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三天（上） 　　

　　1966是中国当代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一个年份。曾有人歌颂它，更有人诅咒它；四十年过去了，有人还是记忆犹新、青春无悔；也有人耿耿于怀，意犹未尽。那是一个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时代，也是一个山呼海啸、天塌地陷的时代。对于新中国第一号领导人的这个创举，有人认为它是反过来毁掉新中国，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把她建设的更好。也许，这是个永远无法统一的认识，是个永远难以弥合的伤口。但是谁都无法否定它的震撼：有如它结束那年发生的使24万生灵灰飞烟灭的唐山大地震，更像开始时一再宣扬的精神原子弹。如今，它已成为记忆，但不同的记忆又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段历史至今是活着的。它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遗产。　　

　　

　　那是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但岁月的风蚀反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然而，这并未改变它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人们永远无法了解那位东方巨人离世时的心情，但这并不妨碍了解他那坚强无比的意志和永不泯灭的理想。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可如今被肯定的只有第一件，而且第二件事还被认为损害了第一件事，这恐怕是他本人永远无法接受的。虽然他承认过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困难，也承认过违心和失误，但绝不容否认他的本意和初衷。于是又有人把它称为乌托邦主义者，可试问:从圣西门到康帕内拉，从傅立叶到梅里，这些西方的圣人们，又有谁搞出过两弹一星、大庆、大寨，还有那山上凿出的红旗渠呢？　　

　　

　　在人类现代史的黎明时分，有一件事总是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德国青年革命家乔治.毕希纳（他也是天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至今德国最高文学奖就以他命名），当初他把那永垂史册的“给宫廷以战争，给茅舍以和平”的革命传单散发给黑森大公国的农民时，不识字的农民竟然把他交给了警察局。然而比那位青年诗人幸运而且伟大的是，我们这位农民出身的东方巨人，由于毕希纳后人的启示，更由于自身的特质，却神奇地唤起了千百万农民，此后又再次点燃了亿万人的心火。因为人们都渴望共和国会在涅盘中再生。毕竟这是一道史无前例的大课题，社会前进的阻力不仅来自敌对者的顽抗、抵制，而且还来自革命者的局限和偏激。它自身有变形还很容易被歪曲，甚至被妖魔化。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中国的1966，当成德国的1933。无论这些比喻者多么痛心疾首（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多么振振有词（后来的某些学者）但事实上都是想充当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掘墓人的角色。虽然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比喻。因为它不仅是否定1966，而且在否定1949，甚至1921。这样它就在把一个历史巨人诬陷为一个历史罪人的同时，还肆无忌惮的把当年千百万满怀理想的历史活动参加者，等同于五十年过后依然可以追究缉拿的纳粹党徒。比喻者陶醉在这个比喻中，觉得既显示了“人文主义的激愤，又表明了历史家的深刻”。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荒谬和偏狭。他们是长城的摧毁者。　　

　　

　　当然，在这个牵动数亿人，绵延达十年的大运动中有曲折，有倒退，也有事与愿违；有血污，有破坏，有投机者，有野心家，还有发动者没有想到和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它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与其相似或是一脉相承的倒应是法兰西的1789——1794这个人类现代史上最壮观也仍有争议的一页。虽然砍下专制国王路易十六的头的断头台也砍下了化学家拉瓦锡那智慧的头颅，受害者中也有扎克.鲁这样的平民代表，但《人权宣言》的理念，共和国的构建和抗击欧洲封建主义的联合进犯，仍使它被历史定格为一面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旗帜。至于涉及到当今不少人的利益和观念，全面评价中国文革仍还会有一段历史间隔，但据今也不会太远了吧。 　　

　　

　　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领袖失误（甚至权力之争）和奸佞得逞的说法，非常流行而且影响极大。其实这仍是一种“小原因造成大事件”的例子，不知持这种观念的历史学家是否还记得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黑格尔所抨击的把历史事变看成是“花大而梗细的阿拉伯图案”的幼稚比喻？　　

　　

　　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当时无法通观全局，事后无法超越历史。但却能以真实的回忆和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明，当时中国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特别是下层），造成了这一事件的爆发。　　

　　

　　一　　

　　

　　现在言归正传。讲我永生难忘的三天中第一天，　1966年8月24日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天是八二五风暴形成的序幕。　　

　　

　　当天全国各和电台一起转发人民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明确指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批评上级和本单位党委是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对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改悔的，跨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这就取消了许多当权派保护自己、打击群众的一个杀手锏。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氛围。　　

　　

　　这天一早，我又要按照工会的布置脱产搞宣传了。回想六月底让我回组干活，我清楚这回目的也一样：阻止我参加运动。而如今通过“脱产”把我扣住也算一步狠棋。可我又不能拒绝，推托一下，还是拿起了写牌子的碗和笔。　　

　　

　　两天以来，特别是经过23日十四名复员军人的集体签名支持，食堂里支持姜玉江的大字迅速增加。签名的人数已经二百多名，即达到了车间人数的一半，而且其中也开始出现党员，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有的大字还以罢褚忠良的官“期限两天”为题，向场领导摆出了通牒姿态。党总支无言以对，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大约十点钟，二十多名学生进场，表示要到食堂去看大字。经车间工人介绍，他们找到了正在车间保养库前写标语的我，我同意立即带他们去食堂。但此时党总支派来的组织干事苏某某却过来找到学生，想把他们引开，同学们似乎一眼就看清了它的目的（也许是场里的工人告诉了他们），根本就不理睬他，继续随我去了食堂。　　

　　

　　车间也有不少人相继赶到食堂，在大字前几乎一对一的向学生介绍起场内情况。人越来越多，不知谁找来了姜玉江，他就站到了食堂那宽厚的水泥凳上讲述自己的遭遇，说到被逼自杀时声泪俱下。这时食堂变成了群情激愤的会场，人们无不动容。苏某某被赶走了，然而在远处一个冷冷看着这一切的保卫股干部却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几句对话，学生就说，看你这样就是保皇派，我们不听你的！接着我和修旧组的铣工王玉明即席讲话，我谈了两个多月的运动情况；王玉明介绍了保养车间的现状，动情时也泪如雨下。这时口号声在食堂大厅响起：坚决支持姜玉江的革命行动！一定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褚忠良揪出来！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学代表也讲了话，他们观点鲜明，语言简练，表示坚决支持姜玉江和工人师傅的革命行动。会场上大家亲切握手，热情交谈，都感到有一股暖流在心中回荡。　　

　　

　　突然苏某某又出现了，只见他探头探脑的溜进食堂，慌忙在进门出贴出一张大字。大家立即围拢上来，一看是以中共天津市汽车运输七场总支委员会的名义，对支持姜玉江的“何洪文等复员军人的答复”，表示“要对褚忠良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这迟来的“调查”，或者说党总支的退却，不仅对于形势没有任何缓解，反而给在场的人来个火上浇油。当时就有人在褚的“同志”两字上画了十叉，还有的人嚷，你他妈这么多年不调查，好几个月不调查，今天才查，你查个屁呀！很快“警惕党总支的大阴谋”这类的大字贴满在“答复”周围。不久，就没人理会它了。　　

　　

　　时近中午，一部分工人和学生就一起来到我们美术组。这里窗内外都挤满了人，食堂的老工人还特意送来了防暑汽水。这时一些同学、记得最清的是一位郑庄子半工半读学校姓宋的同学，建议我们必须立即成立组织，加强战斗力。他说，否则别人找你们串联都没目标。在场的人都说对，但怎么成立却不是一句话的事。接着，我们就吃上说不清谁买来的午饭。可没吃几口，我突然想起应当去揭穿党总支以“调查”名义搞拖延的阴谋，说了几句，在场的锺文仁、冯连成、高树田也都有同感。于是放下碗筷，我们立即奔向场门口的广播站。当时也正值每天中午的例行广播，由于比较熟悉，我就把广播员（职工兼）叫了出来，随后我就开始对着话筒向全场做“揭穿党总支对褚忠良搞假调查、真包庇”的广播讲话，虽然自己以前对着话筒也讲过话，可这样讲这样的话也还终是第一次。但这时不知勇气从哪里来的，居然就连贯地讲了起来。但几句刚播出，就有以团总支书记郑省民为首的几个人朝广播室奔来，然而被守候在门口的锺文仁等人牢牢挡住，并当即辩论。辩论的孰是孰非，已无关紧要，关键是我在广播室内已把话讲完。出门一看，许多人都来到这里。见此，我趁势跳上不高的墙头，又对大家重复了一下广播的讲话。由于有了呼应，我的情绪也更加高涨。事后多年，我常想起自己当时跃上墙头的一瞬，不知是否想过施洋、林祥谦，还是江华、卢嘉川……也许，自己早就有那样的使命感。再回到当时，讲话一完，我们当中最年轻（当时十八岁）的冯连成竟然把广播站封了，贴上了革命造反广播站的封条。　　

　　二　　

　　下午又来了许多学生和外单位职工，其中不少已了解了场里的情况，有的以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大会，他们纷纷刷出不少支持我们的大字和标语。而在场里支持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处都会遇到赞许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然而忙乱中仍需要思考，繁杂的头绪中什么是当务之急呢？我们想起了中午那个同学的建议：成立组织。　　

　　

　　什么样的组织？一般的战斗队之类是难以适应现在的斗争形势了，只有依照十六条里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才可名正言顺。但又怎么选举呢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在全场，就是在一个车间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全面选举的，而根本的问题更在于党总支完全不会同意这样做。万一做了，他们也一定会自己控制起来（果然，一两个月后全国各地的“官办文革”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怎么办？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起来成立一个临时文化革命小组。由哪些人组成呢？一定是在文化革命以来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的。而暂时的人选也只能在车间里解决，至于正式的文革小组可以在目前已定下来的八二五批判会后举行全面选举，我们深信已经发动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的取舍。想到这里，我们决定立即成立临时文革小组。这些想法主要由我、董宜德和锺文仁栋确定的，并酝酿了成员名单，大家相互通过后，由我起草了临时文革小组成立公告：　　

　　为适应我场的文化革命发展形势，现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小组。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筹备明天的批判大会。为此声明如下：　　

　　第一、 临文小组不是巴黎公社式选举的； 　　

　　

　　第二、 其仅为筹备明日大会执行任务一天；

　　

　　 第三，在大会正式选举出文革小组后，临文小组自行解散。　　

　　

　　临时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锺文仁 何少然 董宜德 陈风雨 高树田 冯连成 何世连 张新民 苏先宏 宫 虎 黄勇祥 共11人　　

　　

　　 临时文革小组 　1966年8月24日　下午2时20分　　

　　通告在食堂门前贴出，贴出前我给在场的百余人念了一遍，并稍作解释，大家热烈鼓掌通过。很快，车间各组支持临时文革小组成立的大字相继贴出。全场一派革命的气氛。　　

　　

　　此时我依然感到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临文小组的代表性和人员成分都很难全面，而主要靠运动表现是否有把握也难说。至于每个人的出身我和钟文仁说了，也要自和相互审查一下。然而飞快发展的现实，马上把我从这些思虑引开。原来这时有人告诉我，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已到场并在车间召集会议，建议去找他谈一下明日大会的事。这时大家无形中感到刚刚成立的临时文革小组已经成了场里的一个机构了。听了告在食堂稍加商议，我便带了一队职工，一名学生带了一队学生，直奔车间会议室。　　

　　

　　我们的蜂拥而至使开会的人很感惊愕，车间又有不少人也随之来到会议室。定神后发现参加会议的除了林启明外，还有交通局的两位处长，一名运输公司办公室干部，他们正召集一部分车间职工座谈，由场政治处副股长廉保玉做纪录。人们进来后纷纷向林启明们提出各种问题，争先恐后，非常混乱。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后来大家推选我临时主持这个会议，由我依次安排大家发言。当时我想让他们保证魏志远、褚忠良明日出席大会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万事俱备，结果二人却借故逃脱，那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出，公司领导必须保证魏志远和褚忠良出席明日的批判大会，在场的职工一致同意。此时群众（包括学生）的压力很大，来场的领导干部回答问题时都被叫站了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林启明同意了这个要求。随后又有人提出必须让他承认咱们临时文革小组，我当然赞成，随即又提出这个条件。这时我心里感到，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理解和赞成，而是迫于理屈和压力的无奈，我们相互间都很难说信任。但考虑到他们是有权处置我场问题的领导，仍然需要他们的承认。当林启明又承认了临时文革小组后，我们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拿出纸笔，除写出上述两条外，我还口述了“我一定在行动上支持而不是口头上支持”并让他签字，毫无准备的林启明终于又签了字。此时若回想起一年前我作为先进青年代表参加公司会议，聆听这位副书记讲话时的虔诚和恭敬，真是恍如隔世，瞬时还有歉意生出。然而又一想到我们是正义的，是站在了被压迫者一边的，而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这些信念，就抛掉了任何顾虑，何况情面？签字后有人没收了廉保玉的纪录，并写条给我“别让她跑了！”，这时我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的印象是很坏的。由于得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胜利，大家都兴奋的呼起口号来，而且格外感谢坚决支持我们的学生。会散了，我们送他们离场。也就六点，天开始黑了下来。　　

　　三　　

　　经过这次意外收获，临时文革小组的威信一下子树立了起来。本来早已下班了，可车间的许多年轻人留下来不走，要求当晚巡逻和准备维持第二天大会秩序。我认为可以，随后就由复员军人高树田、何少然组织了车间二三十人组成的“青年纠察队”。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美术组。然而喘息未定，便又有人告“紧急情况”，什么事呢？原来是纠察队巡逻准备用木枪，可保管民兵训练用木枪的政治处就是不给。我听了并不觉得此事有多么严重，随后由锺文仁去了，结果还是不给。这时我想，要个木头枪，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场里有意不给，就要和他们争争。于是我们都去了场门口办公区，到场办公室一看场领导都在，而且还有局、公司领导，我便开始向他们交涉要木枪的事，他们都反复推托，最后有人竟说需要请示市委。结果我当即打通了市委的电话，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反复问是真枪还是假枪？我说是木头枪，答复是由你们自己决定。正在此时，一些大学生到场了，还有许多中学生，看来是有人串联过的。这样便形成了大家一起去会议室开会的局面。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交通局副局长李毅，处长曹吉星、兰春扬，公司党委副书记林启明，副经理宋金章，以及场领导魏志远、路明桥、刘树方等，此外有本场内外勤职工数十名和河北大学、八十二中、七中等校的学生。这个会是从要木枪引起的，但却解决了我场文革的根本问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会议中逐步形成的，可谓因势利导吧。　　

　　

　　这个临时召集的会，依然由我主持。面对着挤满会议室表情不一的近百张面孔，我先向大家简略地介绍了我场两个月的运动发展和阻力。大家都在静静的听着。然后我就把话题体引到姜玉江身上，并随即安排他发言。　　

　　

　　姜玉江开始控诉，当讲到被褚忠良及支持者逼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不得不吞食安眠药求安宁时，泣不成声。这时，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眼泪，会场一时只有抽泣声。突然一声“打倒褚忠良！”的口号从一位经过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口里炸雷般的喊出，全场随之举手呼应。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会议继续进行，场内职工还继续揭露史荣祖和“史家朝廷”的问题。来场的学生都进行了态度鲜明、言词激烈的讲话，特别是河北大学一位姓范的学生精彩发言不断被掌声打断。“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向汽运七场革命造反派学习、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整个会场变成了声讨会。　　

　　

　　在场的各级领导此时都显得极为尴尬。别人喊口号时，也不得不随之举手，但声音无力，态度勉强。而且他们在会议过程终还连遭质问，不得不站起来回答。比如河北大学那位姓范的同学问道副局长李毅，依照十六条中干部对文革态度的四类划分。你属于哪一类？没想到这位一年前从北京交通部调来的局领导竟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一类干部”。这立即引起了提问者的挖苦和大家的哄笑（其实，后来得知李毅确是个和贪污腐化毫不沾边的好领导）。他和林启明在被迫的发言里，也都表示了对七场革命行动的支持。　　

　　

　　忽然，大会的声讨对象褚忠良被两名已经得到木枪的纠察队员带到了会场，弄到前面体罚，而陪他被带来的还有一个围攻群众最积极的工会干部马某某。一时会场群情激愤，随后大家又想到了场当权派的官僚主义和对褚史等人的包庇，于是把他们几个人拉到前面罚站，而且身上还被人挂上了侮辱性的白纸条。　　

　　

　　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要求罢褚忠良的官已属势在必行了。这时会场有些紊乱，人们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要求和看法。最终我还是使大家安静下来，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 立即罢褚忠良的官；　　

　　

　　二． 立即将史荣祖（当时外出搞四清）召回并罢官；　　

　　

　　三． 明日大会局、公司领导必须参加；　　

　　

　　四． 由上级领导负责，通知运输公司各兄弟场派代表参加我场明日大会。　　

　　

　　五． 　　

　　

　　在当时的气氛下，公司局领导逐一同意各项要求，并由李毅在一张纸上签字。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我们送走了领导，扣下了褚忠良，放走了马某某。这提前到来的巨大胜利，几乎使大家都感到了我们的无往而不胜。明天的要求，今天提前实现了！　　

　　

　　虽然异常疲惫，可人们仍无睡意。但是不行，必须睡下，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开会了！于是我们十几个人来到了宿舍，几乎每张床上都挤上了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