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新闻，知道西洋国家瑞典的2010年诺奖，颁给了一个反共老将。

看看该奖获得提名和颁奖的历年名单后，就明白了一个真相：该奖委员会近年来控制在自由派手上，而且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自由派手上。

其实老左们不用气愤，人家在自己家里瞎捣鼓，弄一个奖励出来，专门奖给与你家对着干的人来恶心你一下，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如果是老毛同志的风格，肯定大方地放他出去领奖，至于你领奖之后准不准回不回来，那是另一回事了。西方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势力反对共产主义，是100多年的事了，没有什么新鲜，大家不必要大惊小怪。说到底，诺奖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一个掌握在西方自由派手上用来恶心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如此而已。

看到外交部发言人作出义愤填膺状，其实，我的愚见，是不必上火，你上火就上了人家的当了。说句最坦白的话，我之前真的不知道xxx是谁（大家不要笑），也不知道他那个什么文章，看到外交部的严词，我才上网搜索一下，知道了大概是那么一回事。你外交部不发表声明还好，一发表，好了，全国人民都争着看热闹了。

我看了下x的主张，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新意，我在23岁做极右派愤怒青年时就在互联网上发表过类似宣言，诉求条文几乎只字不改，后来经过和无数国内外自由派人士交流与经过漫长的思考，才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中国的野心家太多，无数的青年的热血会最终被政客利用，最完美无暇的理想落实到政治操作层面，就会变得功利而肮脏。政治大佬鼓动黔首上街流血，输了他无非做民主英雄摆V字手势在镁光灯下坐明星牢，赢了他就做总统，这盘生意做得过。台湾阿扁就是一个完美的上位例子。就是没人去想：青年的血流到哪里了，他的家里人失去亲人会怎样，万一中国大乱失去控制之后怎么样，中华大地如果再来一次五十年军阀混战会最终怎么收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邓小平同志1978年主持工作开始，已经说了30多年，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改变？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不深刻，或者根本就没研究。其实30年的历史变迁起伏极大，甚至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的崎岖与曲折。打比方，你坐完飞机降落地面后说：“怎么又飞回了地上？唉，这飞机白坐了。”中国的政治思潮其实短短30年就经历了从极左到极右，再从极右走回中间的大起伏。

颜色革命的冒险成功让一部分西方人士重新看到了希望，小小的泰国也有样学样，想用这个情调来搞国内政变，结果变成一场街头流血悲剧。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也学学颜色革命，结果会怎样？肯定冲击政府机构，冲击电视台，冲击商场，各个地方各有各搞，无数平时被压抑的诉求与不满的的洪流突然爆发。不是这样还能是怎么样？大家一起手牵着手，相亲相爱地去过家家吗？

所以，用老人的话说，就是“中国不能乱”。要不乱，就要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步建立党内民主体制与基层民主体制，稳步推进。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现代意义的、不输于西方民主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文明。而不是完全复制一个山寨版的西方权力体系。用一句土白话说，就是要社会主义的宝不要资本主义的草（千万不要颠倒过来）。

资社之争，由来已经久，双方大多文章各自自说自话，根本说不到一块去，就像骂大街，谁说话大声就是谁占上风，谁最后说话就是谁赢。现在，我从最原始、最原教旨主义的意义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最原滋原味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最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其实“主义”本身，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主要教义”的说法，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甚至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等。社会，这个词原来不是针对资本与金钱，而是针对“个人”，社是“结社”的社，会是“会党”的会，意思是由无数大小集体自由自主组合而成的人类政治生活组织形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的来源。

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个人个性解放文化的高潮来临，配合整个工业革命作为经济基础的大背景，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潮发展得如火如荼，人本主义的老祖宗就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差点就有代表整个西方世界新意识形态的势头。但是很不幸，过分强调个人，只管我一人发财，哪管背后洪水滔天，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端对人民与国家的危害很快显现出来。于是，强调对他人责任、强调对集体责任、社会良知等等强调“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也针锋相对地出现。18世纪末期，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原来“资本主义”其实与“社会主义”无冤无仇，原来还是一对好朋友，共同对抗封建皇权。“资本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抗封建领主农庄生产形式的“小农主义”的、经济上“唯资本权利至上”的权利概念。说穿了，就很简单直白，：“我出了钱，就要占权益。”我的钱可不能白花。这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意义来源。

资本主义故事后来的发展大致脉络是，英国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走议会民主道路；被迫害的人本主义基督徒和资本主义结合，逃亡到新大陆建设美丽新世界，这些新教徒后来发达了，变得很牛，现在满世界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社会主义故事后来的发展大致脉络是，马克思大幅度扬弃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建立完全对立的剩余价值经济学说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认为马克思这种公正而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在落后国家实现，并建立了暴力革命学说完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一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根基，并以俄罗斯苏维埃政权为“母体”，向世界输出苏维埃革命，这就是苏联“帝国”的由来。一个横贯东西方大陆与海洋的铁幕，也开始徐徐降下。

现代西方国家极度憎恨厌恶列宁，多么邪恶的指责都有，但是很少人指责列宁是独裁者。很简单：因为他的确不是。苏联的崩溃是从内部开始的。帝国如何崩溃的细节可以写一本大部头，但从宏观来说，崩溃的种子从斯大林时代已经种下。斯大林全面扼杀了列宁时代的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对民众甚至普通党员的公民权利和党员权利肆意践踏，用帝皇一般的权威稳稳站立在权力金字塔之顶，从此苏联再无力进行任何可控的经济或政治的制度性变革，一场小小的风波，就把巨人吹垮了。

苏联崩溃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的崩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与阻止。叶利钦炮打议会，国内外舆论与民情也一面倒地支持他。当叶利钦一夜之间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神话一般强大的它，居然片刻之间就悄无声息地灰飞烟灭了。它的党员、它曾经具备世界最强战斗力的革命组织成员，在它崩溃时全部放弃了抵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权力的腐朽，因为对铁幕的极度厌恶与恐惧，因为极权禁锢带来的最后人性的反弹。

如果苏联的权力架构不是金字塔的，而是扁平的；如果苏联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是真正由党员民主直选产生、真正接受党员民主监督的，如果执政党本身是加强与扩大党员权利，而不是弱化与缩小，它的基层党组织会如此没有战斗力吗？它会没有一点民众支持的民意基础吗？如果这样，一夜之间宣布它为非法组织，反而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加强与扩大党员的权利，才能增强党员的责任心与忠诚心，才能加强党员服务人民的能力与责任感。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而且更应该相信我们的党员。权力的来源应该在于信任与责任，而不应该来源于义务与职务。既然如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出党内民主是执政党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工作的复杂性，却恰好在于党员政治思想的复杂、多元化与可变性，在于与党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斗争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另外著文探讨。

（作者：邱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