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政治与基因游戏
粮食政治
2008-7-1 《环球财经》
全球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潜在生产能力更是绰绰有余，人类却面临着3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有8亿多人挨饿，近亿人面临死亡威胁，30多个国家出现粮荒和因之发生的社会政治动荡。
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称“这是一场人为的危机，这是一场由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导致的危机”。“经济创造财富，政治分配财富”——政治经济学这一基本要义诠释了这场危机在实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 本刊记者 鲍迪克/文
尽管食品价格暴涨了近一倍，会期多了一天，与会人数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届罗马世界粮食峰会的餐饮支出，却比6年前的那一届降低了一多半。
上次在罗马召开的粮食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在2015年前将世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他们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组织者提供的鹅肝、龙虾和各种名牌酒，却因此被媒体指责“伪善”。
本次峰会的主题，升级到了更为深刻的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伙食标准却“降级”为馅饼、意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几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组织者显然希望表现出更真实的善意与道德感。但粮食危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
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给本次峰会的信中说：“在一个资源充足的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是不可接受的”他并指出：地球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地球上的人们，数以百万计的人晚上却要饿着肚子睡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打一场败仗。
作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伦理规范的代表，教皇的发言等于在承认，人类伦理与道德在打了败仗。
因为，保障全人类基本生存权这一普世伦理道德诉求，遭遇到了政治。
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国政治。
政不出宫门
小国间出现争端，国际组织出面调解，争端消失了；大国与小国争端，国际组织调解，小国消失了；大国间出现争端，结果是国际组织消失了。这是西方评论家们经常用来嘲笑国际组织的谚语。
“只有几个粮食输出大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做出让步和配合，全球粮食危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代表处官员张忠军向《环球财经》表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则对张忠军的这句话做了反向的诠释，“没有大国的合作，危机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改观。”
在罗马峰会上，国际组织再次表现出了这种 “政不出宫门”的无奈。
这种无奈，尤其体现在峰会宣言中关于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制造生物燃料，只是呼吁继续有关研究。如此暧昧模糊的语气，与两大阵营在这一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对比。
粮食进口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认为，部分国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粮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反方却是三个大国：美国、欧盟和巴西。
“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中，3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40%与生物能源有关，20%来自投机资金，10%来自贸易壁垒。”按照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琨的计算，生物能源因素对于粮价上涨，可谓是居“功”至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则显示，生物燃料需求扩大，造成粮价飙升15%至30%。
“现在粮食品种的期货分析师在判断走势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动态，其次才是气候变化。”格林期货的一位分析师告诉《环球财经》，而在此前，气候因素几乎是粮食期货价格变化的唯一战略性变量。
尽管具体计算结果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专家在分析国际粮价上涨因素时，都普遍将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告员让·齐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构成了“反人类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成为一个“伦理”问题。
国际组织言辞激烈的抨击，并没有影响农业大国继续推动农产品“能源化”的决心。美国农业部长爱德华·谢弗在为美国生物燃料政策辩护时，称因此造成的粮价上涨不超过3%。巴西总统卢拉则更是表示：“乙醇生产和粮价危机无关。巴西已为有关生物燃料的辩论作好准备，我愿意为此周游全世界”。
对于辩论的理由，卢拉说：“生物燃料的批评者没有提及高油价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言下之意，生物能源由于可以抑制油价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从而起到抑制粮价上升的作用。
但称对方辩手健忘的卢拉总统，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产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百害只为一利
曾在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曾左韬博士提供的研究数据，为卢拉的“反方”提供了论据：收割、灌溉、运输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发提纯乙醇，估计每生产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产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价格比较，乙醇的价格(2.38美元 /加仑)比汽油(2.46美元/加仑)稍便宜，但同样体积乙醇的热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样的钱汽车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将近40%。”根据这一计算结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从直接经济收益和节能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得大于失。
环保，是“正方”为生物能源辩护的另一个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烧排放，要小于目前常用的汽油。但这一计算，同样“遗忘”了生物能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生产一吨生物能源，所损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两百年才可以补上。”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指出，他认为，美国政府多次宣称生物能源是为了可持续、环保，但实际上生物质能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更大，“所以美国这样做纯粹是一个借口。”
在这方面，甚至属于正方阵营的欧洲人都提出了反证：今年1月， 欧盟提出要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欧洲环境保护署却已经敦促欧盟放弃这一目标。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节能、环保和直接经济收益上均得不偿失，而且还因为助涨粮价而导致在国际上的政治“失分”，为什么部分大国仍坚持进一步发展生物能源？
绥靖粮价
“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著名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学家、《石油战争》一书的威廉·恩道尔向《环球财经》表示。
根据2007 年12月通过的美国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乙醇燃料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有关专家计算，这需要消耗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国已经投入了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相当于1.35亿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其他国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约消耗了全球3%的粮食产量——这正是美国农业部长所宣称的，生物燃料推动因素“只占到粮价上涨3%”的理由。
这种偷换概念的托辞显然经不起推敲。
中国科技部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对《环球财经》表示，目前的全球粮食供求属于“紧平衡”，因此供应和需求的略微变动，都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
“实际上只要美国停止生产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粮食缺口全补上了”， 曾左韬指出。但是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生物能源的产能。
当然，面对国内外舆论对高粮价的指责，美国似乎也做出了一个姿态。6月3日，也就是在罗马峰会开幕之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监管力度。
耐人寻味的是，在具体品种上，CFTC却仅仅宣布对棉花期货的暴涨暴跌进行调查，对于更受世界关注、价格波动更为剧烈的粮食品种，却毫无实质性措施出台。这与CFTC同期对石油价格异常上涨展开的严密调查，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粮食危机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机更为深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博士藤飞向《环球财经》表示。刘元春则透露，人大经济学院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研究告，“在这份向政府高层提交的告中，我们指出，不能排除有大国政治与经济阴谋的可能”。
高辉清则表示：虽然有“阴谋论”嫌疑，但搞阴谋的人永远不会承认，因而也无法完全验证它。但“从各个方面来讲，这种不见硝烟的‘战争’确实存在”。
大国策
在分析粮食危机中的大国阴谋时，曾左韬先讲了一个《战国策》中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王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于是，齐国丝价猛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就纷纷不种粮食种桑树，卖丝赚银子。过了几年，齐王又命令大臣们只准穿布衣，而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于是，鲁、梁等国的人纷纷饿死，齐国灭亡了这些小国。
两千年斗转星移，国与国之间的主要斗争手段和目的，已经不再是赤裸裸的吞并与反吞并，但斗争的智慧却一脉相承。只不过，这一次，主角由列国中的首富齐国，变成了世界首强美国。大国玩弄的筹码仍然是粮食，但鲁梁的蚕桑变成了亚洲国家工业品。
曾左韬将“粮食阴谋”的大国策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美国先调整自身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一般加工业，自己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和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同时向亚洲国家转移一般制造业和进口一般工业品，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
第二步：等亚洲各国大力发展一般制造业、各国政府如两千年前的鲁梁国君一样鼓励国民大量种桑树卖丝、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后，美国现在开始减少农作物出口，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
根据统计，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27%。 韩国粮食自给率也从本来可以自给急剧降到了26%。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国的日韩两国，由此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据全球大半壁江山，从而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取得了决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这是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
历史上，“美国就发起过好几回粮食战争”，威廉·恩道尔称，如在冷战时期，美国曾经以停止和恢复对印度的粮食援助为筹码，最后迫使印度倒向跟美国好而疏远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更是以苏联侵略阿富汗为由，直接停止过对苏联的粮食援助，甚至对苏联进行粮食禁运。
资料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粮食歉收，美国禁运而导致前者被迫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时，美国甚至“火上浇油”，通过法令在国内减少三分之一的小麦耕种面积。
“当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况下，减少小麦出口进一步抬高国际粮食价格，如今则是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的情况下，不断加大生物能源的产能以制造更大的缺口”，赵刚这样分析当代“大国策”实现第二步的手段。
而“大国策”的第一步——压低全球粮食价格以打击其他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其实现手段甚至更加隐秘。
这个手段，就是粮食补贴。
补贴阴谋
让·傅立叶是法国巴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5年前曾经在中国某高校担任国际贸易概论课的外教，当时有学生问：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而且欧美国家都倡导自由贸易，为什么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在谈判中都始终不肯妥协？傅立叶当时回答：“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欧美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10多年后，乌拉圭回合变成了多哈回合，农业补贴问题的坚冰却仍未融化。但随着粮食危机再度袭来，当年学者们的疑惑却逐渐有了答案。
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粮食补贴和生物能源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两大主要政策根源：后者挤占了发达国家的粮食用地，前者挤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
长期的补贴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导致这些农业补贴水平低的国家里农民因种粮亏本而离开这个行业。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错位：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物能源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的巴西，在粮食补贴问题上却与之针锋相对，“实际上一些贫穷国家仍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因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而受到遏制”，巴西总统卢拉说。世界银行的告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实际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另一个巨大的悖论于是产生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因为，发达国家的土地去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能源生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种粮，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
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华尔街日》发表文章《扶正多哈》称：“不能期待发展中国家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农民，同发达国家那些享受高补贴的农产品竞争。我们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如果美国真的要一直将这场世界‘粮食战’打下去，没有谁可以坚守下去”，高辉清判断说，“因为美国的潜力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没有耕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国家的粮食体系全部摧毁。”
事实上，美国原来的粮食体系同样已经被粮食补贴政策所摧毁，但取而代之新体系却更加令国际社会望而生畏。
安内
“要么变大，要么走人”，这是周立对战后美国农业生产体系的演变趋势的概括。
周立是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副教授，曾在2006到美国进行了一年的时间学习考察。他认为，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变化。
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 “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这是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曾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但在少数粮食寡头的游说下，1996年，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
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据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农民合作社所做的调研，在1910年，当地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周立经过调查后认为。
大量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逐渐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的食物帝国。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Bill Heffernan称，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周立指出。他举例说，像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
在建立国内的统治后，粮食帝国的“无形之手”随即伸向了海外。
攘外
“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周立称。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并进入WTO条款中。世界各国的农民被迫直接面对发达国家巨无霸的竞争。
于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大量转向城市和工业，或者在发达国家的建议与“资助”下，生产后者需要的单一品种的经济作物，本地粮食供应体系被逐渐摧毁，最后彻底并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帝国体系。
由于美国大选邻近，“粮食帝国”的游说能量更加不可忽视。尽管农业人口比例不大，却是“板块性”最强的利益集团，在一票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下，更加举足轻重。“决定最近两届美国大选的结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刚好都是农业大州”，科技部的赵刚处长分析说。
一个例子，便是美国在5月份通过的新农业法案。根据该法案，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补贴数额，将远远超过历史纪录。与此“交相辉映”的，是美国去年12月通过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将把生物能源产量再扩大数倍。“这充分表露了美国继续在全球策动‘粮食帝国战争’的决心”，威廉·恩道尔先生称。
人类近现代史上，帝国战争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全球性的危机。这一次，同样不例外。
新地缘王牌
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威胁，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霸权、能源霸权和金融霸权，是传统上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支柱。但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心转向经济领域，军事大棒的威慑力已经式微；随着美国公众和一些利益集团对于高油价日益不满，国内经济进一步陷入滞胀，能源霸权也已经明显表现出了双刃剑的杀伤力；在次贷危机的重灾区金融领域，美国更是元气大伤。
“粮食霸权，已经成为了维系和强化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支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一位专家称，因为“粮荒比任何常规武器都具有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而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具有重要性。”
他同时指出，全球粮食危机，也有助于强化发达国家的能源霸权，因为目前大多数石油输出国最大的经济软肋，就是粮食问题。因此，发达国家纵容甚至推动粮食危机，一个重要意图，很可能就是将粮食取代石油并成为地缘政治王牌，以维持其全球的控制优势。
如果说，对粮食供应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于地缘政治意义，那么，对价格的控制，则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尤其是对于维持美元强势和缓解滞胀困境，粮价具有重要作用”，刘元春指出。
他认为，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价上涨，能够直接减少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同时，由于粮价上涨能够推动全球通胀，促进全球贸易价格上涨，而全球贸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计价，同时芝加哥又是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因此粮价上涨有利于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维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国高官关于强势美元政策的发言频率可谓罕见，尤其是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均发表了维持美元强势政策的观点，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各经济部门在维护美元强势方面，已经达得了高度的一致。
尽管粮价上涨，也会推动发达国家的通胀，但由于消费比重较低，因此通胀影响明显小于发展中国家。据了解，食品在发展中国家的CPI核算体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也确实普遍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欧美的通胀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则纷纷接近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越南更是一度超过20%，并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近期纷纷动用加息等紧缩手段，以抑制急剧上升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尽管美欧央行在不断抬高反通胀的声调，但加息却停留在口头和市场的预期中。
有人士认为，这或许是“粮价阴谋”的真义所在。
后次贷危机
6月6日凌晨，东方证券的很多客户同时收到了研究员李丹的电子邮件。李丹在邮件中指出：此轮通胀是全球性的通胀，必须全球合力才能应对，非一家之力能控制。现在各经济体都在等待别人先动手，谁先动手就等于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为其他经济体的反通胀做贡献。
次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引发端午节后中国股市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周。
“本轮粮价暴涨其实是一种金融市场的泡沫，金融泡沫的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警告说，“现在除了要警惕泡沫本身带来的冲击，也要做好应对泡沫破灭的准备”。
刘元春也认同“粮价泡沫”的说法，他指出，本世纪初国际资本首先炒作的是高科技产业，泡沫破灭后是全球IT产业危机；之后炒作的是房地产市场，引发了次贷危机；现在开始炒作粮食价格，跟随而来又将是什么样的危机？
“事实上，现在仍然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在考虑粮食危机的问题”，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明坦言。
基因游戏
在农业高效性、环境友好型和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名义下实施的GMO计划，最终目标是控制地球上未来的生活，这是只有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才曾梦想过的目标
□ 赵刚 林播/文
只有了解了“二战”后美国势力在全球的蔓延，才能理解基因工程、植物专利和其他生命组织的故事。乔治·肯南、亨利·卢斯、埃夫里尔·哈里曼以及洛克菲勒四兄弟，创造了跨国“商务农业”的新理念。为了给化肥和石油产品开辟市场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对能源产品的依赖性，他们有序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投资“绿色革命”。这些行为与今天的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截至21世纪初期，四大跨国化学公司拥有着庞大的专利系统，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甚至水果和棉花等基础粮食产品的专利，通过转基因技术有抗H5N1型禽流感能力的高抗病性家禽的专利，甚至转基因猪和牛的专利。四家大公司中，有三家几十年前就参与了五角大楼的化学武器作战研究，第四家名义上是瑞士公司，但实际上被英国控制。
由此看来，转基因组织(GMO)和石油一样，也是英美的一项全球计划。
20年统治世界
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总统将GMO战略问题作为美国战后的一项优先外交政策。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后，美国政府马上慷慨地向伊拉克提供经过专利注册的转基因种子。GMO农作物首次进行大规模试验，是上世纪90年代在阿根廷进行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高官早就因受到洛克菲勒家族和纽约的大银行的贿赂而变得腐败不堪。
然而，欧盟作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生产地区，成为GMO计划强有力的障碍。德国、法国、奥地利、雅典等国家从健康的角度考虑，坚决拒绝GMO计划。
2006年世贸组织强迫欧盟接受GMO计划。至此，GMO计划在全球的成功实施也就近在眼前了。
这些行为都是在农业高效性、环境友好型和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名义下实施的，但他们的目标是最终控制地球上未来的生活，这是只有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才曾梦想过的目标。据不准确估计，现在执行GMO计划的组织在十到二十年内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粮食的生产能力。
谁的政府？
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对生物科技商务农业行业表现出了极大的配合。
在美国第一个商业性转基因产品打入市场的前几年，里根政府曾悄然为孟山都(Monsanto)和其他发展转基因产品的私人企业打开了大门。里根政府中决定允许发展转基因产品这一领域的主要行为人，是中央情局前局长、副总统布什。
当时其他的政府科学家认为，有“充分且正当的证据证明”在转基因粮食未售出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测试。 但是布什对这些声音听而不闻。
1992年老布什总统准备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在一个执行性命令中，总统做出了所有转基因植物和粮食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如传统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间存在“实质等同性原则”。
“实质等同性原则”是整个转基因革命的关键。它意味着转基因农作物可以看做与传统农作物是相同的。这个理论的依据仅仅是转基因玉米(大豆、水稻)与传统玉米(大豆、水稻)的外观和味道都很相似、化学结构和营养价值也相同。
视转基因植物与传统植物“实质性等同”这一决定忽略了转基因植物中定性的内部转化。一些严谨的科学家指出，创造“实质性等同原则”，是为了避免生物化学检测找了个借口。
有了老布什政府1992年规定的基础，每一届政府都对其表示赞同。转基因品种就不需要任何的特别管理标准了。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粮食，是含有rBGH人工成长激素的牛奶。这项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孟山都称如果给奶牛注入rBGH激素，产量会高出30%。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民来说，30%的产量提高是无法抵御的。
rBGH激素不仅刺激了奶牛的产奶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另一种激素IGF-1的产量。IGF-1激素调节牛的新陈代谢，刺激牛的细胞分裂、抑制细胞死亡。各领域的独立科学家开始公开警告，rBGH激素有可能会导致癌症。其中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之一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院的萨缪尔·爱泼斯坦博士。他警告，IGF-1量的增加与人类癌症的产生有很大联系，而且这种癌症可以在体内潜伏很多年。
不出所料，农民们开始告他们的奶牛寿命缩短了2年，并且很多奶牛由于注入rBGH激素染上了严重的蹄和乳房的传染病。
FDA利用孟山都提供的数据反驳日益增长的批评声。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独立科学家们。孟山都的首席rBGH科学家罗伯特·克里尔坚决地反驳道：“FDA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评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做学问的人需要考虑的。”从这些话中很难不被人意识到孟山都和FDA领导的关系。
谁的公司？
华盛顿变得声名狼藉，被称为“旋转门政府”(revolving-door government)。这是指一些大公司利用高位直接雇用政府官员通过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的普遍现象。
孟山都公司在这个“旋转门”游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既是民主党候选人主要的赞助者，也是共和党候选人的主要赞助者。在为rBGH牛奶贴标签这件事件中，议会农业分委会的12个成员都曾受到过孟山都公司的慷慨资助。
孟山都在把公司关键人物安排在政府部门方面有特别的技巧。老布什总统的农业部长维纳曼在2001年进入政府部门，在此之前是Calgene公司的董事长。Calgene公司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分公司。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孟山都下属的生产天冬苯丙二肽酯——一种转基因基础上人工增甜剂和致癌物质的公司G.D. Searle的CEO。
美国前任贸易代表、比尔·克林顿的律师米基·坎特离开政府后在孟山都的管理委员会工作。孟山都的管理委员会中还包括威廉·鲁克尔斯豪斯——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前环境保护局指挥官。
这种“旋转门”的方式，使政府负责粮食政策的高级官员和孟山都、杜邦、道等生物技术公司在利益方面角色相冲突，这种方式至少在里根执政时期就存在了。
政治压迫科学
再看看英国。
2000年布莱尔政府命令一家私人公司Grainseed开展一项研究，证明转基因种子很安全，可以加入到国家种子列表——农民购买种子的标准列表。
伦敦《观察者》后来得到并披露了英国农业部的一些内部材料：Grainseed公司至少一个研究者篡改了科学数据，“使实验中的种子看起来比它们实际上要好得多。”这些信息远没有使农业部停止实验解雇实验员，农业部还宣布一些转基因玉米是安全的。
另一个政府侵扰学术自由的案例，是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的科学家侯美婉被强迫提前退休。侯美婉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基金会成员，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之前就进行生物科学的研究，被认为是转基因科学的知名专家。
她的“失误”就在于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危害说得太多了。她警告说，转基因是一种与正常动植物繁殖完全不同的繁殖方式。“与你们所听到的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说法正好相反，这个过程是无法控制的和不可信的，往往对宿主基因组产生伤害，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这些就足以让转基因的游说家们强迫她“退休”了。
布莱尔政府对研究人员的行为提出了新要求。在政府的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的要求中，国家投资的研究人员如果敢说出他在转基因植物方面的研究发现，将面临免职，甚至被诉违约或者法庭禁令的后果。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威廉·恩道尔先生的《毁灭的种子：基因操纵的幕后动机》一书，本书的中文版将于今年8月份在中国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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