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急需美国式“薪酬沙皇”
中国正急需美国式“薪酬沙皇”
余丰慧
美国财政部22日宣布针对接受政府救助的花旗、AIG、美国银行、克莱斯勒金融、克莱斯勒集团、通用汽车及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7家大公司高管的限薪令。美国“薪酬沙皇”肯尼思·范伯格22日推出的限薪方案核心在于使高管薪酬符合长期价值创造和金融稳定，反对基于短期业绩的现金奖金，而代之以公司股票，且需长期持有。这7家企业须将薪酬最高的25名高管现金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10月23日新华网）。
在一些极端个案中，降薪的幅度更大。费恩伯格已要求美国银行CEO刘易斯不得领取2009年的薪水，而花旗集团也可以不履行向旗下一位明星交易员支付近1亿美元酬的合同。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乔·普赖斯的年度总薪酬将从2008年的400万美元降至200万美元；而花旗集团全球市场部门联席负责人詹姆斯·福雷赛的总薪酬，则将去年的1290万美元左右降至650万美元左右。AIG金融产品部门的高薪员工个人总薪酬将不会超过20万美元。“薪酬沙皇”肯尼思·范伯格还要求，高管的薪酬要受到经营业绩和归还政府救助资金的情况而定。方案还要求企业高管对不符合股票和纳税人利益的业务立即做出改革。“薪酬沙皇”肯尼思·范伯格透露，相关细节尽量在10月30日以前公布。
“薪酬沙皇”肯尼思·范伯格的卓越成就受到了美国各界的高度评价。财政部长盖特纳说，范伯格做出了令人钦佩的工作。白宫方面表示了高度认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相信费恩伯格的调查将会大幅降低薪酬水平。而白宫发言人则说，总统对费恩伯格委以重任以保护纳税人利益，看来没有辜负众望。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认为，华尔街的离谱高薪和高奖励是酿成危机的原因之一。一时要求限制华尔街大佬们薪酬的声音不绝于耳。去年底和今年初，美国政府开始研究首先限制接受政府资金援助企业的高薪酬。特别是奥巴马上任后，加紧了这项工作的步伐。然后，后来似乎偃旗息鼓了。国际社会纷纷猜测，由于限制薪酬非常复杂，金融大佬们竭力阻挠以及国会、政府里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可能使得限制高薪工作就此搁浅。然而，原来早在今年2月份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立法，要求财政部监管接受政府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救助的公司的薪酬情况。财政部6月份专门创设薪酬沙皇办公室，由肯尼思·范伯格负责落实这一法案，并在10月30日以前提出减薪方案。现在离10月30日 已经很近，应该是出结果的时候了。
以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美联储22日也首次提出了一个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的限薪计划，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美联储将可以审查和否决银行业的薪酬政策。大洋彼岸的英国也在采取类似行动。目的都在于防止过度激励、过高薪酬导致银行业的过度冒险行为。
中国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如何管理，社会议论非常多，要求限制高管过高薪酬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稀的状况。媒体屡次道正在制定，但至今出台仍然遥遥无期。特别是对薪酬管理最为混乱、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的金融企业至今没有一个有效限制措施。同时，令人不解的是，金融企业特别是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薪酬管理至今没有一个具体部门，长期处于空白点状况。无论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还是从防范过高薪酬、过度激励导致金融风险角度，笔者认为，美国设置的“薪酬沙皇”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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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痛骂华尔街骂出了新意
在美国一媒体10月20日播出的一段访谈节目中，“股神”巴菲特对华尔街的高薪问题发出了炮轰（10月22日 《中国证券》）。
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民众、经济专家、官员政客以及包括G20峰会在内的国际会议都把华尔街无节制的高薪、花红作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一时，华尔街的高薪、高花红成了众矢之的，广为批之。笔者曾记得“股神”巴菲特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批判离谱高薪的言论。然而，这次巴菲特再次炮轰华尔街高薪，颇有几分新意：
巴菲特先生旗帜鲜明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责任，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脱不了干系：正是由于金融巨头们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错误押注，才导致这些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最终不得不向联邦政府申请援救。其次，华尔街高薪酬、离谱花红是巨大诱因。正是这种无节制的高薪酬促使金融从业人员做出一系列风险巨大的金融产品，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再次，长期以来对华尔街从业人员高薪、高花红分配没有任何约束，巴菲特说：“从业人员在形势好时赚到高得荒唐的薪酬，在形势变坏的时候又能到别处躲起来”且毫发无损。“这些人中已经有大多数摆脱了他们为社会所带来的麻烦，而且‘在摆脱这些麻烦的同时还很富有。’”据资料显示，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中有许多金融家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被判刑法办，而这次金融危机造成那么大的经济损失，华尔街不但没有一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高薪酬、高花红愈演愈烈。巴菲特气愤地说：“华尔街不能变成一条‘单行道’。当企业利润因鲁莽押注而出现下滑时，从业人员的薪酬必须‘下调’；对于那些扰乱了大型金融机构的人来说，必须采取措施来降低他们的薪酬。”在巴菲特看来，华尔街必须作出改变，除了“萝卜”以外还要有“大棒”。
虽然巴菲特乐观认为美国经济这个病人即将出院，但是，有几个指标和因素的制约使得我们只能谨慎乐观。一个指标是美国的消费指数，目前美国消费指数仍然在低位徘徊，美国消费信贷包括信用卡消费在内仍然处于低迷不振状况。美国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拉动比例占到将近80%，消费起不来，言美国经济走出病房为时过早。另一个指标就是就业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为9.8%，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失业率将在年底前后突破10%。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拉动就业，预示着这种经济增长伴生的问题将非常大，或者说基础相当不稳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华尔街高薪、高花红正在重新燃起和“复苏”，华尔街正在重蹈金融危机的覆辙。据纽约薪酬咨询顾问机构约翰逊事务所的预测，华尔街从业人员2009年的奖金总额将较去年增长40%，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机构仍在为其“高薪”政策寻找借口。刚刚发布强劲三季的高盛集团被披露将向员工发放总计54亿美元的薪酬。华尔街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好转、赢利大增，从前二季度看，类似导致危机的杠杆交易性收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说明在高花红、高薪酬驱使下，已经开始故伎重演，已经开始累积新一轮金融危机。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巴菲特提出的华尔街大佬们薪酬是“单行道”的问题，无论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上市公司特别是金融企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下决心把“单行道”改成“双车道”，真正使得高管薪酬、花红随着业绩好坏而上升和下降。这不仅是防止过重趋利心里导致经济金融风险的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促使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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