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相当于古代的士大夫，儒生，专指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在毛泽东看来，凡是与书本有过打交道的人都算知识分子。毛泽东时代的人恰恰也是这样看的，小学生都是知识分子了，科学家更是知识分子。因此，这里说到知识分子，有两重含义，一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指毛泽东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问之境界，在于昭显光明之德，亲善人民，追求至善境界。宋儒张载发之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构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营造主流价值体系，推动学术研究、传播、继承，为社会建设出谋献策。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集团，其对社会的作用相当于灵魂之于人。古人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苏东坡赞颂韩愈振兴儒学道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每逢社会变革，起精神导向作用的无一例外是知识分子。郑观应、魏源、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了近代以来不同阶段社会变革的要求，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变革呼声。

　　虽然知识分子对社会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思考的结果总是对的，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是按他们的意志来发展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张之洞思考的结论是“中国为体，西学为用”，康与梁的结论是“变法维新”，陈独秀他们的结论是“民主与科学”。康梁否定了张之洞，认为中国的落后源于制度，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康与梁，认为原因在于文化与观念。然而，他们的改革主张一个比一个激进，一个比一个彻底，一个比一个自卑，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都没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然，这些主张都是一种解释，谁也不显得比别人更对，没有理由认为后人就比前人看得更真切。

　　毛泽东早年读书时代就积极投身到救国运动中去，他也曾为前代知识分子的主张激动过。早年读郑观应的“危矣，中国之亡有日矣”，感到悲愤；少年读孙与康的主张，就发表文章呼吁要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做总理；青年时读到陈独秀的文章，他认为陈对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
　　
　　终观毛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和别人的过程。

　　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有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好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矣。彼其有所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功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指梁启超）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之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打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 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毛泽东还说，今天的人他能看得上的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独康好像有本源”，“然而细观之，其本源究不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青年毛泽东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

　　观毛一生，其所作所为的基因大体可以从这里找到。毛最终找到了那个本源，那个“志”，那个“鹄”，那就是共产主义。他最终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其革命纲领和力量源泉与前代知识分子的主张无关。
　　
　　从张载的标准来看，毛完全符合知识分子那些要求。不但如此，他还身兼导师和领袖的双重身份，在他身后，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主义的创造）和强大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按儒家的说法，大智大仁谓之圣（如孔子），大智大勇谓之雄（如汉武）。毛既是圣，也是雄。

　　毛看不起知识分子，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毛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今天许多老学者还在对梁启超、罗素等顶礼膜拜，而早在九十年前24岁青年的毛就已经看出他们的要害——无本无源、理想主义。毛连康有为都看不起，更遑论他人。不可否认，毛是天才。天才视其他天才如何？相比别人，他没有留过洋，没有学位，没有文凭，没有上过大学，条件比别人差得多，但成就却一点好不比别人差。没有留过洋，故藐视西化论者；没有学位，故藐视权威；没有文凭，故藐视教条主义；没有上过大学，故藐视正规教育。胡适，傅斯年，梁漱冥等，他一概不放在眼里。毛如此自信且自负，他求知的“本源”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实践出真知”。抓住“实践”这个本源，毛关于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论断给人的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没有理由认为毛不重视知识分子，但他要的是符合他理想的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认为，他要人们都成为知识分子，都成为智者。他要人人懂哲学，懂哲学的人还不能称为智者？一般人看来，智者等同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等同于读书人。对此，毛有不同的看法。他认同读书人是知识分子，但不认为知识分子等于智者。他的标准，就是看人们是否掌握了真理，没有掌握真理的人，书读得再多也是无用书生。“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强调实践，强调调查，是贯穿毛一生的一条红线。

　　毛早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认为只读书本的知识分子是书呆子，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既无知又看不起实践，喜欢空谈，而又自命不凡的。对此，毛既看不起，也反感，想改造他们，也想使知识平民化，让更多的人才参加到国家的建设中来。从农家子弟到圣雄，毛走的是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成长迥异的道路。获得权力以后，毛对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论述可以视为他的成长经验的推广。五七干校，学生半工半读，社会大学，等概念的提出，都是毛在这方面的努力的体现。

　　“不要看不起老大粗”，“老大粗能成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极端的说法，因为卑贱者常常参加实践，高贵者常常不参加实践。毛一再贬低知识分子，称赞老大粗有本事，其目的即在于此：让知识分子丢掉高人一等的幻觉，看到自己的无知，让农民意识到自己的长处，树立信心，打破迷信。
　　　
“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

　　毛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奇谈怪论的言论，无不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学问是在实践中取得的，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这种看法有没有合理性？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

　　1、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2、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却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心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3、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4、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最后，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二十年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超级大国。

　　同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也有四段文字：

　　1、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将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2、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3、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老师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4、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结论部分，他们是这样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二十年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二十五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五十多位诺贝耳奖金获得者和近两百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个考察团的预言都错了。 （来自互联网）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是不是合理的？知识究竟是从书本中来还是从实践中来？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没有规律？
　　　
两个从未见识过正式羽毛球赛场的农村小孩，根据游戏的需要，独立地发展出一套非常接近正式比赛的规则。这件事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顺序，是有规律的。

在学习知识，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其学习次序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问题出发，一种是从概念出发。举个例子，高等数学的学习，微积分理论可以按变力做功，微积分，极限，连续性这样的认识顺序展开，这是从问题出发；也可以按连续性，极限，微积分，微积分应用，这样的顺序展开，这是从概念出发。又如线性代数理论编写，可以按矩阵，行列式，线性方程组的顺序，也可以按线性方程组，行列式，矩阵的顺序。我接触过的教材都遵循从概念到解决问题的顺序。

两种思路和比较。

一种理论，只有掌握了它的全部概念，术语以后，才能充分理解它。但要弄清楚这些概念术语，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概念术语入手的，弄不清楚概念的模型与意义，理解起来困难，记忆起来也困难，综合起来更困难。概念总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然后推广到一般情况，加以归纳、抽象，而后形成概念。不知抽象所寓之具象而学概念，无异于未见过龙而学屠龙之术。

如果学习是从问题开始的，就像那几个农村小孩制定出一套游戏规则一样，问题会一个个展开，一个个解决，归纳、抽象会一步步进行，概念会一个个提出。好比水往低处流，顺其自然，势不可挡。

显然，这两种思路一种逆流而上，一种顺流而下，其优劣是容易看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顺序，有其客观的规律性。黑格尔说哲学史的展开本身便是哲学的体现，因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规律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是，虽然连续性和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基础，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却在微积分之后。微积分发明时没有解决好极限理论，由此而造成了第二次数学危机，但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废弃了微积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基础，就没有建筑。这话对吗？对，但只是表面的。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是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建立它时既不懂黎曼几何也不懂张量分析，这些知识都是后来自学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是希尔伯特空间理论，海森堡创造量子力学时，不仅不懂希尔伯特空间，甚至连矩阵理论也未学过，他完全是根据物理观点，独立地想出了矩阵乘法规则。基础重要，这是事实，但更深刻的事实却是：必须有建筑的需要，然后才有基础的必要。人类认识到基础的重要作用，也肯定是在建筑之后的。客观世界里，基础先于建筑，知识体系里，基础在建筑之后。

毛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

这道理难以理解吗？不难，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实用主义的传统，前辈们更想让我们接受现成的一种叫“科学”的东西。理由就是：这些知识体系是经过前人不断实践得到来的结晶，这些探索得来的基本概念，原理，知识及方法，以严格，准确，经济，简洁，省力，实用，编排完美精致，无懈可击，只要从头到尾接受它的灌输，循序渐进，就可全面而完整地掌握这个学科。按实用主义的思维来看，这有错吗？这也许是好意，但它却不符合认识规律，其效果也如“授鱼而不授渔”，最后也不免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实践主义教育受抵制还来自另一种教育传统：教员本身的知识也是从书本来的，他们也离不开书本。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衡》，“一言以蔽之，疾虚妄”。华罗庚说，读书要从厚到薄，从薄到厚，此即纲举目张之谓也。知识体系都有个纲，精华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课时却相对过多，剩余时间怎么办？所以，老师对那些意义不大而又烦琐，学生有耐心有兴趣就能自学的知识显得特别偏好，不厌其烦，流连忘返。因为这是最花时间，既能掩饰教师的无知，又能体现学科难度的。

如何提高学科难度？从概念出发的授课方式，编排方式非常适合这种需要。

陈寅恪先生年轻时去见夏曾佑老先生，老人家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什么好读的。陈先生很惊奇，中国古书浩若烟海，读得完吗？后来觉得，中国书是读得完的，因为这些古籍，许多是由经典派生的，就像红学著作是由《红楼梦》衍生出来一样，我们读完中国古典，就不必再读其它由派生出来的书。这好比识人，看过一个人以后，就不必再看他的照片了。

同一个问题有许多角度的表述，从概念到出发，非常适合于写大书，也非常适合打发课堂时间。概念就像《史记》的《列传》，同一事件的记载散见于各《列传》中。如果要完全了解整个事件，就必须把《史记》全书通读一遍。从概念到概念，孤立、分散，东扯西扯，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知道问题有多大，知识有多高深。就像我们如果只读各种红学著作，就永远不知道《红楼梦》的真面目的一样。由于概念是普遍联系的，每个概念只有放到体系里面，它的意义才能被充分理解。当我们接触一门新课程时，又要对原先学过的概念进行重新评价，而知识从来都是用进废退的，不理解就难以记忆，这又增加了对过去学过的课程的依赖性和学习难度。然而，这种困难也不会得到教师的有效帮助。在课堂上讲到基础知识时，他们总是点到为止，东扯西扯，或努其不争，或语重心长，或故作神秘，用种种手段来使学生产生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以此加强在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人的价值观在剧烈变化的时候会使人变得歇斯底里，对知识的认识同样如此，学生学习艰难是难以避免的，许多人因此对学习望而生畏，悲观绝望，有人甚至因为学习压力大而自杀。这种情况下，教育者便可理直气壮地宣布，基础学科是重要的，以此证明学不好是学生之罪而非先生之罪。

教师绞尽脑汁来打发时间，不这样做就不能掩饰自身的无知；教材千方百计来增加难度，不这样做就不能表明学科的高深。这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教育的形式：包办教育。
　　
　　我们在少走弯路的名义下沿先辈们的设计好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常被教导要专心听讲，认真学习，按时完成作业，努力做一个听话的好学生。由于我们是被动的被灌输知识，因而，欺诈是一种在课堂上经常被运用的手法。教师常常表现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课本经常把自己扮得无所不知、全局在握，我们只有接受这种教育，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一路接受下去，才能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为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这样的一种印象：文化，是深不可测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人，是不可骄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像作孝子一样继承那些由千万人研究或实践中得来的知识，这样才符合自强不息，谦虚谨慎的美德。学习的目的，无非是继承和超越。谦虚谨慎，才能自强不息的学习，而一想超越，就不谦虚了。既然要继承，又不能不谦虚，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全盘吸收了。

　　在科技“一日千里”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挂帅的“知本主义”社会，不与国际接轨就被淘汰出民族之林的社会，号称不懂电脑和英语就无法生存的社会，我们被告知有各种各样的“学”，“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它们统统在时代要求科学与知识的大旗下向我们涌来。于是我们踌躇满志，如饥似渴，以为按长者的指点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就可以成为舜尧，成为牛顿爱因斯坦。我们理想主义，革命主义，完美主义，浪漫主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当我们逐渐长大，想学点“经济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各家各派也争论不休，“社会科学”远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当我们想搞科学研究的时候，却发现：一块石头躺在那里，就已经复杂得无法研究。

　　当我们发现书本错漏不少，大学生能力备受怀疑与谴责，吃惊地发觉自己在美好愿望下，竟然也逐渐不会独立思考，最终得证自己被欺骗，想讨个说法时，却被告知：你们已处于断乳期。当初信誓旦旦的许诺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我们以为自己是受害者，要求兑现承诺理直气壮，却被人家以“学会独立”的美妙借口无情抛弃。于是我们开始学习面对现实，开始摈弃价值，否定道德，渴望堕落。但我们仍然给社会留下个眼高手低的骂名。

　　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学会学习”的时代，虽然已不再单纯学习知识，但重点仍然是“学习”，毕业之后还要学习，终身学习。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好学了。

　　在大众文化普及的时代，我们才知道，处处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黄花翠竹，皆是风雅，打水运柴，无非文化。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文化的摧残，那么，把一切当文化是否也是对文化的摧残呢？如果说，过分的歌颂是对人家的讽刺，那么，把一切学科当科学是否是对科学的猥亵呢？前儒以“天理”杀人，后学以“科学”害人。前儒以不改父道之“孝”使人思想僵化，后学以继承往哲之“孝”使人教条主义。

　　我们辛辛苦苦十几年，拿青春赌明天，所学的知识作用不大，而文化又处处皆是，到头来还是得从头开始。如果说“除去所学的知识，剩下的便是教育的本质”这话对的话，那么，我们所受的教育的本质就是使人“读书愈多愈愚，办经济愈无力”。

　　包办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大敌，中国什么不能实施素质教育？

　　在包办教育下，我们有“四大美德”：专心听讲，认真学习，按时完成作业，谦虚聆听教诲；作为配套设施，教师有一大法宝：考试。以分取人成为一种必然，因为一般而言，教师喜欢这四种美德，作为奖励手段，分数是调节美德的杠杆。有时候尽管我们反对以分取人，但功利主义的性格使我们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分数就没有升学率，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勇气与教育体系对抗，即使有教师想改革也面临着学生家长和教育局的双重压力。另外，“科举制度”，“以分取人”的模式，虽然走火入魔，却是比较公平的办法。而公平是现代社会无法绕过的理念，因此，以分取人成为永远无法绕过的必由之路。育人取人是一门学问，以分数取人原本没错，按图索骥则误入歧途。

　　专心听讲，认真学习，按时完成作业，谦虚聆听教诲这“四大美德”，是束缚学生的“四条绳索”，是包办教育的真正危害所在，以分取人在中国不过是用来逼迫学生就范的手段而已，这在试卷的内容可以反映出来。“四大美德”的危险还在于它的隐蔽性，它常常以善意的面貌出现，不易为人们所觉察。真要素质教育，必须反对这四种“美德”。而如果不要这四种美德，对教师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借此保持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因而，他们的激烈反对在所难免。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实施素质教育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的实践主义教育主张把矛头直接对准这四条绳索和法宝：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 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 ，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炒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见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师生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原话忘记了，但绝对是这个意思）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毛对知识分子和教员的批判虽然零散，但其内在逻辑却很清晰：真理在于实践之中（黑格尔说真理存在于全部事实之中），要获得真理就必须到实践中去，没有实践只读书本的知识分子是无知的，（“你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吃一吃”）他们必须改造，要改造就必须参加实践，抛弃原先“只读圣贤书”的做法，他们应该投入到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中去；教员应该抛弃从书本到书本、从讲稿和讲稿的传统，与学生打成一片，一起参加学习。

　　种种数据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快速发展的。工农业，科学技术都有长足长进。杨芙清院士把它称作：科学的春天。

　　毛泽东时代以后，应试主义、包办教育全面复辟，中国教育一塌糊涂。“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是知识教育的奴隶；毕业生－研究生则只是老板（包括硕导、博导）的打工仔；而教授、院士们也不过是在‘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整个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几乎完全笼罩在外来文明成果的阴影里。”（姚国华《文化立国。大国重建》2002年出版，导言）

　　　科技发展又如何呢？

“中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国家发明一等奖由1988年的4项、1991年的2项，到1992年、1993年的零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由1985年的1761项到1993年的441项；自然科学一等奖1983年到1989年，共颁发一等奖13项，年均二项，1990年到1993年四年总共也只有一项，平均每年0．25项，二等奖同样明显减少。

　　“1995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科技论文数共6395篇，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7．4％，但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1996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7位，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与企业研发人数均列世界第4位，但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却排在28位，是中国国际竞争力8大类指标中唯一连年下降的一项。”【摘自杨晓升《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经历了20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82岁的吴文俊和71岁的袁隆平——竟然都是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是什么力量竟会比那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中国科技领先世界水平，文革前后都还有几项，科学春天里反倒绝迹了！近年，科技竞争力居然一直在下滑。”（姚国华《文化立国。大国重建》2002年出版，第596页）

　　毛培养知识分子的方式——实践主义教育主张切中弊端，对症下药，但没取得明显效果，它实际上是源于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的抵制。这种抵制，与毛的主张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他们以对抗的形式证明彼此存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抵制，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也正是毛的正确性，说明了今天的教育何以失败。但是，在那个时代，谁敢抵抗毛？不错，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权力本质上是动员和支配能力，毛的反对者可以采用形式服从的方式让毛的计划落空，他们也可以曲解原意的形式来推动失败，来看毛的笑话，以此证明“传统正确”。此所以毛对教育的干预力不从心的原因。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成绩却不与努力成比例。

　　“一百五十多年来，以平均5—10年为一周期，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有时是被迫的，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稀里糊涂的，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战争、‘革命’、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其中光是与国家工业化、经济现代化有关的运动，自1861年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算起，包括当代的经济改革在内，就已有何其多次。比较一下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历史，的确再没有一个民族具有像我们这般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经验，进行过像中国这么多次的‘运动’。但是，如此不断地‘运动’，中国今日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早已应该‘革’到世界最前列去了吧？恰恰相反。我们自己今天也承认，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就人均GNP看排名100位以后的民族，是经济政治文化均属落后，甚至已有被开除球籍危险的民族。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想一想，如此高频率地不断“运动”，与中国的落后是否具有某种关系？”（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

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朕即国家”，不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在“尊尊亲亲”，不在于“仁义礼智”，也不在于“士农工商”；不在专制主义，不在产权不明，不在等级身份制度，不在价值观念，不在阶级序列。总之，中国的落后别有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近现代教育承八股之弊，不能培养人才。

　　“世界万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认为宋朝弊端在于人才不足，所以常使朝廷的法令得不到推行。而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非其道也”。“古之士所官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双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使得“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而乎公卿，才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公卿之不肖，既而推其类于朝廷，朝廷之不肖，既而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吏，四方之任吏，又各推其不肖者以布于州郡。虽有同罪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此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百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

　　王安石也批评了单纯的的法制主义思想：“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之者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徙法不足以自行。”司马光也说：“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哲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拢而天下大乱。民以然者何？逐末故也。”

西方国家与大多数世界的民主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见北大副教授鄱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方向》）。然而法治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人的问题，因为法制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人们对法的权威的认同。故荀子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什么是法？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最高理性的意义上定义法，“法是最高理性，发生于自然当中。命令人做应做的，禁止人做不应做的。此种理性深入人心，予以规定，就成为法。”（《法律论》第一卷第六章）这个最高理性，就是自然法。霍布斯认为，正是这个自然法的存在，阻止了人类灭亡。因为，人本性邪恶，人生而自由，邪恶一旦和无限的自由结合起来，社会就会变成一个“人对人都是狼”的状态，正是自然法则阻止了人类进入这种状态（《利维坦》）。自然法，对应于中国就是“天理”，就是“浩然正气”，就是“宇宙之真理”。只有找到这个“本源”，使它深入人心，才能“半部论语治天下”，“法制不烦而天下天治”，而不是“一一以法束缚之”，“有功者以碍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

总之，现代化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十九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同样道理，只有造就中国人，才能建设新中国。“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2006年9月9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