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8年两线作战
毛泽东在1958年两线作战
那些反毛者利用五八年大跃进，造了毛泽东许多谣。而在一九五八年，正是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自主建设的一年，在两线作战的一年。
1 “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及有关情况
1.1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告的草稿说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次起草的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告的草稿。 三月九日 ，邓小平送上草稿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 毛泽东修改为十五年。
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毛泽东修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1.2张闻天说大有希望，前途无量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给周恩来、陈毅并毛泽东的告。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之后未查到他公开说过什么。
1.3几个告
(1)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给毛泽东的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８００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九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2)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告。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这个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告）”。
(3)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告。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4)邓子恢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关于夏收增产统计给毛泽东的告。主要内容是：一、从河南、湖南等十七个省区已来的增产统计数，共３３９亿斤；二、甘肃、新疆、北京三个省区市增产估计数共１５亿斤；三、据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９５１亿斤，去年是５９６亿斤，今年比去年增产３５５亿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５，２００亿斤，增产可达２，１００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
(5)谭震林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总结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形势时指出：从华东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总结还就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保证夏种计划的完成，加强田间管理，认真推广改良农具和新式畜力农具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1.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 印发的《钢铁生产紧急会会商定事项的通知》。通知说：周恩来同志于 九月十四日 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会，讨论了目前钢铁生产的情况，一致认为九月上旬平均每日钢铁产量显然比八月份有所增长，但是，铁的平均日产量方达３．１万吨，钢的平均日产量方达２．４万吨，离九月份计划产铁２００万吨和产钢１２０万吨的任务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后半个月的工作还是十分紧张的。为此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协助各省市、各钢铁厂及时解决当前钢铁生产中首先是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争取尽可能完成九月份产铁产钢任务，以利今年第四季度钢铁生产的更大跃进。通知还下达了就增强采矿技术力量、改善铁路运输等十七个问题商定的处置意见。
1.5亩产万斤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
1958年7月14日 —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
1.6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小商小贩是否多了一点，社会上不需要这么多的小商小贩小店铺子。以前是照顾性质的，已经照顾了这么多年，还嫌不够，还要反对我们，这就不对了。应该和他们讲清楚道理，分析形势，说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到生产单位去。以后一个地方有一两个商店就够了，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现在要趁这个劳动力紧张的机会，组织这些小商小贩快快转业。
1.7吃饭不要钱，干活更有劲，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
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4日 ):有人担心吃饭不要钱，是不是会出懒人？苏州的事实说明，吃饭不要钱，不是工作马虎了，而是工作得更好了，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少数的懒人还是有的，对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治他，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饭吃。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于懒人就要这样，他没得吃只好劳动。对多数人来说，吃饭不要钱，干活更有劲，不是做得少了，而是作得更多了；不是作得更坏，而是作得更好了。这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标志。
1.8小炉子，这个时候化点钱，不算浪费。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27日 )现在各个方面正在为着生产钢铁来战斗。我沿途也看了很多炼铁炉。在炉子旁边集中了几千人、几万人，各方面集中起来的：有工厂里面来的、有学校里面来的、有机关里面来的、有街道里面来的、有农村里面来的，各方面来的人。从前各方面来的人凑在一起，总是搞不好，别扭很多。包括我们的解放军，这个军队和那个军队合在一起，是要闹点别扭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在炼铁炉旁边看到别扭很少，他们能够合作，情绪甚高，团结。我看那个地方相当苦，没有房子住，住在棚子里面，吃、睡各方面条件都不是那么很好的。也有点我们从前打游击、过草地那么个味道来。是不是？我们过草地的时候，不大间别扭，你看奇怪吗？大家没有心思阔别扭了，去搞别的事去了。我看这样的精神很好。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的钢铁就会搞出来的。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1.9共产主义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了
十月十二日 ，刘少奇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满怀喜悦地说：“我们党在县以下的政权已经开始灭亡，囚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搞经济、文化革命，只有一少部分是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通过今年的大跃进，我们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凡能劳动的，都能吃饱，可以说是放开肚子吃吧！明年城市也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努力一下，主要是在主要生活资料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就可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了。”
1.10意味深长的驯服工具论
六月三十日 ，刘少奇到《北京日》社，为《北京日》组织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刘少奇亲自审定，于 七月二十九日 发表在《北京日》。在这篇谈话里，刘少奇提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观点，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只要跟着党走，就能当将军，当部长，在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有些人想把党当成汽车，他自己是开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御党！这种人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混进我们党内的蟊贼。我们每个党员、革命者、主席、总理等等都是党的工具。不认清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1.11企图使企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变为厂长的私产的经济纲领
七月十五日 至十九日，刘少奇到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视察，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中多次说：“哪里有什么全民？六亿人民怎么开会？六亿人民谁当家，还不是毛主席？当不了又要当，那就只好官僚主义。现在我们把实际权力给你们，别人不能当这个家，毛主席不当这个家，周恩来不当这个家。这就是要企业自治。它有一定的先进性，你们不要怕跟南斯拉夫一样。我还主张把学校、医院、商店、银行、剧场等等都归家属办，国家办就不如群众自己办好。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
在座谈中，他还说：“正业其实不赚钱，副业赚钱。我主张你们搞成了托拉斯。我主张给搞出这个新设计的人刻个碑。给他们名，还给点利，他们就满足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动这些人才的积极性。什么时候你们的企业好像‘独立王国’，自给自足，就变成共产主义了。按照你们现在的速度，赶上英国，只要有两三年就行了。中国进人共产主义不要好久。这一点，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有这个信心。”
[xx看到这份《简》后，对毛泽东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讲话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图使企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变为厂长的私产的经济纲领。他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从南斯拉夫贩运来的修正主义货色。”]
2处在“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算帐派之间两线作战的毛泽东
刘少奇左得出奇,鼓吹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吃穷的饭; 他鼓吹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 他鼓吹搞土高炉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劳动是不要钱的; 他鼓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消灭城乡间的差别;鼓吹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鼓吹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他还要求作驯服工具。
毛泽东对这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六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十日 下午）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
“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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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听到毛泽东讲的这些，对黄克诚说：“老毛几乎是永远正确，你看他现在所讲的这些，又不知道把错误推给谁人了。中国的基层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他难道就没有责任？他为什么不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我听田家英说：‘老毛的身体已经远远地不如以前了，几次坐到厕所里站不起来，为什么他还要强挺着干？就怕别人说他不行了，让他提前退休。他前几年还说他要退休下来专门读书，研究理论问题，现在这个话再也听不见他讲了。他就是害怕丢掉他手中的权力。’这个话是正确的。”
黄克诚也表示不满地说：“现在中央没有多少真正明白的人，都是听见一点风就马上跟着跑，譬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都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一点，远远地赶不上高岗同志。可惜高岗死得太早了。如果他要在，他不会对目前的这种做法采取沉默的。现在连苏联的同志都说我们是瞎胡闹了。”
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劝告全党：“我们的头脑既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这话从现在起要多讲，多督促。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盲目地乱提口号，天天想作增产梦，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好像中国要在一个早晨就要到共产主义了，真是幼稚病！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另外也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类算账派，你们也不要客气，该顶就一定要顶！”
彭德怀私下里说：“毛主席在这里既反对了浮夸的态度，又反对了右倾的态度，指出对大跃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他的说教永远正确，但是他对处理浮夸的问题没有拿出解决办法。他只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最后是想嫁祸于人的。他已经感到了中国的问题不好搞了。”
张闻天也对他说：“老毛这个人从来是这样的，他十分善于嫁祸于人，推卸责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对三面红旗的失误，已经有所察觉了，他正在试图纠正他的错误。我听中宣部的同志讲，老毛跟别人说：‘现在我们的名声不大好，吹得大过盛了，叫别人看不起我们了。过度的大吹大擂，彻底砸了我们的牌子。不但给帝国主义钻了空子，就连我们的朋友都对我们有点害怕了。现在是马上降火，降高温。否则，就要闹出天大的笑话来了。’但是，他又在竭力地捍卫他提出的那三面红旗，竭力地顾全他的面子，竭力地把过去的失误说成了轻描淡写的东西。如果不给他揭发出来，还要出笑话！”
彭德怀气愤地说：“只要有人对他的错误提出抵制，他就要动用“右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这类大帽子来压人。我这回可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他的威胁和恐吓，坚决地要和他们斗一斗，就是斗争失败了也要落个海瑞的名声。他在几次讲话中不是提倡海瑞的精神吗？那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海瑞精神，看他究竟是真纳谏还是假纳谏！到时候就一切清楚了。不过我对毛泽东是深知其人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至 十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在武昌举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摘自选择突破口——师东兵]
彭德怀和周小舟说：“天天说大好形势，实际上就是天天不好。如果真是天天好，就没有必要说了，正因为不好才需要这么欺骗人民。这一点，我们的右派朋友比我们共产党人还要清醒。你作为省委书记，可是要对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呀，不然可是要落骂名的。”]
你看，他们对纠正所发生的错误不感兴趣，而是在等待机会。算账派的这种待机而发的状态，使人心悸，刘少奇后来帶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说：“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正确领导，而是希望我们犯错误的，希望毛主席犯错误，中央犯错误的。我们犯错误，他就高兴，中央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张闻天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犯错误，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他们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坏、搞糟，然后，他们可能推翻中央的领导，他们上台。高饶集团是如此，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也是如此。他们是别有野心的。”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9月9日 )
毛泽东要保护已经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积极性。
也使毛泽东要在“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算账派之间做出选择!
毛泽东认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土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某某插话说：列宁说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今年3 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
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 )
3毛泽东注意关心民生问题
为便于网友了解相关情况，特收录有关情况录于下：
3.1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一九五八年五月)
毛泽东看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给谭震林的批示：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并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作了告。本篇（二）就是毛泽东在谭震林的告上的批语。谭震林的告中说：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３６０斤，少数山区是２００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武汉粮食会议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北京又综合各地情况发了一次通。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６００斤，种籽１００斤，饲料２００斤，余粮１００斤。这个要求如果无特大灾害出现，连续三个跃进年就可能达到。如果打算有二年发生大灾害，则需五年达到这个要求。
3.2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邓小平[1]的批语[2]
毛泽东
（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
小平同志：
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3]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毛 泽 东
三月五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２〕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编印的《内部参考》第２４２９期的封面上。该期《内部参考》刊载了《山东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道。
〔３〕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3.3关于注意暴雨冲毁水库问题的批语[1]
毛泽东
（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 ）
彭真[2]同志阅。
河南暴雨冲毁水库一条，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七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冲毁不少中小水库。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两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 编印的《内部参考》第２５２１期上。其中：（一）写在《内部参考》第２５２１期的封面上；（二）写在该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新华社郑州２日讯《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旁边。新华社道说： 六月二十七日 至三十日，河南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暴雨中心在沙河上游的宝丰、郏县、叶县及白河流域的镇平一带。由于暴雨集中，势猛水大，造成了严重灾情。平顶山市冲垮水库十六座、水塘三十五个、堰埂八十一处。郏县李口乡沙山水库土坝被冲毁，大水冲进张店村。宝丰县代集乡四十二个小水库被冲毁三十五个。叶县冲毁中型水库两座，小水库三座。偃师冲毁水库五座。镇平冲毁渠道七条，进水闸一座，拦河坝十五座，小水库六座。灾情发生后，当地党政领导立即率领干部抢救，现洪水已基本退下，各地正转入善后工作。
3.4 1958年7月3日 ，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 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
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的方法去解决。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注释：〔２〕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３〕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3.5对一封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灾情的来信的批语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无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安徽省灵璧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遭受自然风灾，谎亩产，强行旱改稻及多栽种亩数等原因，灾情严重，到目前为止已饿死不下五百余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请求中央派人调查处理。信中还反映冯庙乡的乡社干部吊打一户地主、一户中农逼要银洋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处理。
3.3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 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给毛泽东的告。告说，今年九月中旬，中办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这次下去，完全是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反应很好。现将劳动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情况告如下。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这个地区往年常遭水旱灾，人民生活很苦。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实现了“满天星、葡萄串”的水利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这个村还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土化肥厂、供销部、粮食加工厂等，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的拥护。这个村自公社化后，一切自留地、房屋、零星果树都归公社所有，彻底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加之劳动大协作的锻炼，使农民的思想觉悟有了飞跃提高。我们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主要是：（一）目前各营（即原来的村）的耕作区仍是公社化前的原有耕作区，很分散，社与社之间互相交叉的地很多，不便于耕作与组织劳动协作。建议各公社的耕地重新划分，打破原来各小社的地界，以适应新的劳动形式的需要。（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三）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四）鸡鸭的饲养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应组织幸福院的老人们集体饲养鸡鸭，以解决这个问题。（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九六○年建成社会主义，一九六三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感到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一九五八年九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
3.6一个教训
毛泽东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这是一个有益的告[1]，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１４５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 泽 东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1]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告。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尤其对工作基础薄弱地区所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因而造成劳动紧张期间发病多，死亡率大，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年。
（二）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特别是经过反右斗争和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分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三）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几项措施：一、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并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对属于一般强迫命令的基层干部，也要郑重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多数干部受到教育。二、采取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彻底改造落后县、落后乡、落后社，拔掉各个角落的白旗。三、立即执行郑州会议关于作息时间的规定，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管理，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四、为使领导干部真正了解农民，除管工业的书记下工厂当工人外，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等主要领导干部，从今年十二月起，每人每年轮流当一个月农民。五、鉴于多数干部缺乏生理和营养知识，立即编印“食物营养基本知识”的通俗册子和挂图，加强对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六、为使今后不再重犯类似错误，在继续坚持分工负责、深入下层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
3.7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1]等的信
毛泽东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吴芝圃同志，并请转寄河南省委的同志们：
一封信[2]送上，长葛县的，值得注意。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
请酌处。
毛 泽 东
１９５８年， １１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２〕 指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也盲目提出批评。来信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3.8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的批语[3]，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4]，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即送刘、彭真、周[5]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发去，越快快〈越〉
好。另印如前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即送李雪峰[6]同志办。最好用电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
毛 泽 东
二月廿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告的指示；本篇（二）是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 为印发这一指示初稿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印发这一指示修改稿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这一修改稿上拟的。
〔２〕 赵紫阳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的这一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一定要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
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会议后期要在查错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结思想，整顿组织，纯洁队伍。
〔３〕 中共广东省委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转发赵紫阳告的批语说：粮食问题必须解决，这是关系到今年生产跃进和整顿公社的最重要问题。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４〕 指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至 十二月十日 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参见本书第七册第５７５页注〔１〕。
〔５〕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指周恩来。
〔６〕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9党内通信[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2]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关于城市各项事业每年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七级干部大会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送的两个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告。其中说，南汇、川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3.10党内通信[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2]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 三月八日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3]，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4]同志来此，和王任重[5]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 三月十一日 告[6]，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５日，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参见本册第９７页注〔２〕、〔３〕。
〔３〕 指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参见本册第１１８页注〔２〕。
〔４〕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５〕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６〕 指中共广东省委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二十三时 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汇。参见本册第１０８页注〔２〕。
3.11党内通信[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五月二日 ）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2]，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
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有手稿）
二
刘、邓、周、陈、林、朱、谭、彭[3]各同志：
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
毛 泽 东
四月廿九日上午九时
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4]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5]。
毛
三
刘、邓阅后，交尚昆[6]同志：
此件[7]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
毛 泽 东
五月二日上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们的一封信；本篇（二）是毛泽东为征求对这封信的初稿的修改意见而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下发这封信的修改稿而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八字宪法，指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３〕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４〕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５〕 曾希圣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 对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初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关于“密植问题”。他写道：“由老农和中年、青年三者协商的办法很好。我的意见省里可以提出一个幅度作为下面参考。因为老农过于保守，青年则有一点冒进，他们争论很大，要有一个幅度，容易使下面的意见一致。根据我们去年经验：麦子因地、因时和种子的不同每亩可用２５斤到３５斤的种子。稻子可插２×５寸到４×６寸的密度。”二、关于“吃粮问题”。他写道：“必须杂以其他代食品，不仅节省粮食，还有益于身体。但蚕豆、豌豆是经济作物（做粉丝、豆酱等），是否可以不作粮食定。” 五月二日 ，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修改时，采纳了曾希圣的意见，在“密植问题”中，加上了“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一句；在“节约粮食问题”中，将“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蚕豆、豌豆、瓜类、芋头之类”一句，改为“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６〕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７〕 指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对这篇党内通信的修改稿。
3.12关于如实道灾情唤起人民全力抗争的批语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
乔木、冷西[1]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
毛 泽 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已
节编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有手稿）
注 释
〔１〕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总编辑。
〔２〕 指新华通讯社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 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一期上登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道。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抗洪救灾，已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3.13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
总理：
此件[1]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２５１７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国务院秘书厅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 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 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
此件[1]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编印的《救灾工作简》第十七期上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告。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1.14粮食问题[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
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另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若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 泽 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指陈国栋 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为送这一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粮食分配问题的意见。我们认为，以历年的实际消费情况为依据，计算社会粮食消费的基本需要，是确定年度粮食分配计划的稳妥可靠的方法。为此建议，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把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二、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国家粮食收支计划调整的意见。今年三月，上海会议确定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的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销售指标为九百七十五亿斤。我们认为，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虽然不小，但是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销售指标则偏大了一些，需要进行调整。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比前两个灾情不小的年度增销了一百七十多亿斤，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今年如果把工作做好了，是可以压缩下来的。我们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减少销售指标是一件大事，要全党下决心才能做到。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1.13中共河南省委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情况简说，我省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小麦普遍出现旱象，而且正在向严重方向发展。二月初，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了抗旱浇麦的紧急指示，接着省委又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电话会议，进一步布置和检查了这一工作。各地普遍召开了干部、党团员群众会，建立了抗旱浇麦指挥部，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旱浇麦运动。二月二十三日，省委再次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确认抗旱浇麦和抗旱春播为当前全省的中心任务，决定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向全省人民进一步进行大动员，迅速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全民抗旱运动。（二）千方百计挖掘一切水源，保证小麦有足够的水量。（三）继续抓好群众生活安排，保证群众旺盛的战斗情绪。（四）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抗早，解决抗旱急需的物资。（五）从省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协助抗旱，进一步促进抗旱运动广泛深入的发展。
2010/4/15
附1：谭震林、廖鲁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告。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八年农业收成的情况。粮食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长一倍半。告还列出了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并说，这些统计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上的数字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下面产量有浮夸虚，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些折扣后，这些数字可以认为是可靠的。总之，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全面丰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二）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籽增多、劳力紧张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建议从一九五九年起，在农产品的采购方面实行合同制，由采购部门同农村人民公社订立合同，双方保证按合同完成任务。（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十五亿亩以内，比一九五八年减少四亿亩左右。这就是说亩产量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由亩产四百多斤提高到千斤以上，才能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再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实现土地利用的“三三制”，从根本上改变“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推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有步骤，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步不能跨得过大，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冬种和一九五九年的春种面积，只能少减，不能多减。建议各省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提出实现土地利用“三三制”的步骤、方法和执行计划。（四）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有许多公社帐上积累不少，但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大搞副业生产，成立专业队，规定完成的任务，解决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前的工资开支和其他现金支出。并发展社办工业，扩大多种经营，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这是从经济上巩固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一项关键措施。（五）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保证重点工程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推迟到一九六○年或一九六一年再去兴修。（六）关于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县及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也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些事；分配问题，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另外，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所储蓄。（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冬季要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系统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准备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同时从县以上的机关中抽调干部去充实公社的领导核心，并把在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一批到党内来，以保证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
附2：冶金工业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印发的这份规划草案指出，钢铁工业今后八年发展规划的要求是：一、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保证高速度的发展。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一九六七年钢产量达到六千至七千万吨或七千至八千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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