纪登奎的好印象。

　　

　　纪登奎和尹聚平的父亲（我的岳父）蒋中岳较熟。蒋中岳1937年2月受党组织的委派去濮阳、滑县一带恢复了共产党组织。1938年后，纪登奎任过滑县县委副书记。后两人都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还有万里、赵紫阳等人）。解放后，两人都在河南省工作。1962年纪登奎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蒋中岳是省劳动厅长。1959年反右倾时蒋中岳、纪登奎等人因反对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浮夸风、同情彭德怀被打成右倾分子和反党小集团成员，蒋中岳还被撤了劳动厅长的职，发配到新乡当了厂长，差点被开除党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活活饿死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吴某某一面对中央封锁消息，一面继续大搞浮夸风。当时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的纪登奎等人冒着风险，如实向中央告了河南的严重灾害情况。毛泽东看后，拍案惊奇，对纪登奎印象很好，并在告上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注：文革中这九个字加上“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了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此后，毛泽东一直称纪登奎为“老朋友”，并多次接见纪登奎。

　　

　　以上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文革开始后，纪登奎等人被河南一些群众组织打倒了，几乎天天被批斗，“坐喷气式飞机”。有时一天批斗几十次，但他都能”正确对待”，每次被批斗后都“ 哈哈一笑”。后来毛泽东路过河南时接见了他，并夸奖他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毛泽东还当着许多人的面学过被揪斗时“坐飞机”的样子，引得众人大笑。毛泽东离开河南后，仍有一些群众组织揪斗纪登奎。1967年夏，他和河南一批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来到了北京，被北航红旗保护了起来。

　　

　　韩爱晶等人让我找几个学生，负责河南这些干部的吃饭、安全问题。为了怕河南群众组织来抢人，我把这些干部安排在有解放军站岗的主楼里，每天派学生打饭给他们吃。学生食堂的伙食很一般，早上全是粗粮，纪登奎他们心情不好，吃不下饭，只是拼命地抽烟。我就让学生们拿他的钱去街上给他买很普通的香烟和点心之类。

　　

　　我见纪登奎整天拼命抽烟，心情不好，就劝他说：“老纪，毛主席不是很喜欢你吗？你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封信，作个检查，我们给你送上去。”

　　

　　纪登奎一听很高兴，立即开始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

　　

　　正巧，那天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给韩爱晶送来了一张请柬，韩有事让我去参加。

　　

　　中科院成立革委会，周总理一定会出席。我立即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说：“老纪，我要去开会，很可能见到总理，你写信来不及了，赶快简单地写个条子，我替你交给总理。”纪登奎赶紧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主席，总理：我是纪登奎，我现在北航革命小将手里，我万分希望能见到主席和总理，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主席、总理说。

　　

　　条子就这么简单，纪登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调车赶到中科院会场时，已经迟到了。我凭请柬进场后，见主席台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坐到了主席台最后一排。不一会儿，掌声响起，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等人来了，坐在了主席台第一排中央。我正想如何去见总理，真是无巧不成书，周总理的秘书正好坐在了我旁边，我把纪登奎的信交给了他，秘书记下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的“大红旗”来到了北航，总理秘书找到我，说是总理让他来接纪登奎。我立即跑到主楼大声地喊：“老纪，老纪，总理派车接你来了，快点走！”纪登奎当时激动得要命，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和同学们把纪登奎送上了总理的汽车。

　　

　　很快，纪登奎就解放了。１９６７年８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１９６８年１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６９年４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６月调中央工作。１９７１年３月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１９７３年８月，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１９７５年１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７７年，任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自从那次送走了纪登奎后，我后来再没有见过他，也从未去麻烦过他，包括挨整受冤枉的时候。倒是我一个分到北京空军的老同学（给纪登奎打过饭，买过烟）后来因工作调动的事托我找他帮忙。我给纪登奎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当时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他，很痛快地给办了。

　　

　　纪登奎后来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调动八大军区司令的命令时，闹过小小的笑话，只写了任命书，未免去原职务。毛主席去世后，纪登奎等人指挥唐山地区和全国抗震救灾工作，整天累得满头大汗。１９８３年后，邓小平上了台，所谓的毛派干部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陆续被赶下了台。还好，每个人都保留了饭碗。原副总理纪登奎当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潜心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为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１９８８年７月，纪登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６５岁。

　　

　　纪登奎等人下台的内幕，小老百姓就不必多说了，也说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当时保纪登奎等人是无罪的。

　　

　　60）“红航一号”诞生记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合法地掌管了北航的一切权力。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领导全院师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行所谓的“斗、批、改”。

　　

　　1967年夏季，中央军委和空军通过国防科委向北航下达了为空军研制高空、高速靶机的光荣任务。北航革委会把该项目命名为”红航一号”，由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仇北秦挂帅，成立了由革委常委屠海鹰、李乐和刁震川、王敬明（刁、王都是三结合老干部，原北航副院长）、唐邑（二系主任、航空专家）、革委会委员李明启、何凌书、张奎宾等人参加的“红航一号”指挥部领导小组，组织精干的科研力量进行设计、研制并在北航附属工厂总装车间生产。

　　

　　作为国防科技院校，北航文革前经常承担大大小小的航空、航天军事科研项目。早在1958年，北航师生就自己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北京一号”并飞越了喜马拉雅山。实事求是地说，比起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等许多重大项目来，“红航一号”算不上重大工程项目。但是，当时是在文革中，全国武斗成风，许多单位的科研、生产几乎瘫痪。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绝对找不出第二家像北航这样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大学来，更不要说承担军事科研项目了。

　　

　　当时的事实是，一些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和群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相关专业的教授、教师立即成了宝贝。许多人积极名参加该项军事科研任务，以此作为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心的好机会。因为一旦被批准参加“红航一号”的研制工作，就说明自己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作为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我参与了“红航一号”主要参战人员的政治审查。我例行公事地查阅了每个人的档案，没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一律放行。

　　

　　我负责“红航一号”研制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了保证“红航一号”的研制成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防止泄密和阶级敌人的破坏——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向北京卫戍区请示告，为北航附属工厂增加了一个解放军岗哨。我又派“红武连”的学生们在工厂周围加强巡逻，保证万无一失。

　　

　　但不久，就出了大事。

　　

　　当“红航一号”正处于紧张的试验阶段时，上级有关单位通知我们，“红航一号”总装车间的现场照片和“中共研制新式武器”的道出现在了香港的纸上。国防科委的领导非常恼火，责令北航革委会严查此事。

　　

　　我一听此事，惊呆了。韩爱晶等常委们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作为组织保卫部长，“参战”人员是我参与审查的，现场是我负责保卫的，出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罪责难逃。

　　

　　我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调查。据有人反映，一位参与研制的二系教师曾经带照相机进入总装车间，并说他家楼顶上有天线一样的东西。我立即对该教师进行了询问和审查，并搜查了他的家、楼顶和办公室，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也矢口否认自己决没有也不可能泄密。有人主张把所有可疑人员一律审查和逼供，我和头头们制止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此事成了无头案，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没有造成其他重大损失，但这是我的严重失职和无能。事后，我自己向革委会和国防科委写了检查，请求处分，最后也不了了之。

　　

　　事到如今，对天发誓，在这件泄密事件中，我们始终没有对该教师进行逼供，更没有打他一下，尽管当时打他几下事出有因。就这样，作为北航红旗的保卫部长，我保持了文革中从未打人的“吉尼斯”记录。

　　

　　“红航一号”在北航革委会的领导下，继续研制、生产，经历了失败，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向空军提交了高水平的新式靶机，受到了中央、国防科委和空军的表扬。这是参与研制、生产的广大教师和员工的功劳，北航革委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我本人是有过之人。

　　

　　需要指出的是，北航研制“红航一号”，是在全国乱成一团、大部分高校两大派对立严重甚至武斗成风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时北大、清华等学校的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正在造炸药，造手雷弹，造装甲车等，准备炸大楼，炸高压线杆，炸对立派。在这样的形势下，北航革委会能够领导组织北航师生员工为部队研制出新式武器——尽管不是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笔者不得不交待清楚，因为后来在某些人的眼里，北航革委会是“坏人篡党夺权”，北航红旗简直就是“反革命组织”，北航红旗的头头和积极分子全是坏蛋。某些“胜利者”在写北航历史的时候，站在派性的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尽歪曲、夸大、污蔑之能事，并口口声声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区”，北航红旗没干一件好事，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难以服人。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强权者所涂鸦。北航红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61）武光问题真相

　　

　　北航红旗对老院长武光的保与批，需要让历史说话。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和经过。北航一些同志武断地说北航红旗迫害过武光，有失公允。

　　

　　北航许多人应该知道我是第一个保武光的。本书前面已有诗为证，对武光没有感情写不出那首诗。北航红旗一开始也是保武光的，没有人反武光。武光后来在新疆被打倒后，被人“揪”到了北京。开始住在北大，我和头头们派人去把武光接来，藏在北航保护了起来。

　　

　　听韩爱晶说，康生说武光是好同志，我们党象武光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应当好好保护。我们本来保武光，听了康生的话，很高兴，对武光照顾得很好。由于北航红旗的保护，新疆方面不敢抢人，武光同志免受了许多苦难，这是历史的事实。

　　

　　后来，还是这个康生，在飞机场送外宾时对韩爱晶说：“武光是大叛徒、大特务，你们怎么还保他？”韩回来一说，我们都气坏了，大骂康生出尔反尔，不是东西。由于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一直对他有看法，只不过不敢公开反他而已。

　　

　　我们对康生的话半信半疑，阳奉阴违，决定继续保武光，走一步算一步。

　　

　　不久，卫戍区来人找韩爱晶要武光。韩爱晶说不了解情况，让找我。我一口咬定武光不在北航，早就被新疆的人抢走了。当时北航上上下下的人都保武光，不愿武光被卫戍区拉走。卫戍区来了两次人，都被我顶回去了。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说不定康生又出尔反尔，说记错了，武光不是叛徒、特务，这不就行了吗？

　　

　　卫戍区的同志从北航某些人口中知道武光就在北航，便上了谢富治，不知北航是谁告的密？于是谢富治给韩爱晶打电话阴阳怪气地说：“我派人去要武光你们不给，你们北航红旗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要我这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亲自出面才给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武光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我知道北京卫戍区对“黑帮”的“监护和监管”是怎么回事，贺龙、彭德怀不就是被监护死的吗？

　　

　　后来，迫于康生的淫威，为了洗却保“大叛徒、大特务”武光的罪名，北航主要头头们在没有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研究讨论的情况下，在院内提出了“打倒武、周、程、王、张”的错误口号，并把武光拉回学校批斗了几次。尽管“北航红旗”对武光恨不起来，批判纯粹是例行公事，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武光和其他北航老干部的迫害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1968年春天那次在体育馆批斗武光，我得到消息后，又一次出面保护武光。本来“斗、批、改”方面的事情（如专案组和批斗会之类）不归我管，但出于良心和不放心，我怕武光在会上吃苦头，便利用职权跑到会场对有关人员说：“不准武斗，否则后果自负。”并在众目睽睽下跑上台去对武光小声说：“例行公事，你不要怕，没人敢打你”。

　　

　　以上情况，绝对是历史的事实，说表功也可以，因为那是客观存在。

　　

　　武光同志后来被关押审查了整十年，受了不少苦难，1978年返回北京，平反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前几年他写的文革回忆录《不是梦》，详细叙述了他在文革十年中遭受的迫害，内容十分客观和感人。近年每逢北航校庆会时，武光老院长都出来与北航校友们合影留念。如今，他年事已高，笔者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最后提及，近几年，作为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家，象许多有理想有良心的老干部一样，已是耄耄老人的武光同志仍在时时、处处关心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对于某些人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稿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行经和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他老人家痛心疾首，慷慨陈词，强烈反对，并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看看某些整天大骂文革大骂毛泽东的所谓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包括北航）的随波逐流、贪污腐败、数典忘祖、为了个人既得利益不惜出卖良心和灵魂的丑恶嘴脸，谁是雄鹰谁是鸡，谁是战士谁是叛徒，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62）砸“八.一”大会

　　

　　1967年春、夏，在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中，北京出现了一股反总理的逆流。以大学里的几个思想极左的学生组成的“516 兵团”，给周恩来贴了许多大字。社会上一些人建议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9月9日）为建军节，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贺龙等人领导的。”

　　

　　对此，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八一”在前，“ 秋收”在后。是“八一” 首先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有关中央首长出席，周总理来了，江青等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到会。

　　

　　北航红旗派了六百人参加会议。韩爱晶说，今天这个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什么人都有，成份比较复杂，要求我把人马安排在主席台下面，保卫好主席台。

　　

　　大会发言一开始，我就听出苗头不对。

　　

　　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 秋收起义” 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 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 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 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不断有人高呼：“ 砸烂八.一！”“秋收起义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时我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非常激动和气愤。谁都知道，“八.一” 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这次大会明显的是对着周总理来的。我心里顿时为周总理捏了一把汗。

　　

　　果然，几个发言者调子皆大同小异，主张立“秋收起义”为建军节，废除“八.一” 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乱起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要抢话筒，台下有人要冲上主席台。大会组织者不知是谁，一个劲地要大家安静，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文革中，凡有中央首长参加的大会，从来没有这么乱过。我立即通知北航红旗的学生们把住两个出入口，防止意外。

　　

　　实事求是地讲，北航红旗也好，韩爱晶也好，都是保总理的。韩爱晶常说：“周总理是全国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支持我北航红旗的。没有周总理，全国就乱了套了。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对周总理。”这是历史的事实。至于我个人，始终对周总理非常钦佩，又加上总理亲自为我平了反，即使从个人利益上说，我也绝对是死保总理的。

　　

　　我们同意参加这个大会，是为了纪念秋收起义，但没想到有人要砸“八.一” 。我们事先不知发言者和组织者的目的和宗旨，否则，北航红旗不会参加这个大会。我心里直埋怨韩爱晶。

　　

　　这时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会场很乱，他们也害了怕。我看到韩爱晶走到周总理面前，不停地同总理讲着什么。大概是向总理解释什么还是劝总理离开会场。据后来韩爱晶说，他是请示总理要不要拒绝参加这个会议，立即离开会场，总理没有同意。

　　

　　这时，大会组织者请总理讲话。

　　

　　总理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讲话。会场静了下来，韩爱晶和蒯大富紧紧地站在总理身后护着总理。

　　

　　据我所知，凡是参加这种大会，总理的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不上主席台上，一般也没有必要。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走下金水桥，乘敞蓬汽车从红卫兵人群中穿过，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今天我为总理捏了一把汗。今天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我仅带了六百个人来，万一出现情况，有人捣乱，上万人一乱起来，不好控制。我也真想让总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总理的声音有些嘶哑和颤抖。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紧急赶来的。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非常好的，我坚决支持这个会议。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但‘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砸……”

　　

　　这时会场里突然有人喊：“周恩来下去！” “我们要见江青同志！” “我们要见毛主席！” 会场顿时又乱了起来，一些人的狂叫声压倒了总理的声音，他们不让总理讲下去。

　　

　　我大吃一惊。文革以来，我可说什么场面都见过，唯独没碰上过这种场面。这不是公开反总理吗？这还了得！这算他妈的什么造反派？大会组织者和叫喊的人是些什么人？若这个会在北航召开，我定会让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把他们全抓起来，可这里是工人体育馆，不是我们的天下。

　　

　　我立即让北航红旗六百名学生全体起立，组成了人墙，把主席台包围了起来。为了镇住一小撮人，我叫人把北航红旗的大旗举了起来，并带头高呼“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北航红旗坚决拥护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 我一喊，北航学生和会场上的群众也跟着我喊起来，一下子把一小撮人的气焰压了下去。当时，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如果有人胆敢上去揪斗周总理，我和红旗战士们绝对把他打翻在地，揍个半死，别的，我顾不得了。在保总理问题上，我决不含糊！

　　

　　周总理继续讲话，出乎我意料，总理下面的讲话令我大失所望。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

　　

　　“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由于我没法看到总理讲话的原始录音（可能没有录音），仅凭记忆，上述总理的讲话可能略有出入，但几句关键的话确凿无误，撕开了衬衣绝对是历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被惊呆了，会场上群情激奋。“誓死保卫周总理！” 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愤怒地谴责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破坏大会的行为。主持大会的人见没法再开下去，便草草收场。顿时，人群拥向了主席台。

　　

　　说时迟，那时快，我带着北航红旗的学生们冲上了主席台，把周总理紧紧地保护了起来，并护送着总理退场。

　　

　　那天负责警卫的卫戍区的战士们离得很远，他们可能未遇到过这种场面。面对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的群众，他们近不了身，干着急使不上劲。我几百名北航红旗战士护卫着周总理，成千上万名群众围着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下了主席台，好不容易出了体育馆。啊！只见体育馆外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望不到边。当时我没有受过警卫业务训练，也不会武术，但我知道，这种场面什么也用不上，只靠我20多岁小伙子的身躯和一颗红心护卫着周总理。我面对着总理，向后倒退着，指挥学生们开出一条走道。我对着一个当兵的大喊：“快把总理的车调过来！” 我当时急于要把总理护送上汽车，让总理尽快脱险。

　　

　　现在不记得当时在场的卫戍区负责人是谁了，是傅崇碧，李仲奇，还是其他首长？我估计他们当时也吓坏了，恕我不恭。

　　

　　关键的问题是人群中有反总理的坏人。

　　

　　周总理的“大红旗” 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过来。我正要护送总理上车，不料总理不肯上车。他向人群不停地挥着手，点头微笑 ，不停地同人们握手。伟大的周恩来，他此时的心情我明白，他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掉，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众，他不相信有人会害他，但作为我们，作为总理临时的保卫人员，我却不能不高度警惕，以防万一。这时，我看见远处卫戍区部队的战士们一队一队地开了过来，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这时，周总理大声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怕嘛！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群众嘛！我周恩来问心无愧，我不应该害怕群众嘛！现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他朝旁边挤过来的卫戍区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搞一点吃的来，我和大家就在这里吃一点晚饭怎么样？”大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这时，周总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后来知道总理那天已经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已经累坏了），我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外围是官兵们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不一会儿部队拉来了供战士们吃的几大木桶盛着的稀饭、馒头之类，总理要了一小碗稀饭，我也要了一碗，陪总理喝了起来。

　　

　　就这样，公元1967年9月9日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们一起喝稀饭，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我和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敢说，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越王勾践身陷敌手后为了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外，周恩来此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据说周总理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降半旗致哀，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犯了许多错误，我也不是白璧无瑕，这点，我从不否认。但是，起码在对待周总理，保卫周总理方面，我们问心无愧，无可指责。

　　

　　文革中，北航（不光北航红旗）没有一个人反总理。文革中红卫兵的形象，不单是军装、皮带加皮鞭的形象。历史就是历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点，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当事人，都应尊重历史，而不应胡说八道。

　　

　　63）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1967年夏，北航红旗内部有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国际红卫军” 的秘密组织，公开的宗旨和口号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推向全世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实际上是反林彪的。主要人物叫白晓宏、曹伟康，二人皆是干部子弟，平时关心政治，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激进和活跃。他们认为，文革以来林彪的表现和言论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怀疑。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地赞扬，而是别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许多话是明显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辩证法。林彪的心术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捣鬼；林彪军权在握，靠吹捧毛主席成了接班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林彪当了中国一把手，许多人要人头落地，全国非大乱不可；林彪才是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看错了人，树林彪当接班人是极大的失策，早晚要吃大亏；在中国，绝对不能让掌握枪杆子的人当一把手……白、曹二人秘密地向许多人特别是北航红旗的头头们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北航红旗已经成了“保皇派” ，成了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怀里的“阿斗”，不再继续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继续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揪出来示众。那样，北航红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会受到全国、全世界的赞扬和佩服……

　　

　　据我所知，北航红旗有好几个头头对白、曹二人的观点表示了默认，起码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和制止。其中革委会副主任田东竟然赞同和支持白、曹二人的观点，并秘密介入了他们的行动。例如，为了验证林彪某一天是否上过天安门，田东曾带领白、曹二人专程拜访了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周某某。

　　

　　由于我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和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白、曹二人也偷偷地向我散布过他们的观点，但因我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先进的境界，对林彪的认识还同芸芸众生一样，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劝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怀疑一切，不要到处散布这些观点，以免惹是生非。由于白、曹二人是北航红旗的“老造反”，同我很熟，出于派性，我不可能出卖他们。

　　

　　当时的中国，“公安六条” 有明文规定，反林彪绝对是反革命，要抓起来坐牢的。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白晓宏、曹伟康二人反林彪和北航红旗头头态度暧昧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有人开始发难，让头头们交待清楚。如此发展下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等头头们看事不好，立即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统一口径，并立即把白、曹二人的情况上了北京卫戍区。很快，卫戍区就来人把白、曹二人抓走了。上车时，常委中有人还打了他们几个嘴巴。

　　

　　作为保卫部长，这事本来归我管，可能因为事情太严重，太突然，韩爱晶和主要头头们没有让我处理，我也乐得做好人，一身轻松，两袖清风。

　　

　　1968年春，白晓宏和曹伟康在卫戍区被关了半年之后放回了学校，按照上面指示，回来劳动改造。我安排他们在学院绿化队劳动了一段时间。按常规，二人应开除学籍或留校查看。同样是出于派性，我丝毫没有为难他们。后来我毕业了，白、曹二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估计在后来的抓“5.16”运动中，二人日子不会好过。但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二人肯定已彻底平反。

　　

　　关于北航革委会副主任田 东，后来在革委会会议上作了检查，受了大家的一致批判，并写了检查交代材料。值得说明的是，我当时奉常委们之命，曾负责整理过田东的交待材料，并以北航革委会名义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田东的事，尽管是奉命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北京市革委会没有下文，田 东也没有受什么处分，继续当他的常委。

　　

　　但是田东毕业后抓“5.16”时被整得很厉害，直到林彪摔死后才平了反。我借此书再一次向田东老同学和战友表示诚恳地道歉。

　　

　　64）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196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航南操场演电影。几个男女学生抓到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扭送到保卫部。我一看，是四系的主任周国怀。

　　

　　周是航空材料系主任，中国的航空材料专家，他了解国家的大量航空机密。周当时40多岁，风流潇洒，不知怎的，看电影时不老实，被女学生们当场捉住了。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扶不起来的“天子”。据我回忆，他好象还是北航红旗的成员。

　　

　　周一见到我，羞得立即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我为他难为情，说：“唉呀老周，你怎么搞的？”

　　

　　我让周回去写检查，并通知四系革委会，让他们批评一下就算了，不要再声张了。

　　

　　我认为我的处理没有错误。

　　

　　谁知过了几天，周国怀的爱人，政治教研室的吴老师哭哭啼啼地来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亲爱的妻，我对不起你，我到天涯海角去了，不要找我……”

　　

　　这显然像一份遗书，我看后，半信半疑。据我所知，四系确实没有怎么难为周国怀。但这种事，传得很快，堂堂的系主任耍流氓，确实不好见人。我估计周国怀可能出去躲一段时间，等事情被人淡忘了，就回来了。周同爱人关系很好，但没有孩子。我安慰了吴老师一番，让她不要着急，等几天周国怀就回来了，有消息随时告。

　　

　　我当时年轻，没有经验，因不是政治问题，此事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加上工作太忙，我没把这事放在心里。

　　

　　不料几天之后，北航革委会突然接到了厦门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电话，说有一个叫周国怀的北航教师，在鼓浪屿海滩洗澡失踪，岸上留下衣物、手表及工作证等物品，请速来人处理。

　　

　　我大吃一惊，立即调阅了周国怀的档案，一看，把我吓坏了。

　　

　　周国怀生于台湾，厦门集美中学毕业，在学校时是游泳冠军……

　　

　　大事不好。我立即告了常委，常委们决定让我亲自带人立即到厦门寻找周国怀，并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革委会写了紧急告，上了国防科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情部等单位，希望提供敌情通，尤其是台湾方面的有关反应和信息。

　　

　　我马上挑了两名得力助手，带了有关证明、证件、枪支等，乘火车直奔厦门。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乘飞机，后来才知，乘飞机也晚了。

　　

　　两天之后赶到厦门，顾不得休息立即赶到了厦门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把周国怀的衣物和工作证等交给我们，经验证，确系周国怀的东西。

　　

　　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介绍，那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鼓浪屿山顶上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发现海滩上有一个人脱了衣服下了海 。他认为是游泳者，因当时气温还能游泳。不料此人一直往深海里游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对面就是敌占岛 大旦、二旦、三旦，水性好的人完全可以游过去，不过我方岸上有巡逻哨，海里也有我巡逻艇来回巡逻。

　　

　　我们去了现场，拍了有关照片。果然，站在海滩上，能看见对面的敌占岛 ，据说阴天又无雾时，肉眼能看见敌占岛上的蒋军跑步。

　　

　　看来周国怀很可能是叛逃了，只是不知道是否叛逃成功，若叛逃成功，我方损失就大了。

　　

　　我们想去水警区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但是，正赶上厦门两派武斗，枪声不断，为免意外，我们放弃了找部队的打算，去集美找周国怀的姐姐了解情况。

　　

　　出事才几天，当地群众组织己行动起来，周国怀姐姐家门口贴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内容都是周国怀投敌叛逃内容，并勒令周的姐姐和亲属老实交待问题。周国怀的姐姐向我们哭诉说，周前几天回来一次，说是学校派他到厦门出差，顺便来看看她，没有任何迹象要走绝路。谁料前几天，突然来了一些人，说我弟弟逃到台湾去了，让我交待问题，家也被抄了……

　　

　　由于事关重大，暂不能定论，在台湾方面没有准确消息的情况下，暂不宜定为叛逃。为了保护周国怀姐姐家的安全，我认为应当按政策办事。于是，我给周国怀姐姐留下了一份盖有北航革委会和北航红旗公章的证明：

　　

　　　鉴于我院教师周国怀下落不明，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在问题未定论之前，不宜以叛逃台湾论处，其家属不应以反革命家属论处。希望当地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负。

　　

　　北航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 戴维堤1967年11月8日

　　

　　由于厦门两大派武斗，到处枪声不断，我们的调查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我们乘船绕道樟州，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过了几天，收到了周国怀姐姐的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说我留下的东西真管用，当地群众组织看了后，便不再找她的麻烦了。

　　

　　后来，北航又二次派人赴厦门调查。从有关方面得悉，周国怀下海后的第二天，我方人员用望远镜发现敌占岛上蒋军从海里打捞上一具“尸体”，另外，台湾方面对此事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文革中，只要大陆有叛逃去台湾的人，台湾方面就会用高音喇叭大吹大擂，宣扬他们的胜利。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周国怀可能已淹死，但这不是唯一的结论。我代表革委会把上述情况告了国防科委等上级单位，上级方面认为我们的处理和分析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当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事后诸葛亮，我有许多失误。一是应当把周国怀关进牛棚，这样总比跑了好；二是应当马上查看他的档案，若知他是台湾出生，且会游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北航；三是应当乘飞机去厦门；四是应当想尽一些办法同驻军联系上，乘巡逻艇去敌占岛附近转一圈，实地考查一下，顺便开开眼界。

　　

　　其实周国怀给他老婆的遗书里写的“天涯海角” 可能就是指的台湾，只不过当时我太笨，没有看出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按现在的法律，我认为周国怀只能定为“失踪”，而不能定为“叛逃台湾”，因为证据不足。

　　

　　65）朱东的故事

　　

　　朱东，本名朱进选，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朱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64年高考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大学期间，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决心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1966年“文革”爆发后，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朱东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运动，参加了“北航红旗” 红卫兵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分子。朱东博览群书，尤其是马列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多，知识面丰富。他口才很好，讲话旁征博引，极富煽动性。不久，他厌倦了学校和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回到了原籍老家，深入到工厂、农村，发动工人、农民和老干部成立了数十万人的群众组织”河南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简称“河南共运团” ）。

　　

　　作为贫农的儿子和共产党人的后代，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朱东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极其崇拜；他对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发动农民起来闹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分钦佩。他认为，建国以后，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革命必须给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带来好处和实惠。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能最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革命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经常在大会上宣讲，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农民温饱问题，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那是扯淡；中国大部分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统统打倒；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县级以下没有走资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永远没有顶峰。他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攻击”林彪是别有用心。他曾经讲，“热爱毛主席要凭行动，光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符合辩证法，人能活一万岁吗？”

　　

　　朱东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变成了河南“共运团” 的行动纲领，受到了当地几个县数十万干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有人很快添油加醋地把河南” 共运团” 和朱东的事反映到了中央。

　　

　　首先是林彪“发难”，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批示：河南” 共运团” 是极其危险的反革命组织，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

　　

　　1968年1月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安部军管会派人急赴河南，把正在大会上讲演的朱东逮捕并用专机押回北京，关进了专门关押政治要犯和大人物的秦城监狱。

　　

　　作为朱东的同学和好友，作为“北航红旗” 的主要头头，我们不相信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 ，但我们当时没法保护他，因为他是“钦定”的“要犯” 。

　　

　　开始给朱东罗列的主要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密谋组织几万老干部和几十万工人、农民起来暴动。”专案组如临大敌，对朱东展开了严厉地逼供信并追查他的后台。

　　

　　朱东在秦城监狱中一直关押了八年，受到了非人道地折磨。笔者访问他时想请他讲讲当时所受的苦难，但他哈哈大笑：“八年了，别提它了！” 随后，他严肃地说：“自1968年1月2日至1975年12月30日我整整被关押八年之久，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巨大地打击，几乎要把人的精神撕得粉碎。但是，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无所畏惧。八年的牢狱之苦，可想而知，但牢门可以锁住人的肉体，却锁不住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不知尽头的关押期间，自己得以大量地阅读和精读马列经典著作、毛选四卷、哲学、历史及社会科学著作。这对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及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受益匪浅。我在监狱中构思了几部长篇理论著作的雏形。1975年12月30日，我被‘教育释放’回校，到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公安部发文给我彻底平了反，后经我的专业老师朱开轩（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亲自过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我安排了工作。这些年，我一方面努力作好本职工作，一方面抓紧读书和研究，使自己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逐渐进入‘自由王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可惜，在航空航天专业方面，我只好忍痛割爱了。”

　　

　　朱东从1976年到1983年用八年时间撰写并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巨著《社会共同论》（含《社会形态论》、《社会进步论》、《社会文化论》三卷）的初稿。1984年10月，应邀在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央管理知识讲师团进行了讲演，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1985年在中国科协和社科院组织的有关会议上提供论文和讲演《关于劳动保护安全科学的提纲》、《关于地区发展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1985年12月在文化部和《光明日》联合召开的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的设想》的书面发言；1989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谈科学家的政治素质》，对当时科学界存在的许多敏感问题提出了尖锐、中肯地批评和分析；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现象》一书，收录了他的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科学现象的文化分析》；1995年6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论文《科学与中西文化问题》；之后，朱东不断有重要论文在国内、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国内八位理论专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人，朱东是其中之一）编写的一套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系列丛书（每人写一本）正式出版，朱东写的《‘三文’文化论》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朱东现已被冠为著名人文学家、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学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最近，他的又一哲学力作、一百多万字的《社会形态论》即将由出版社出版。

　　

　　朱东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失误，作为研究学者，他直言而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实话实说，从不随波逐流。他对理论学术界某些人全盘否定马列主义、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深恶痛绝，称这些人是“蚍蜉撼树”的小丑。

　　

　　朱东说：“我相信科学，忠于科学，并要献身于科学。我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又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再加上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进入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阵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回顾自己3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整个学术研究的跋涉过程，我完全可以满怀豪情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作为朱东的老同学和好友，笔者感慨之至。历史证明，当年的“红旗战士” 、“大反革命分子” 朱东是条汉子。他没有给“北航红旗”丢脸，也没有给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丢脸。

　　

　　66）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韩爱晶这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本质上不坏，正象我本质上很好一样。文革前，他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甚至不修边幅。特别是当了“北航红旗” 一把手后，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病参加劳动；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他的办公室就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一部电话机；他平常很少用学校的公车，他在小事上很注意影响，他专干大事。

　　

　　韩爱晶有时候很深沉，象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象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剧，他演美国总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

　　

　　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们大都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和文体爱好者。文革前，井岗山是院田径队的，田 东是院排球队的，侯玉山和屠海鹰是院文工团军乐队的，我是长跑队和民乐队的。

　　

　　据我了解，文革中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大都不是“安分守己” 分子，不是等闲之辈。尽管有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前是“落后” 分子、“官迷”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但大部分是热爱党和国家、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他们爱好广泛，博览群书，知识面较广，不是书呆子，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的“老实人” 。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是难得的人才精英。

　　

　　作为20来岁的青年，韩爱晶爱开玩笑，有时甚至恶作剧。有一次，他在我保卫部的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坐在床上发呆。我嫌他身上有土，让他把床单抖一抖。那是条黄色条纹的床单，韩站起来抓起床单抖了几下，突然披在了身上大喊：“快看，象不象皇帝？” 逗得大家直乐。此事后来传了出去，有人说韩爱晶是野心家，想“黄袍加身”当皇帝，挨整时成了一大罪状。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我文革前演肯尼迪时，为什么不说我想当美国总统？美国人人想当总统，中国人人想当皇帝，难道都是野心家？中国人就是虚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文革开始时，几个头脑简单、素质较差的学生依仗自己是“老造反”，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造反大队”，干了一些打砸抢的坏事，名声很坏。后来诬陷我是批斗彭德怀总指挥的刘向东，就是原造反大队队长。北航革委会成立后，韩爱晶让我解散了“红旗造反大队”，改组了保卫部。

　　

　　北航主楼一个大教室里，堆满了抄家物资。这是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抄家的“战果”，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光“金砖” 就有好几箱子。革委会成立后，保卫部接管了这些抄家物资。我因忙于大事，没有严格管理。刚开始时，学生们在屋里拿“金砖”摔着玩，摔得地上成了黄色。韩爱晶发现后骂了我一顿，我不服气，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了，将来送校办工厂当材料用吧！” 后来，我才让保卫部三个学生配三把锁，每人拿一个锁的钥匙，三个人同时才能进屋。当时实在是一心搞革命，视一切金钱如粪土。如果当时有私心想贪污的话，太容易了，后来早成了百万富翁了，查也也查不出来。有一次，我带人检查时，发现了几个罐头，可能早过期了，便让学生拿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晚上头头们常在我办公室里开会到很晚，饿了没东西吃。韩爱晶等人发现后，批评了我一顿，让我立即送到校医院给病号吃。这就是韩爱晶。

　　

　　当然，作为20岁出头的韩爱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文革中确实干过不少错事和坏事。北航红旗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如批斗老干部、打彭德怀、揪军内一小撮、清队致死人命等，韩本人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打过彭德怀一事将成为他终生的遗恨。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有许多事情是受中央文革甚至周恩来、毛泽东指示干的。文革中、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很喜欢韩爱晶。对于韩爱晶犯的错误，毛泽东曾说，“你们不要再批评韩爱晶了，他才23岁嘛！”

　　

　　1967年中央武装的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枝枪，包括20多枝“五四”式手枪。我给每个常委配发了一枝。韩爱晶嫌太大，没有要。后来，湖北某造反派头头托人送给他一枝小手枪，韩很喜欢，让我教会他用后，整天带在身上。因当时晚上常出去办事，怕遇上坏人。我怕他出事，建议他不要带枪。我说：“在北京市，谁敢找你的麻烦？连小偷流氓也敬你三分。谁惹了你，北航红旗还不把他踏平了？你万一丢了枪就不好办了。” 韩不听。

　　

　　韩爱晶进城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很少用公家的汽车。也是该当出事，1967年秋季的一天，他正在城里办事，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便骑自行车赶到了人大会堂东门外，匆忙存了自行车，便大摇大摆地进了人民大会堂，把身上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抢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韩爱晶刚到门口，忽然警铃大作。警卫知道来人是谁，很客气地说：“韩爱晶同志，请你把武器交出来！进门是不准带武器的。”

　　

　　韩恍然大悟，立即把枪交给了警卫人员，然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大会堂会议厅。

　　

　　不一会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来了，开始开会。这时，韩爱晶发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谢富治咬耳朵。随后，谢富治、傅崇碧站起来，把韩爱晶叫到一间屋里，问他是不是带枪进来了，韩爱晶老实承认了。

　　

　　“小韩呀，你真是骄傲自大！你闯了大祸了！” 谢富治严肃地说，“你怎么敢带枪进来呢？大会堂这个地方，连我这个公安部长也不敢随便带枪进来的。你怎么这么大胆！你问问傅司令员，他敢带枪进来吗？”

　　

　　“不敢！不敢！杀头之罪！杀头之罪！” 傅崇碧唏嘘不已。

　　

　　（注：几个月之后，傅崇碧带人去钓鱼台办事。因没有事先请示，后被林彪、江青诬为“私闯钓鱼台，并用装有手枪的公文包打了江青” ，因此下了大狱，差点丢了老命。）

　　

　　“这事换任何一个人，非抓起来不可！你们这些小将呀，真拿你们没办法！今天不准你参加会了，回去写检查！这事若让总理和江青同志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呢？”

　　

　　韩爱晶灰溜溜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当时，谢富治、江青等人对韩爱晶很宠，周总理对韩爱晶也很喜欢，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韩爱晶看过病。但这次，韩闯的祸实在太大，把总理和江青也气得够呛。江青后来见到韩爱晶时，破口大骂：“韩爱晶，你给我滚！你好大胆！你敢带枪进来，听说枪里还顶着火，你想杀我们吗？”

　　

　　后来，韩爱晶为此事在北京市革委会上作了检查，又给江青一连写了两次检查都没通过，有一次还是我代写的。

　　

　　随着文革中惊天动地的大事连接不断，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这件“小事” 很快就被大人物们淡忘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句话，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用这句话形容22岁的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一事，恰倒好处。

　　

　　67）山西山东之行（上）

　　

　　1967年底的一天，韩爱晶同我商量要出去看看。

　　

　　“你挑几个人，陪我到外边去转一转。我总呆在北京，一天到晚开会，外面发生的事了解很少，这怎么行？” 韩说前几天他向谢副总理请假，谢说：“可以出去看看，搞搞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不过绝对不要介入当地的派性斗争。现在全国各省大都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总的很好，不要再像对待谭厚兰那样，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否则，我谢富治可保不了你，回来后向中央告一下，快去快回。” 韩让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学校里这么大个摊子不能出事。韩又说：“你物色三、五个人，陪我一块去，路上热闹。”

　　

　　我一听，十分高兴。我除了去过上海、大连，哪儿也没去过，我也很想出去看看。

　　

　　韩让我陪他，一是他想去山东看看，山东是我老家，较熟；二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是保卫部长嘛！正如毛泽东出巡，公安部长罗瑞卿不离其左右一样。罗被打倒后，改由代总长杨成武” 护驾” 。人物身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我从红武连挑几个人，带着武器，保证出不了事。” 我说。

　　

　　“要尹聚平也一块去，她是女的，心细，有些事比较好办。” 韩说。

　　

　　“她就别去了。” 我反对说，” 有人议论我俩的事，她去了，不更不好说了吗？”

　　

　　“这有什么？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谈恋爱，这是革命，出去被打死了，回来还是烈士呢？” 韩开玩笑说。

　　

　　“那我再找一个女同学和尹聚平作伴。你除了山东还想到哪儿去？”

　　

　　“山西最近很乱，陈永贵和谢振华闹矛盾。陈永贵是我的朋友，在天安门上见过多次面，我想去看看他，劝劝他。他一个大老粗，泥脚子，不容易。毛主席很喜欢他。其实陈永贵懂什么？但他是八亿农民的代表。听说他同谢振华闹得很厉害。” 韩的信息并不闭塞。谢振华是69军军长，是山西省支左部队头头，同陈永贵不合，两人个支持一派。但听说67年8月山西平遥县城大武斗时 ，陈永贵被对立派包围在平遥县一中生死不保，谢振华曾奉周总理之令救了陈永贵的命，不知后来二人为什么又闹翻了。

　　

　　“还去哪儿？” 我问。

　　

　　“ 到你老家山东看看。” 韩说：“山东王效禹不知道怎么搞的？革委会早成立了，为什么山东来北京闹事的人这么多，这需要调查了解一下。”

　　

　　“你说对了，王效禹在山东确实不得人心。我回老家时，听家中人说顺口溜：‘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禹和造反派的。”这都是保守派们编造出来骂山东造反派的，我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据说王效禹脸上有麻子，济南的一位造反派头头韩某某焊过铁壶，另一位炸过油条谋生，青岛的造反派头头杨某某贩卖过花生。“王效禹重用的人都是些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的，能成什么气候？” 我不以为然。

　　

　　“你怎么净替保守派说话！你不感到这样说很可耻吗？” 韩十分不悦，“革命不分出身，造反不分贵贱，穷人才造反呢！共产党一开始造反时不也被骂成‘土匪’吗？姜子牙还卖过豆腐，刘备还卖过草鞋呢？”

　　

　　“我不是说贵贱，真有本事可以。这年头鱼龙混杂，造反的什么人都有。用人不当，反受其累，甚至受其害。我看王效禹够呛，没有好结果。” 我之所以对王效禹不满，完全是受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影响。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有好有坏，有人对整个共产党不满，有人想捞个官当，有人搞打、砸、抢，都打着造反的旗号。我在大连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就是这样想的，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

　　

　　韩爱晶说：“别争论了，下去看看再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尽快动身。”

　　

　　于是，我挑了保卫部的学生朱军和女同学段孔莹，加上尹聚平，共五个人。为了不暴露韩爱晶的身份，我给他办了一个叫“韩大军” 的学生证，我和朱军带了手枪、卫戍区发的持枪证和有关的东西，陪韩爱晶乘火车出发了。

　　

　　第一站到了山西阳泉，韩爱晶要看看煤矿，便到了阳泉矿务局。当地的群众组织头头接待了我们，陪我们参观了一下，又找一些工人谈了谈。当时煤矿继续生产，没有停工，也没有武斗。韩爱晶没暴露身份，我们只说是“北航红旗” 的人员，当地造反派已经诚徨诚恐了。我们提出去大寨看看，头头们便用面包车送我们来到了大寨虎头山下。

　　

　　大寨座落在虎头山下一条山沟里，进山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岗亭，有一老警察在值班。陪同我们的头头说，此人原是昔阳县公安局长，现在专门给陈永贵看门。老警察拦住了我们，不让进。

　　

　　我上前向他说明，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慕名来拜访陈永贵，请放我们进去。谁知好话说了半天，老警察就是不放行，一会儿说陈永贵不在大寨，一会儿说陈永贵很忙，不见客，来看陈永贵的人太多了。看来，陈永贵的架子还真不小。当时他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还未当副总理。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还挺麻烦。

　　

　　“冲进去！” 朱军说。我忙制止了他。韩爱晶犹豫了一下，走到了老警察面前。

　　

　　“老同志，我叫韩爱晶，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我同陈永贵同志是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你通一下好吗？”韩活象一个小学生。当时，“五大学生领袖”的名字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韩爱晶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什么？你就是韩爱晶？你怎么不早说？” 老警察一惊，马上说：“好好好，我马上同陈永贵同志联系一下。”

　　

　　老警察进了岗亭打电话，我们会心地笑了。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一听是韩爱晶，欣喜若狂，立即握住韩爱晶的手向长向短。

　　

　　老警察打完电话，出来点头哈腰地笑着说：“陈永贵同志请你们去。”

　　

　　我们告别了老警察。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认识陈永贵家，把我们带到了一排整齐的窑洞前。

　　

　　陈永贵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我们让进了窑洞。里面挺宽畅也很干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包饺子。

　　

　　“这是我老伴。” 陈永贵介绍说。后来才听说，陈永贵的老妻去世了，这个女人是后娶的。

　　

　　陈永贵还是那付标准形象，头上缠着白毛巾，瘦瘦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仿佛虎头山上的山沟沟。

　　

　　在这间举世闻名、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韩爱晶和陈永贵聊了起来。

　　

　　陈永贵询问了北京和中央的一些情况，又向韩爱晶介绍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了许多牢骚，并大骂谢振华，说谢振华支持一帮人整他，要砍倒大寨这面红旗。韩爱晶劝陈永贵姿态高一点，同谢振华握手言欢，团结起来，山西的事就好办了。陈永贵一听就火了：“什么？我同他握手言欢？他和张日清要把我打成汉奸，说我给鬼子干过事，到中央告我的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要致我于死地。我与他不共戴天，没法联合。” 陈永贵的话吓了我一跳。

　　

　　“谢振华不是救过你的命吗？” 韩爱晶那壶不开提那壶。

　　

　　“那是周总理命令他救的，他不救也得救。他一边救我，一边喊打倒我。” 陈永贵的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韩爱晶建议陈永贵去趟北京，找江青同志谈谈，给主席写封信，把有些事向主席说清楚，主席会保他的。他捡陈永贵爱听的话大声地说道：“陈永贵同志，你放心吧，你这面红旗谁也砍不倒，除非你自己倒下。毛主席需要你，你是八亿农民的代表，谢振华不懂政治，他不该整你。”

　　

　　陈永贵十分高兴，要留我们吃饺子。

　　

　　“我这里从来不摆宴席，条件不好，谁来了都是吃饺子。” 陈永贵笑着说。

　　

　　人太多，我们不好意思留下吃饭，便起身告辞。陈永贵送我们到了山下，我们请他回去了，然后登上了虎头山。

　　

　　在夕阳照耀下，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十分壮观。山顶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是接雨水用的，大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韩爱晶建议在虎头山上留个影纪念。朱军、尹聚平、段孔莹和韩爱晶站在虎头山顶上，韩爱晶披着一件军大衣，伸出右臂，指着前方笑着说：“看，象不象林副主席？” 众人扑嗤一声笑了，我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就你那瘦猴样，还象林副主席？象刁德一还差不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野心家、阴谋家。” 段孔莹等人说。

　　

　　韩爱晶正在兴头上，不以为然：“野心家怎么啦？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哪个不是野心家？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不是好百姓，就看你一心为公还是一心为私。你问问陈永贵，他想不想当皇帝？中国人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口是心非！”

　　

　　返回阳泉的路上，陪同我们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讲了陈永贵的一些情况。有人揭发陈永贵当过维持会长，给鬼子干过事，当过汉奸。对立派抓住这一点要治陈永贵于死地，但陈永贵说干维持会长是上级同意的，有当时八路军首长的证明。当时为了应付鬼子，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同鬼子周旋。陈永贵当年胆大心细，能说会道，人缘也好，是合适的人选。这件事解放后组织上有结论，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如此。但这事挺玄乎，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事也就是陈永贵，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告别了阳泉的朋友们，我们乘火车去了太原。

　　

　　太原古城，到处乱哄哄的，高音喇叭吵得人透不过气来。大街上，一队队的群众队伍正在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人们边行进边呼口号。只见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偌大的镜框，里面是毛主席象。我们感觉很新鲜，在路边驻足观看。一会儿，又见一支队伍过来了，队伍里有许多老头老太太，也有小孩。随着一声吆喝，突然人们手舞足蹈起来，那动作又象扭秧歌，又象现代的迪斯科，十分滑稽可笑，我们看呆了。韩爱晶问：“这是干什么？” 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这叫忠字舞，东北大连都跳这个。” 韩说：“难看死了，毛主席看了一定会生气的。” 我拉了他一下，“小声点，别让人听见，把我们当坏人抓起来。”

　　

　　太原大街上到处是大字、大标语，有保陈永贵、刘格平的，有保张日清、谢振华的，各说各的理。我们在大街上胡乱转，观看风土人情。不知为什么，觉得老有两个年轻的军人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这二人就跟到哪里。我因身上有枪，也未在意。路边的小吃很多，我们肚子也饿了，便进了一家较干净的刀削面馆，找座位坐了下来。

　　

　　我爱吃刀削面。北京西单附近的一家山西刀削面馆，我去吃过，味道不错。今天这可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一口滚开的大锅前，一个胖厨师站在锅前足有两米远，头顶一块湿布，上面放着一块脸盆大的面团。两只手各拿一把刀，左右开弓，唰唰地在头顶上削着面团。只见那些大小长短差不多的面条子准确地落进两米外的大锅里。厨师一边削着面，一边谈笑风生。我看呆了，连声叫好。我们叫了几碗面和小菜，我又要了一杯杏花村老酒。

　　

　　韩爱晶等人不喝酒，等着刀削面。我喝着酒，朱军要了一大碗山西老陈醋，陪我喝起来。

　　

　　作为山东人，我以前对山西印象很好。据传说山东、山西原来是一家，后来杨二郎赶山，把太行山赶到了中间，把山东、山西分开了。我对山西的启蒙印象是美丽的，纯朴的，悲壮的。从杨家将的故事，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以及郭兰英的“白毛女”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郭兰英那“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的美妙歌声，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老少，使我从小成了郭兰英的追星族。不料到山西后，看见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枯树野草，满目荒凉。城市里破旧脏乱，一片狼藉，与我心中的美好印象相距甚远。我借着酒兴，大发起感慨来。

　　

　　“谁说山西好风光？骗人！山西这地方比我们山东差远了，我们山东有泰山，有大海，人杰地灵。” 我的话惹得周围许多人看我。

　　

　　韩爱晶笑着说：“你错了，山西是块宝地，是中国的煤都。这里也人杰地灵，许多中国人的祖宗都是山西的。关羽、杨家将、寇准、柳宗元、闫锡山、徐向前、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特会作买卖，开钱庄，不过山西人特精，扣门，会算计。山西人特懒，一年不洗澡。”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祖宗就是山西的，忙说” 谁说山西人懒？山里农民一年不洗澡倒是真的，我老家的农民也是。北方太冷，缺水，不象你们江苏，渔米之乡。”

　　

　　韩瞅了两个女同学一眼，狡黠地说：“山西姑娘长得漂亮，山西历史上出美人，也出妓女。”

　　

　　两位女同学骂韩胡说八道。我接着说：“这倒不错。你们知道‘苏三起解’吧？那苏三就是山西有名的妓女，她是洪洞县的。” 我借着酒劲，侃了起来，“ 那苏三绝对是美女，不过命太苦，十三岁就卖给了妓院，老鸨给她起了个艺名‘玉堂春’。那玉堂春16岁时开始接客，第一天就被公子哥儿王金龙看中并包了下来。后来王金龙花光了银子，被鸨儿赶了出来，苏三也被卖给了财主王延林。那王延林的大老婆吃醋，想毒死苏三，结果毒死了王延林。大老婆嫁祸于苏三，苏三被判了死刑，押往太原会审。那解差老儿崇公道有一句名言，不知你们知不知道？” 我上中学时，就看过京剧全本“玉堂春”，对剧情和唱腔倒背如流。韩爱晶等人对京剧不爱好。我继续说：“那几句念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看山西的情况就难说，刘格平和陈永贵是一派，张日清和谢振华是一派，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很难说谁对谁错。” 我一下子引到了现实。

　　

　　“是呀！两派的斗争你死我活，势均力敌。中央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他们，张日清的省军区和谢振华的69军不干，局势很难预料。” 韩爱晶说。

　　

　　“谢振华肯定要倒霉，光一顶砍大寨红旗的帽子就够他呛的。” 朱军似乎有先见之明。

　　

　　“苏三有一名言，叫做‘洪洞县里无好人’。要是现在，苏三非被洪洞县的人打死不可。其实，苏三当时骂的是贪官污吏。我看洪洞县是沾了苏三的光，才出了名。现在我怎么觉得全国变成洪洞县了，你骂我是坏人，我骂你是坏人。这样坏人是不是太多了，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我说。

　　

　　韩爱晶正要说什么，这时，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带着猪肉汤香味端了上来。我们停止了议论，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也可能太饿了的缘故，只觉得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从太原到济南的火车。有两个似见未见过的解放军同志也跟着我们上了车，坐在我们附近，始终一言不发。记得这天正好是1968年元旦，车上人不多，服务员把水饺送到了每个乘客面前。

　　

　　车上有几个赶回家过年的上山下乡“ 知青” ，我们同他们聊了起来。“知青” 们把我们当成了知音，向我们诉了许多苦，说他们如何如何困难。当地可耕地少，到处是荒山秃岭，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老百姓并不欢迎他们。当地许多乡、村干部多吃多占，甚至欺压百姓。段孔莹、尹聚平等人受了感染，竟然跟着” 知青” 们反对起“上山下乡” 来。列车上什么人都有，公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上山下乡” 政策表示不满，是很危险的。我看事不好，只好劝这些“知青” 们克服困难，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并用我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受的苦来“开导”他们，劝他们“不怕苦中苦，当好革命接班人” 。韩爱晶在一旁听着直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纯粹说了一堆”屁话” 。

　　

　　火车往东越过太行山，穿过了河北省，到达了山东德州。旁边的两个解放军同志下车走了。火车改往南行，向山东省会济南开去。

　　

　　山西之行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未到晋东南、五台山等好地方，所以对山西留下了贫穷落后的印象。这是我唯一一次去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