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三天（下）

　　

　　 一 　　

　　

　　　1966年8月25日　，是我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天。　　

　　

　　清晨，临文小组在美术组举行了内部选举。我票数最高，依次是董宜德、锺文仁，而当时宫虎提议由复员军人锺文仁当组长，大家一致通过，结果我和董宜德任副组长。然后又进行了分工：董锺负责会场布置，我负责接待，其余人员分别配合。　　

　　

　　褚忠良在昨夜凌时已被局党委罢官的消息经临文小组用大字公布后，在全场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车间班组贴出了“一天生产半天完，坚决支持今日大会”的口号，有的小组还派代表要临文小组分配工作；我向车间某副主任提交了脱产职工的名单，随即被接受；场文艺队也发表声明支持临文小组的行动，并在场内游斗了被拘押一夜的褚忠良。　　

　　

　　有着上千人的装卸队职工也贴出了支持临文小组革命行动的大字。还有七八个得了腰椎病的装卸队大爷，直接向我哭诉了褚忠良对他们的克扣和迫害（其中一位酷似苏里科夫画幅中的“枪兵”）。望着他们抖动的胡须和混浊的泪水，我也几乎要哭了，而这更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全场充满了节日般的气氛（后来看到了列宁“革命是革命者的盛大节日”的命题感到特别亲切）:红旗在门前飘舞，扩大器放着进行曲，锣鼓声咚锵作响，一座由四台拖车并在一起的大会主席台正在场院空地搭起。八九点钟就有参加大会的工人和学生陆续到场，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红旗和主席像，抬着“支持汽运七场革命派”的标语牌并高呼口号。我们热烈鼓掌欢迎他们，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他们亲切地握手交谈。然后领他们去食堂看大字，食堂的降温工人也拿出大批汽水来招待他们。据回忆这天来的起码包括汽运一至八场，起重场和修理厂以及我场对面机球一厂等十几个兄弟厂的职工和河北大学、八十二中、七中、八中、解放南路中学、电力工业学校、郑庄子半工半读学校、中山门三中、诚友庄一中、诚友庄二中等数百名师生，而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更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　　

　　

　　10点一过，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等一批人带着大字进场。一见面他就和我握手并说，小陈，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见到他真诚的脸色，我突然感到昨天对他们太过分了。随后副局长李毅、天津市委公交政治部干部王景宏等也先后到场。11点多，在主席台一侧我和董宜德把他所列的大会议程又综合了一下，又与李毅、王景宏碰了碰，接着就向来场的各单位代表宣布通过，大家都没意见。这时我感到在这种紧张忙乱的情况下，原定的文革选举势必要往后推，和李毅一说，他同意了。　　

　　

　　不知怎的，此时场内外各种人和各种事几乎都来找我(甚至有的女工为了剪掉辫子，也来到我的面前表示革命决心)，为专心大会许多事我都得避开。因此负责大会纠察的高树田找到我，提出由场职能部门写的会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褚忠良批斗大会”的提法可疑，也没引起我得格外重视。　　

　　

　　11点40分大会正式开始。董宜德主持会议，原定由锺文仁致开幕词，他临时推给了我（我原定是要做总结发言的）。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只是重申了临文小组的成立过程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随后就由董宜德宣布大会纪律，这时整个会场是相当隆重的：主席台上有主席像和数面红旗，会标在微风中抖动。褚忠良和已经被揪回来史荣祖头戴高帽弯腰并列站在台侧，台上台下站满了手持木枪而不少还穿军装的纠察队，会场上有本场职工、兄弟场职工和学生近两千人，我看见到处是热情的面庞和支持的目光，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充满心间。心里想一定要记住这一天。然而正当董宜德宣布大会纪律刚一半的时候，会场上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时只见从会场对面跑出一人，高举语录，一直奔向主席台。在台侧的我逐步看清是车间团支部组织委员李贤荣，她在这时候干什么来呢？本来两三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研究工作，过去我还向她推荐过契诃夫的书，她也为了帮我入团的事常找我谈话。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相互的立场就对立了。虽然她被人称为“史家朝廷的秘书”，甚至不久前在大字上也用过狠毒的语言围攻过我们，但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我和不少人对她人品的评价。认为她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我还有过给她写公开信的念头，希望它能站出来勇敢的揭发史荣祖的问题……此时看到她一步步跑向主席台，我立即有这样一个念头：莫非她在新的形势下，已经彻底觉悟了？这次是准备立即揭发魏志远和党总支的新阴谋……我想着就从台上跳了下来，朝她迎了过去。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把目光集中到我们两个人身上。迎上她我就问，贤荣，妳有什么话？没想到她脸色一沉，怒气冲冲的对着我说我，你管不着！这时在台上的董宜德见此用扩大器问就问会场上的群众，让不让她发言？人群中立即发出了一片“不让！”的回答。我当时对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很反感，认为还是应当让她讲话。但这时，台前的几个纠察队已经上来用枪托赶李贤荣了。而这时没想到，更严重的事随即发生了。　　

　　

　　“让她讲话！让她讲话！”的喊声从会场的左面、右面和正面传来，一伙人虽不多但声音很大，并随着喊声先后冲向了主席台。见此我又扭身跳上了台，站在上面一看，他们就要冲上来了！这些人都咬着牙，红着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手举着语录，跳着高喊着。他们是一部分党团骨干、中层干部和部分老工人，这其中蔡某某、马某某、孙某某们跳的最高。刹那间我心里明白了：这是党总支的精心策划，是魏志远们的狗急跳墙！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跳上台来，其中司训班的王来祥首当其冲，他先是爬上旗杆扯下会标，呼喊一阵口号后立即把那两个已经互相打掉高帽的褚忠良和史荣祖保护走。而这时冲上来的其他人有的折断旗杆，有的夺下扩大器，有的甚至推倒了主席像。还有的掐断了电源，加上天气骤变突然刮起风沙，整个会场一片混乱。而场长路明桥身穿短袖深烟色鲉绸上衣跳上讲桌呼喊、指挥的身影给我印象极深。而回头一看被挤到台边的锺文仁竟流出了眼泪，心里更是又急又气，随后就跳下台来。这时我又看到许多外单位的红卫兵负责人都赶到了台前，在他们的维持下，会场逐渐安静。见此我非常高兴，于是对他们不断地说：“希望你们维持会场！希望辩论！”又过了一会儿，会场还没完全平静，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出现在主席台上，只见一个佩带袖标手持话筒的红卫兵说：“我是六个学校红卫兵的代表。现在会场很乱，你们场内两派的观点不一，所以只能把批斗会改成辩论会。而会议由我们主持，大家看好不好？”他的话音没落就被全场响起的“好！”声压住。这时一部分想反对的人没形成任何气候，辩论会马上开始了。　　

　　

　　一开始发言的就是反对临时文革的人。第一个是修理工方永起，第二个是司机李云澄，他们的观点是两条：一是临时文革小组不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的；二是小组成员出身严重不纯。第三个发言的是三队司机武永扬(他后来成了筹委会主任，也是一度的风云人物)，他的话也是这两条，只是讲得更堂皇一些。他的发言使我非常着急，我从前在工会听过他的忆苦告，对他印象很好，心想他一定是受蒙蔽了。可现在也没办法说服他。随后轮到我们这方发言了：第一个是临文小组成员何世连以老工人的身份讲了话；第二个是临文小组成员宫虎，他刚说没几句，台下就有无数小条传上来，而其中一大部分是针对他的家庭出身来的，可他镇静不乱，胸有成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地连连作了得体的回答，并顺利地谈出了场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随后姜玉江发言，语言断续，效果不好；好在为临时来场为他作证的人讲话事实清楚，简明有力。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望着临文小组成员和我们的支持者那激动紧张的脸色，我要求发言并很快被获准。然而仅介绍了几句临文小组成立的过程和目的，雪片似地小条又朝我飞来。打开一看：有的问家庭，有的问日记，乱七八糟，还有不少恐吓语言，一下子，把我的心情搅得很乱。本来上台发言我的信心很足：一是褚忠良和史荣祖的罪恶我很清楚；二是大会的方向绝对正确。可现在的关键却是如何才能排除干扰、把辩论引到大会的主题上呢？这时好像想起了不久前学过的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里的一段话“我有些怕，可一看对手比我还怕，发球时手都哆嗦了。”觉得这时李贤荣如果上来可能比我还乱，于是就公开要求她上台辩论。李贤荣立即应战，毫不犹豫地上了台，理直气壮地讲了起来。这样，就注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李贤荣在讲话中除了表示坚信场党总支的正确外，还似乎想说明了我场不应立即搞文化大革命，接着她就提到“褚忠良同志和史荣祖同志”，而这两句“同志”刚一出口，就立即给她带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反应：先是会场角落里传来了愤怒的呼喊，因为通过前半时的辩论，人们对褚和史的问题以及会议的方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于她的说法当然反感极大，有的工人（对过机球一厂）都起来骂她了。然而她毫不理会，依然顽强的坚持称褚忠良和史荣祖为“同志”。这样就激起了掌握会的红卫兵的极大愤怒，这位电力学校的学生，用力把讲桌一拍，又随手把她前面的扩大器夺了过来。向大家激昂的讲了几句，然后又转过头去质问她，李贤荣被这突然的一问惊呆了，张口结舌，几句话都没回答下来。此时会场上的呼声更大了，“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出现了，结果，她被轰下了台。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方竟没一个敢上台了。而我们这方发言的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烈，而且发言的不少还不是本场的职工。其中有新的证人，有职工家属对褚和史的控诉，还有调至外场的干部的揭发。会场的形势趋向明朗了。随后，就是到场的学生和兄弟场代表纷纷表态，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临文小组的革命行动和今天的批斗大会。河北大学那位姓范的同学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虽然临时文革在成立过程中和个别人家庭出身上都可能有些问题，但他们组织批斗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因此，我们坚决支持这个大会！”这时大会的趋势已定，临文小组成员又都重新站到了台上，会议开始走向结局。副局长李毅讲话了。他代表局党委重新宣布了罢褚忠良和史荣祖官的决定，这时全场掌声一片，口号声一片。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辩论会又改成了批斗会。已经逃走的褚史二人又被揪回，仍然在纠察队的押解下站到台上。而同时全场闻名的李贤荣也被带上了台，并挂了条一起批斗。揭发批判又进行下去。最后，市委公交政治部干部王景宏讲话，他说：“阶级斗争正如我们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复杂、激烈,那样惊心动魄!但是事实清楚了，我们支持这个大会，我代表市委在此宣布：天津汽车运输七场的文化大革命自今日起全面开始！”　　

　　

　　会议结束了。我们都含着眼泪互相握手，并怀着无比的激动和感激欢送来场的战友和学生。这时，下午刮起的狂风和雨点全过去了，我还千真万确地记得远处车库的墙上还出现了几块桔黄色的夕阳，天又放晴了。

　　 二　　

　　白天大会的狂风暴雨，揭开了场领导近几天对我们行动保持沉默以至退却的内幕，它清楚的说明了：他们对我们筹划批斗褚忠良和史荣祖是怀有刻骨仇恨的；他们一有机会便要反扑的；他们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是在事后一些时候才了解到他们在八二五早晨的策划的破坏大会的计划。基于八二四发生的事实，早上六点，场长路明桥对魏志远说，光听上边的也不行。六点四十，又召开了包括所有中层干部的党总支扩大会，会上，魏和路讲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向上级讲文革必须搞；二是临时文革小组未经过选举而且成分严重不纯，林启明的签字是被迫的；三是向各单位实际上布置了搞垮当天大会的计划，并做了具体安排。　　

　　

　　而下午的一场生死搏斗，也使我们感到是没有退路的，而且不能退，只能继续把运动继续向前推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查清破坏白天大会的阴谋和惩办组织者——而首先必须要罢魏志远的官。毫无疑问，在我们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都认为破坏大会就是反革命行为。为此当晚我们（临文小组及支持者和以河北大学为代表的革命师生）又在场会议室向到场的上级领导（李毅、公司的当权派和市委的王景宏）强烈提出罢魏志远官的要求。他们对此反复犹豫和推托，但我们在充分的事实和坚决的要求下，李毅又几经和局党委联系，终于答应了罢官，并定下在第二天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宣布。为了保证执行，我当时草拟了开会通知，并由李毅签了字。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他们离场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　　

　　

　　然后我们继续开会，目的在于弄清搞垮白天大会的计划。为此询问了被纠察队拘留的一些人。临文小组的人大都在场，参加会的起码有四五十人。被拘留的大都是白天跳台的骨干，对此，我们没做具体布置，但原则上是同意的。我们先后讯问了褚忠良、史荣祖、郑省民、崔某某、王某某等人。心情恐惧的褚和史不是躲闪就是推托，充满敌意而毫无诚意，逼问下只承认会场乱时喊过“毛主席万岁！”和“陈风雨家庭出身有问题！”两个口号。为了说明他们的计划，一个红卫兵气愤地将从政治处查出的”左派红卫兵”袖标扔在地下。郑省民、王某某的态度很强硬，但谈出了一些问题。这时尽管气氛很严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挨打，我是不允许任何人打人的。崔某某的态度很诚恳，一开始就揭发了自六月以来党总支对我们的监视和围攻，直至今天上午布置时大会的反扑。他的话使大家非常感动，我让他坐下，并给他得倒了一杯水，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不是反对一切干部，欢迎您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这时有的人还给他鼓了鼓励性的语录。他离去时我代表大家和他亲切握手，大家又声音不大地鼓起掌来。要不是半夜，大家会更欢。我们离开会议室时，已经近三点半了。　　

　　

　　这时离开全场大会也只剩四五个小时了，我们疲乏的实在太厉害了，真恨不得立即躺下，哪怕就在院子里。可是一想到要开的会，估计在宣布魏志远罢官时，完全可能重现二十五日的场面，甚至还可能有更严重的反扑，于是，睡意再次被我们逼走。这样只让一部分人睡下，我又带了一批人乘车去学校了。天已露出了鱼肚白，我们赶命地相继去了七中、郑庄子中学、河北大学搬兵……而到了那里又得讲运动过程,活活地把人累死了。记得一到河北大学看见一间大屋里有沙发,我一碰它就着了。赶回场后,一阵凉风吹来，我吐了半天。　　

　　三 　　

　　

　　 　　

　　

　　　八月二十六日清晨　，汽运七场全体职工大会在六库礼堂召开。　　

　　

　　我代表临文小组主持了大会，并在会前带领大家学习了十六条。议程很简单：基本是由交通局副局长李毅讲话。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我场要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宣布场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被罢官、正式公布昨天决定的褚忠良和史荣祖被罢官。他大约是山西口音，口齿也不很清，然而他的讲话还是不断地被热烈地掌声打断。最后，他要求大家讨论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时我悄声问他，是否可以停产半天？（其实这半天除了开会也就剩一个多小时了）他点头同意后，我们就安排了全场的讨论。整个会议进行的很顺利，我们事前预料的情况根本没有出现。人们在紧张中露出了会心的轻松感。　　

　　

　　大会后又到了场会议室，李毅向我们介绍了陪他来场的局基建处长曹吉星和机务处长兰春阳，他要我们信任他们。最后他又交待了几件事，我记得有三天内经巴黎公社方式选举出场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有要把生产抓起来等问题，说完他就走了。　　

　　

　　这时，虽然我们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实质上已经把党总支的权夺了——魏志远被罢官，则是这种状态的标志。（两三个月以后，风靡全国的工矿企业造反派夺权，只是形式上到已经瘫痪了的当权派那里抢图章，和我们当时不是同日而语的）这时我也感到了场内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二十五日夜，我在办公室的过道里碰到了新来的副场长、复员军人尹铁拴——自七月份来场后，我们一直想接近他，但没成功。而这时他表态说，我支持罢魏志远的官，原来的总支已经烂了，没法改造了。我还碰到过办公室的一个干部，他似乎显得手足无措，我就对他说，继续工作吧。这时我还了解到，还扣了不少人。大约此时，考虑到这些状况，我在一张纸上随意写过“惩办首要，改组党委，撤销团委，处理一般”这几句话，没来得及细想，更没和别人商量。事后也就忘了，纸也随便扔掉了——然而它却在后来美术组被抄时从纸篓里被人找出，再经加工篡改，被说成我的“五项反动纲领”，我也因此被整了十几年。　　

　　

　　下面继续说八二六，会虽顺利地开过了，可新难题又出现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七中学生。本来早晨请来的学生会后大都去了班组，宣传十六条特别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然而七中的学生却要求我们立即召开批斗会，并大声得意地宣扬他们如何打人。这些人一水的绿军装，挥舞着铜扣皮带，站在场院的大会主席台上乱跳乱叫，（这些多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的确和后来文艺作品里批判的形象一样，但他们只是红卫兵的一部分，而且当时就遭到许多红卫兵的反对）见此我连忙上台去劝他们，不知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理会我这个临时“负责人”的身份，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太瘦弱，甚至还可能也把我当成了来场的学生，反正没几句话，他们就把我推了下来，眼镜也被甩掉。见此，许多工人都去劝他们，我这时就对大家说，咱们宁可挨打，也不还手，绝不能打起来！在场的张文明、攸炳祥、　张少良　老师傅都努力去劝，纠察队员张长宝还被打伤。在场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来相劝，然而终究无效。　　

　　

　　我感到应当向他们显示力量。于是很快集合了一二百名工人在场院坐下，他们见状也陆续在我们的对面坐下。我站在中间向学生们讲话，我说非常感谢同学们，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场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展不起来。今天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批斗会就不开了。这几天同学们都很辛苦，我们准备用车送同学们回去，哪天有事再请同学们来。没想到我的话音没落，他们就喊了起来，我们不听你的，听老工人的！回身我就要大家推选代表，记得有谢建华、李学发等人也去劝他们，可没见效果。随后双方相继散去。后来听说这些学生在他们学校也是干部子弟为主的“主义兵”，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对全校的其他人实行专政。　　

　　

　　将近天黑时，锺文仁找到我说，今天晚上开批斗会吧，有北京的学生要来。对白天七中学生心有余悸得我，当然是不愿意开批斗会的。但出于对北京学生的重视，我还时勉强同意了。　　

　　

　　当晚批斗魏志远、褚忠良和史荣祖的大会在六库礼堂举行。锺文仁持会议，我在后面安排发言。然而在从场办公室去会场的路上，我得知北京学生根本没来，而呆了一天的七中主义兵也根本没走，一种不祥之兆在心中顿时生起。在走向台上的侧道，我不仅发现了一些横眉立目仿佛见过的学生面孔，而且觉得在台侧站岗的场文艺队员也显得神情特别。开会了，好像锺文仁的讲话还没完，临问小组成员苏先宏就到台上找到我，很不客气地说，台下学生对你有意见，你最好下来。听了他的话后，我说不清是尴尬还时反感，竞怔住了没有回话。正在这时，一位职工走道我面前说，大姐找你来了。于是我就走出会场。和姐姐到宿舍谈了一会儿，很快又就送她离场。然而路过六库时，发现灯火辉煌的台上人影晃动，台下的秩序也有些乱。这时我听人说，打人了！打人了！这时我心里“格瞪”一下：防了一天的事还事发生了！身边的姐姐也对我说，这样打人可不行，你们得想法制止！这时王玉明、陈永华也紧张的从会场里跑过来，见到我焦急的说，咱得想办法。怎么办？看来只有找上级了。白天的情形大家都很清楚，如现在上去劝阻，白挨打，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我们仨坐到司机杨铁成的车上，直奔场门口。然而快到门口的时候，竟然发现场门已被七中学生封锁住，不准人们随便出场。我们都是趴在马槽里没被发现才出去的。　　

　　

　　我们先去了市委，这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根本找不到能解决我们事的人（后来才知道这天正是著名的劳二半红卫兵围攻市委的“八二六事件”）。之后又到了在人民礼堂办公的市委工交政治部，可也没人管。再后来去了交通局，从家里找来了曹吉星。这时从场里同样为制止打人来局里的高树田，也与我们汇合了。最后大家一商量，还觉得得去河北大学请大学生比较有把握，于是我们就去了河北大学。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场里究竟如何，真是想也不敢想了，现在能做的只有动员学生。然而令人着急的事，到了学校后竟然找不到去过我场的学生。好在人们见到我们这样着急，还能认真听我们的话。于是我们只好向他们讲我场运动史，一直讲到我们几乎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大学生们才同意去我们场制止武斗。我们的要求是，只能挨打，不能打人！终于，他们被打动了。两辆车的学生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场里，进场一看：已经凌晨一点半了！　　

　　

　　当同学们陆续下车还没列好队时，我们几个就箭步跑到了当作礼堂的六库，结果一看，会早散了。走上台去，只见两个女红卫兵端正地在毛主席画像两侧站岗。我赶忙问她们大会开得如何，她们回答大会十点多就结束了，而且也没出什么意外。问她们是哪里的红卫兵，回答说是中山门三中的。望着她们那纯真虔诚的神情，我忽然感到鼻子发酸，对她们说，你们才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呐。接着觉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不久，又传来有人要放火的消息，大学生们就协助巡逻了。　　

　　四

　　这样，我就经历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三天。它对我的人生几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事后看起来，除去极端紧张外这三天过得也大不相同:如前两天我一直是猛冲猛打的进攻；后一天却是拼死拼活的防守。前两天的行为有人看成是毫无顾忌的凶神恶煞，而后一天的做法有人却被看成是极端右倾的“婆婆妈妈”。其实，这看似不一的做法却都于我心中的一种信念,即崇尚正义、反对暴力。然而，我们却又是在借助一种暴力背景来实现我们认为“正义”的目标的（应当说这种社会暴力的产生既有最高领导者“造反有理”的号召，也有对原社会体制内压迫的一种反作用力，还有社会中存在的流氓性质的暴力倾向），而且在行动中有了批斗、扣押这样的准暴力，特别是在八二五那天在险些被反扑打倒的时候，在我脑子里还突然冒出了“镇压”的概念，起码认为部分扣人是合理的，是一种防卫，一种暂时措施。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前后，政治斗争延伸到武斗非常普遍（十六条和最高指示里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既是对到处打人的反对，也是对斗人的一种默认。不过这时挨斗的对象恐怕最多还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刚露苗头的造反派。当权派还是少数）。虽然投入运动时我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真理在胸笔在手”的心态，从而在冲锋陷阵中无所顾忌，但是对于打人，还是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恐惧（在后来自己有了被打和与别人一起被打的经历，又有了一种宁可自己被打，也不愿看别人挨打的心理），而且绝对认为打人违法。因此，在八二六前后我竭尽全力反对打人，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法律观念，当时我深知无论谁在七场打死人，我都是责无旁贷的。虽然日后由于派性和误解，自己还遭到诬陷，可终是善有善，我在那特殊时代制止打人的做法，被写进了后来的平反决定。虽然如此，我也还应为那个时期出现的打人和扣人负一定的责任，毕竟我有过那个位置。 　　

　　

　　二十七日早晨，我在议论必须制止打人时，遭到了反对。一位帮助过我们的大学生引证了林彪的话，说好人打坏人，打了也就打了。别因为这一点影响了大方向。随后，以何洪文为首的复员军人在会议室召开了放火问题调查会。但规定“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由于八二五那天的舆论，我没能参加会。后来，北京的学生们来了，记得有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许多职工主动地和他们亲切交谈，我这时也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给他们弄水。很快他们就场内形势发表了《十四条通令》。　　

　　

　　下午公司党委任命的代理书记李宝瑞到场。公司副经理宋金章和曹吉星陪同，他们来后立即召开了临时文革会议，讨论研究选举问题。会议不久，锺文仁靠近后对我说，北京学生说咱们文革小组有出身不纯的。联系到这两天的变化，我立即对他说，我退出临时文革小组！并立即离开了会场。　　

　　

　　我回到了宿舍，一照镜子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人，这个又脏又灰，瘦的几乎没有人形的人是我吗？——屈指一算，我已有四天四夜没有睡觉和吃过一顿好饭了，有时吃馒头只能躺在椅子上，真是累死了！不知此时为什么又忽然想起了守卫毛主席像的红卫兵，鼻子又觉得猛然一酸。同伴们劝住了我。这时我心中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却又忧郁的感觉。　　

　　

　　下午，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在两个同志的陪同下一起回家了。过大直沽时，发现那天的水果真便宜呵。　　

　　

　　从这时起，我便开始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在运动中的位置。　　

　　

　　在这以后的几天，场里召开了大会，将场名改为八二五汽车运输场。我是在台下听到这个决议的，当时我正在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能不能和工农大众结合到底的论述。八月三十日，我和宫虎接到了一封长达七页的匿名恐吓信。到了九月初，文革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临文小组的锺文仁、董宜德、何少然、高树田、冯连城进入了文革委员会，包括我、宫虎和苏先宏在内的临时文革其余的六名成员均被淘汰出局。　

　　

　　 　　

　　

　　中国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有一段名言，他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可关键时刻就是那么几步。毫无疑问，八二五那几天就是影响我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从1966年投入文革直至1980年彻底平反，我在坎坷中实现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过渡。十几年里，我坐牢（准监狱式的拘留）两次，经历运动重点打击无计其数，而且还加上两年争取平反的拚搏，在“大梦醒来是早晨”的时候，韶光已逝，一事无成（甚至连个做事的起码干部身份都没有）。回想岁月蹉跎，虽然也有遗憾和痛楚。但是并没有对人生的根本失望，细细想来，反而倒有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心和激越。原因何在？归根到底，也许还在藏于精神深处的1966年胜利感。八二五成功了，这个信念恐怕要贯穿我的一生。当然，我们很侥幸：这第一在于当天的反扑没有成功（若反扑成功，在那特定的时期我们一些人即使不被作为“反革命”被打死，也会在精神上被摧垮的）：二是终没打死任何人（若出现问题，事后拿我们这些人试问也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我个人更会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天津几乎同时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三轮二社事件”就是以领导干部被打致死，而定为“阶级复事件”的。其结局是几名“首恶分子”被处决。）。这两点都没发生，便使我们一些人终生有一种精神不败的感觉，此后无论经历多么严重的打击和反复，都没垮台。也许这就是青春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淬火吧。　　

　　

　　当然这种幸运也并非全靠偶然。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全力筹划而又一往无前成功的可能就大。有了这种体验，再去读恩格斯的“社会合力论”就会觉得特别亲切和深刻。革命导师是在一封信中（致约.布洛赫）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理解了这个观点，就有了观察历史的钥匙。以此再看法国革命的经过，十月革命的发生的这类人类历史上的星光灿烂时刻，就会心明眼亮起来。同时这种经历，对自己也是一种难得的“高峰体验”（马斯洛语）——即一个人在特定的时刻可能发挥出自己平时永远难以发挥出的能量：也许还能稍稍体验和理解一下历史人物的特定时刻。对于以《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尤其是以毛泽东革命思想哺育起来的这代人，这也是一次理想主义革命的尝试。尽管在过程有曲折、有血污、有失望、有痛苦，但终究在社会的运动中实现过自己。而特定时刻的极端体验，也使我对于历史上诸如罗伯斯庇尔这类大人物，有了自己的独特理解。（这种体验后来加上对历史的研读，使我写出了法国革命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从这个意义上讲，“悲剧比没有剧好”。而且深信，有过类似经历和立场的人，都会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发革命的意义有着透骨的理解和绝对的赞成。毛主席永远是善良、穷苦、受压迫大众的贴心人和导师。　　

　　

　　社会继续前进。近四十年瞬息而过，当环境和目标都已发生新的变化时，难道过去的一切还有意义？有。作为一直没有停止探寻脚步的我，肯定的这么讲。作为个人的精神遗产，当年的经历不仅为以后的工作和事业提供了方法和思路，而且更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不仅创造过很不错的工作业绩，而且还能在即生命进入晚年的“反腐维权”的斗争中，依然能为了维护信念和自尊又毫无退缩的再一次经历了考验，而且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今后，除去自己犯错误，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有人说，你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记忆。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