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

　　

　　李克勤新华博客

　　

　　
1956年，毛泽东和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亲切交谈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　195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这句话，我们上大学时，当时华中工学院给我们在校生提供了专门介绍钱学森的书面资料，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育，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科学事业的栋梁，我们也有必要了解钱学森，这对于大家的学业、职业、事业都有好处。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之一，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不是诺贝尔奖所能衡量的，因为他的科学研究，科学实践很多是国家机密，目前不能公开。不过，他的科学历程极有独特意味，他曾经是美国的上校，曾经作为中国的中将考察过苏联的绝密军用设施，他又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人民科学家。像他这样能够通盘了解中美苏三大国军事机密的科学家，恐怕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

　　一、钱学森在美国的出色科研是他成为美国军方的上校。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力。”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就在1945年，冯·卡门受命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军衔少将。而他的得力弟子钱学森则担任了火箭研究组组长，并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随着纳粹的溃败，钱学森来到了德国，奉命调查纳粹德国的火箭技术，搜捕火箭科学家。在审讯冯·布劳恩的过程中，年轻的钱学森开始接受布劳恩有关火箭和星际飞行的理论，并扎根于心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二、钱学森一家回国的曲折。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

　　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钱学森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到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

　　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

　　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8月5日　，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　9月17日　，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　195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

　　三、钱学森是毛泽东特批的中将。

　　

　　1956年，菊香书屋。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

　　

　　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后来有一天，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　，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四、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科学家。

　　

　　１９４７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６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１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８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１５６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１９５７年２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１２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５７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１９６０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１９６６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１９６５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１９６８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１９７０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后来曾道说：“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的５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１９５５年９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靠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１９５８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３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１９５９年１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１１月１２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３０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１０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３０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４０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靠。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１６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１００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９7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３月２９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９０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五、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2008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1月19日　上午来到钱学森家中，亲切看望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民科学家，代表党中央向他表示衷心的祝福。

　　 胡锦涛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钱学森家中。一进卧室，总书记就走到床前，俯下身子，握住钱学森的手说：“钱老，您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您，给您和全家拜个早年！”

　　 “谢谢！”钱学森笑容满面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

　　 总书记给钱学森送上一只花篮。朵朵鲜花姹紫嫣红，满屋生意盎然。

　　 胡锦涛坐在床边，同钱学森亲切交谈起来。

　　 胡锦涛满怀深情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您满怀爱国热情，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您作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您仍然关心国家现代化建设，关注科技事业发展。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只是碰到机会了。”钱学森谦虚地说。

　　 交谈中，胡锦涛又对钱学森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

　　 钱学森再次露出谦逊的笑容。

　　 在特制的活动工作台上，摆放着一副眼镜、一份材料，尽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钱学森仍每天坚持看、学习。

　　 “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胡锦涛谈起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

　　

　　

　　

　　刚刚获悉，就在钱学森回到祖国53周年之际，钱老的侄儿，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并不以是否获得诺贝尔来评价一个科学家的成就，但我们并不反对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国际大奖，包括诺贝尔奖。

　　我们尤其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民科学家！

　　衷心祝愿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健康长寿！

　　祝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由钱学森这一代科学家开创的新中国科学事业能够科学发展！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　195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这句话，我们上大学时，当时华中工学院给我们在校生提供了专门介绍钱学森的书面资料，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育，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科学事业的栋梁，我们也有必要了解钱学森，这对于大家的学业、职业、事业都有好处。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之一，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不是诺贝尔奖所能衡量的，因为他的科学研究，科学实践很多是国家机密，目前不能公开。不过，他的科学历程极有独特意味，他曾经是美国的上校，曾经作为中国的中将考察过苏联的绝密军用设施，他又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人民科学家。像他这样能够通盘了解中美苏三大国军事机密的科学家，恐怕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

　　一、钱学森在美国的出色科研是他成为美国军方的上校。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力。”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就在1945年，冯·卡门受命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军衔少将。而他的得力弟子钱学森则担任了火箭研究组组长，并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随着纳粹的溃败，钱学森来到了德国，奉命调查纳粹德国的火箭技术，搜捕火箭科学家。在审讯冯·布劳恩的过程中，年轻的钱学森开始接受布劳恩有关火箭和星际飞行的理论，并扎根于心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二、钱学森一家回国的曲折。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

　　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钱学森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到第二年，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

　　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

　　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8月5日　，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　9月17日　，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　195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

　　三、钱学森是毛泽东特批的中将。

　　

　　1956年，菊香书屋。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

　　

　　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后来有一天，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　，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四、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科学家。

　　

　　１９４７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６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１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８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１５６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１９５７年２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１２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５７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１９６０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１９６６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１９６５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１９６８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１９７０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后来曾道说：“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５年的５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１９５５年９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靠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１９５８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３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１９５９年１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１１月１２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３０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１０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３０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４０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靠。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１６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１００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９7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３月２９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９０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五、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2008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1月19日　上午来到钱学森家中，亲切看望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民科学家，代表党中央向他表示衷心的祝福。

　　

　　

　　

　　 2008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钱学森家中，看望这位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这是胡锦涛同钱学森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胡锦涛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钱学森家中。一进卧室，总书记就走到床前，俯下身子，握住钱学森的手说：“钱老，您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您，给您和全家拜个早年！”

　　 “谢谢！”钱学森笑容满面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

　　 总书记给钱学森送上一只花篮。朵朵鲜花姹紫嫣红，满屋生意盎然。

　　 胡锦涛坐在床边，同钱学森亲切交谈起来。

　　 胡锦涛满怀深情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您满怀爱国热情，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您作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您仍然关心国家现代化建设，关注科技事业发展。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只是碰到机会了。”钱学森谦虚地说。

　　 交谈中，胡锦涛又对钱学森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

　　 钱学森再次露出谦逊的笑容。

　　 在特制的活动工作台上，摆放着一副眼镜、一份材料，尽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钱学森仍每天坚持看、学习。

　　 “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胡锦涛谈起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

　　

　　

　　

　　刚刚获悉，就在钱学森回到祖国53周年之际，钱老的侄儿，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并不以是否获得诺贝尔来评价一个科学家的成就，但我们并不反对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能够获得国际大奖，包括诺贝尔奖。

　　我们尤其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民科学家！

　　衷心祝愿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健康长寿！

　　祝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由钱学森这一代科学家开创的新中国科学事业能够科学发展！

　　

　　

　　

　　

　　

　　钱老在总结自己的科学事业是曾经意味深长地说：

　　

　　“我1955年回到祖国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

　　

　　

　　

　　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特别强调，凡科学技术问题，都由科学家定，其他人不得干预。周总理每次召开专委会议，先请出席的人充分发表意见，他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才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决策。甚至他已经决定的问题，若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讲的有道理，他也会立即接受，并修改已作出的决定。二是高度集中，一旦中央定下的事，各部门都得执行，都得照办，有困难你去想办法克服，不能讲条件，不能各搞一套，互相扯皮，互相重复。

　　

　　

　　

　　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火箭发动机的车间就设在一个工棚里。那些复杂精密的部件是靠金工师傅用手工一点一点加工出来的。科技人员和专家都下到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解决设计加工中的问题。在试验基地搞发射试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夜里有时就在板凳上打个盹。组织指挥这样的大型试验，通信手段就靠有线通信，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畅通无阻，把民兵都动员起来了，两个人看守一个电线杆，日夜值班。那真是千军万马，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但组织调度又十分严密，层层负责，各司其职。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衷心祝愿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健康长寿！

　　祝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由钱学森这一代卓越的人民科学家开创的新中国科学事业能够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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