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上部 渠河风云

　　

　　21）书记原来是个色狼

　　

　　毕业前夕，学校又出现了一件大事。

　　

　　老天似乎真有应，生活中也常有戏剧性的讽刺，谁也没有料到，就是那位长得高大英俊、风度潇洒、道貌岸然的李书记，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了。

　　

　　李书记是老革命，25岁就当了县长，听说犯了点生活错误才下放到中学当了校长。他工作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常受上级表扬，在师生中威信也很高。县公安局瞎了眼，大水冲了龙王庙？

　　

　　公安局没有瞎眼。原来，这李书记有个最大的毛病——好色。谁也没有想到，他是个人面兽心的色狼。

　　

　　李书记的老婆也是位老干部，在公社里任副书记，管妇女工作，常下乡蹲点。

　　

　　李书记一个人住在学校里，难免寂寞。

　　

　　学校里有许多花季少女，其中有个姓杨的女生，芳龄16岁，长得十分漂亮，可谓校花一枝。她家就在学校西边的村子，有时放学回家时，常碰到她。因她长得太美，只好敬而远之。

　　

　　后来很长时间，不见了这位姓杨的女生，一打听，令人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刚十六岁的少女，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敢来上学了。

　　

　　事有凑巧，当时李书记的老婆就在该女生村里蹲点。

　　

　　当时少女怀孕是件大事，必须查出真凶。李书记的老婆富有妇女工作经验，这事正归她管。她三下五除二，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从该女生口里知道了“凶手”的名字。

　　

　　李书记的老婆五雷轰顶。她考虑再三，决定大义灭亲。

　　

　　随着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象炸开了锅，全公社也象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随着一个个女学生（大都是长得漂亮的、年龄稍大一点的）从工作组办公室里哭着走出来，真相也水落石出。

　　

　　原来，人面兽心的李书记依仗权势，采取个别谈话、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等手段，长期奸污并霸占了十几名女学生，并使数人怀了孕。

　　

　　不久，这个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共产党人，被共产党用手拷带走了，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

　　

　　据说后来李书记也病死在监狱里，同右派分子王继初一样。

　　

　　我初中毕业后，再未去过初中母校。一是老教师们都不在了，二是往事不堪回首……

　　

　　22）母亲之死

　　

　　1959年秋天，母亲突然病故了，当时才39岁。

　　

　　母亲年轻守寡，遭受了丧夫的悲痛和兵荒马乱年代的艰辛，积劳成疾。她经常胃痛，有时犯了病，大口大口地吐，但过几天就好了，母亲也不太在意。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医疗条件差，又赶上大跃进的年代，大家都忙得顾不过来，有病吃几副中药就过去了。

　　

　　母亲已经病了几天，由祖母和姑母等人照料，因怕耽误我学习，没有告诉我。

　　

　　那是一个秋风萧萧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考化学。老师发了试卷，我一会儿就答完了，因老师不让提前交卷，我只好瞪着眼睛等着下课。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已经好几天未回家了，十分想念母亲，我盼着早点下课，马上回家。

　　

　　有人敲教室的门，老师开了门，我一看，是村里大队会计维池七哥，不知怎的，我的头轰的一下。老师出门同七哥说了几句话，马上进来叫我交卷并回家，说我母亲病了。我坐在七哥的自行车上，出了校门。

　　

　　天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雨，七哥只说母亲病了，想我，但我从七哥的眼神里感到母亲这次病得不一般。我归心似箭，刚过了潍徐公路，突然从对面村里抬出一口棺材，后面跟着一群穿白带孝送葬的人，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天快黑时赶到了家，一看，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只睁着两只失神的眼睛看着我，嘴巴蠕动着。我搂住母亲哭喊着，母亲身子软软的，一动不动。祖母点上了煤油灯，对我说：“孩子，你娘可能不行了，刚才镇上刘医生来过了，说耽误了，晚了，你就好好陪你娘一会儿吧！”

　　

　　这时亲友们都站在一边流泪。祖母点上了三柱香，又在院子里烧了一会儿纸，祷告老天保佑我母亲。

　　

　　我抱着母亲只是哭，突然，母亲眼睛一闭，头一歪，倒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我使劲地摇晃着母亲的身体，终于哭昏了过去。

　　

　　母亲，可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你就这样抛下了自己的孩子走了，你才39岁啊！

　　

　　第二天，四叔让生产队伐了棵柳树，为母亲做了一个薄薄的棺材，把母亲放了进去。亲友们为我作了孝衣、孝帽，鞋子也裱上了白布。下午，村干部和社员们抬着棺材，我提着一只瓦盆，在亲友们的陪伴下给母亲送葬。

　　

　　出了村口，大人们叫我把瓦盆摔在地上，算是给母亲送行。据大人们说，摔瓦盆表示给死者送饭锅，以便让死者在阴间有饭吃。想起我曾砸碎了母亲的饭锅，我心如刀割。母亲啊！不孝的儿子今天给您送饭锅了，可是，您还能收到吗？

　　

　　大人们把母亲抬到村北埋葬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头。母亲，不到40岁的母亲，苦命的受尽磨难的母亲，抛下了她的孩子和所有的希望，永远地走了。

　　

　　从此，15岁的我成了真正的孤儿。一直在外村跟着姑母生活的祖母只得回来抚养我。祖母的眼睛早已哭瞎了，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她老人家经常摸着我的脸，两只浑浊的眼睛里不停地流着泪珠。

　　

　　由于当村支书的四叔和亲友们的关照，我得以继续求学。

　　

　　我大病了一场，发烧不止，病好后又返回了学校。当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身穿重孝的我时，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和钢笔送给我，吃饭时把从家中难得带来的鸡蛋分给我吃。一位同学还与我结拜了干兄弟，为我母亲带起了孝。班主任桑老师知道了我家的困难情况后，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回家并看望我的祖母。

　　

　　1960年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丘一中高中部。

　　

　　23）高中的日子

　　

　　安丘一中始创于1911年，饱经沧桑，有悠久的历史。她座落在安丘城东岭上，是全县最好的全日制中学，离家50多里路。我每星期回家二次取”干粮”，全是步行，当时连老师都很少有自行车。

　　

　　一中规模大多了，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大都是大学或师范毕业，教学经验丰富，校长、书记都是资历很深的老干部。

　　

　　但是，毕竟是农村中学，条件较差，教室全是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实验室，更没有钢琴、电话、电视、多媒体之类，但有图书馆和一个大操场，最好的是教室里有了日光灯。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自习，爱活动的同学可以到操场上打打篮球、排球，但没有足球。我不爱打球，只爱跑步，学校周围有些不大的山谷，我和同学们下课常去玩。

　　

　　当时班里同学年龄都较大，我算最小的。不知为什么，到了高中，脑子更好使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当了数学课代表，后来又当了班长。每逢学校开大会，学生代表发言都是我的份，由于照着稿子念，并不口吃，但平时说话时，仍时有结巴。有时老师要我传达什么通知之类，我便写到黑板上，尽量不出洋相。

　　

　　上高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学校里不久停止了体育课，下课后，大家都蹲在教室前面晒太阳以增加热量。

　　

　　尽管是农村中学，却很难吃到菜，全是咸菜的“干活”。有时候回家的学生带回一棵大白菜，切碎用盐腌一下，全班同学吃一天，那就是绝好的美味佳肴了，有时连咸菜也没有了，只好喝盐水。

　　

　　吃的全是红薯干之类，很少见到粮食。有时老师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公路上去采白杨树叶子，弄回来堆在食堂门口象座小山。食堂大师傅们用大锅反复地煮，最后切碎，撒上点玉米面蒸着吃，那滋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有一次，食堂吃瓜干稀饭，当那又黑又臭的饭分到每人碗里时，一个姓梁的女同学闭着眼吃着，突然，她‘啊’地一声，把饭喷了出来，吐出了两颗牙齿。女同学摸摸自己的雪白的牙齿，一个没少，奇怪？同学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两颗死人牙齿。那一定是农民收地瓜干时，从坟堆旁扫进去的，因1958年家乡的坟全部平掉了，许多无主坟里的尸骨散落田间。女同学一听，当时就哭着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

　　

　　同学杨炳武为两个窝头退学的事，使我至今伤感不已。

　　

　　杨是景芝镇人，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他初中、高中都和我一个班，我俩很要好。有一天，他在食堂劳动，这时正好炊事员蒸了一笼窝窝头，那是给老师们吃的。杨炳武可能饿坏了，他见四周没人，偷着抓了两个，塞到口袋里一个，另一个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这时炊事员过来了，见少了两个窝头，便从杨炳武的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并告了学校领导。

　　

　　可怜的杨炳武，还没等学校处理，当天晚上便不告而别了。

　　

　　后来杨在家一直务农。农闲时，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人家修锅补缸，以维持生计。我始终认为，当时杨炳武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窝窝头退了学，凭他的水平，以后完全可能考上大学。

　　

　　想起高中时挨饿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

　　

　　由于天灾人祸，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也吃不饱，听说连毛主席一家吃饭也定量。有一天，我从食堂换了二斤半全国通用粮票。我想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姨夫姨母老两口。姨夫1958年去北京当临时工，姨母去京看病，投靠在亲友家中。我小的时候二位老人对我照顾得很好，于是我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在北京的姨父。过了二个月，我突然收到了远在重庆的二舅的来信，信中装着我寄给北京姨父的二斤半全国粮票。二舅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一直留在重庆工作，我从未见过二舅，只听母亲说过二舅如何如何好。

　　

　　二舅在信里夸了我一顿。原来姨父收到我寄去的粮票后，老泪纵横。他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重庆的二舅。二舅收到这二斤半粮票后也老泪纵横，为有一个孝顺的外甥而高兴，他也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又给我寄了回来。

　　

　　如今我向儿子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编的，不爱听。

　　

　　家乡地处沂蒙山下，潍河两岸，自然条件不错。当时不是不打粮食，只是产量太低，打下的粮食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加上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偿还朝鲜战争欠下苏联的债务，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袋过日子。

　　

　　这段历史，多年以后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攻击否定毛泽东、夸赞邓小平的借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当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家子” 。另外，当时没有优良品种和化肥之类，每亩地仅仅收200来斤麦子，现在随便就可以亩产千斤。

　　

　　中国历代最苦的还是农民，种庄稼的人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大都如此。但那时有个不可理解的现象，尽管人人吃不饱肚子却没有人骂娘，共产党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污吏，更没有人抢公家的粮食。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们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好，真正是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

　　

　　作为风华正茂的高中生，虽然肚子吃不饱，但精神生活不能空虚。

　　

　　班主任于信忠老师是位乐天派，他爱好京剧，会拉京胡，能自拉自唱许多段子。我拜他为师，学会了拉京胡，并爱上了京剧。

　　

　　高中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书。

　　

　　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人书，村子里有文化的老人们看的古线装书我也常拿来看。高中时，学校里有了图书馆，书很多，我开始大量地借书看。从古典名著到鲁迅、闻一多、郭沫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臧克家等人的书，还有当时流行的《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书，我都看过。外国的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塞万提斯、高尔基等人的书也看了不少，尤其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我看了好几遍。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成了我追求的偶像。这些书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书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功课很轻松，我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为此常被老师点名批评，但因我学习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每逢考试，我几乎总是考第一。高三时，全校数学、物理大赛，我数学第一，物理第二。我的作文常常获得免于打分的殊荣，受到老师的夸赞。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只是说明高中时不知为什么脑子特别好用，决无吹捧自己贬低别人之嫌。事实上，许多高中、大学同学的水平不比我差。许多人后来事业有成，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博导”、大学校长、将军；有的官运亨通，当了科、局长、县、市长甚至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大款或企业家，为母校争了光。而自己由于“鬼使神差”，后来得罪了“赵公元帅”，断了升官发财的梦，一辈子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狗屁不是，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早已被“江东父老”遗忘。惭愧之至，无地自容，好在如今年龄老了，脸皮厚了，也无所谓了。

　　

　　24）我的初恋

　　

　　我是怀着深深的内疚和忏悔写这一章的。

　　

　　高中时，我交了一位女朋友，她有一个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美丽的名字--李青君。

　　

　　我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加上家庭出奇地困难，说话又结巴，天生一种自卑感。尽管我曾在黑板上练字时写过“何日若得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反诗”，被老师批评了一顿，但我自己确实条件太差，除了学习好外，一无所有。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对女同学敬而远之，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十八岁的高二时，有位女同学闯进了我的生活。

　　

　　此人就是与我同龄的同班同学李青君。

　　

　　李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我是班长，但尚未入团。李可能象其它同学一样，早就知道了我革命的家史和苦难的身世，有一次，她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

　　

　　当时中学生还不兴入党，但入团是大势所趋。我当然没有理由不入团，于是便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组织委员李青君。

　　

　　现在回想起来，那份申请书可能一万多字。我把我的家庭、身世、爱好、理想全写了进去，有些话全是抄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我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团。

　　

　　从此，我和李青君的接触多了起来。对我来说，平生第一次同女同学单独接触，心里象装着一只小兔子，跳得厉害，浑身的不自在。我象小学生一样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回答她的提问，李见我窘迫的样子，常忍不住“格格”地笑出了声。

　　

　　实事求是地说，李青君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梁，瓜子脸，还有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浑身洋溢着大少女的青春气息，标准的一个俏村姑形象。她说话时总是把一只辫子拉到胸前，用手梳理着，不时地抬头望我一看。我不敢正视她，偶尔抬头飞快望她一眼，脑子里立刻定格了上述的形象。

　　

　　谈话的内容全是工作、学习、未来、理想，有时也议论班里某某人，某某老师，可以说百分之百地同恋爱不沾边。

　　

　　这样的约会谈话，进行了多次，但两人始终未谈一句个人的事，更没有一个“爱”字。可我当时哪里知道，这就是谈恋爱，这就是我的初恋。

　　

　　当年农村的学生早恋的不少，许多年龄较大的同学私下都有了“对象”。但像我和李青君这样在学校里比较出名又“明目张胆”地谈恋爱的还不多。有人发现了新大陆并告了班主任--当时学校规定不准谈恋爱。

　　

　　班主任于老师很喜欢我们，但他必须例行公事。他让我们注意影响，并在全班大会上不指名地点了这件事，他的幽默全校闻名。

　　

　　“有的班干部带头谈恋爱，影响不好，要注意呀！恋爱这个东西可是个好东西，能使鬼上树。我和俺对象在大学里恋爱时深有体会。爱是伟大的，神圣的，甜蜜的，也是危险的，处理不好要得神经病，要发生悲剧，要后悔的。你们年龄不大，主要任务是学习，将来年龄大了，再谈不迟。”

　　

　　我不承认谈恋爱，我认为我和李青君这样谈谈话无可非议。李青君也不服气，她认为我家里困难，关心帮助一下同学有什么不可？她敢作敢当，干脆找了个星期天约了她要好的女同学步行50多里路来到我家看望了我的老祖母，并帮着拆洗了被褥。

　　

　　祖母拉着李青君的手，摸着她的脸，高兴得合不拢嘴，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快毕业前，李领我去拜访了她的家人。

　　

　　李有个温暖的家。她父亲刚去世不久，家中有母亲、哥、嫂、姐姐，她最小，在家十分受宠。李一家人对我十分欢迎，丝毫未嫌弃我这个穷小子。

　　

　　我决心要对得起李及其一家。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改变处境，将来大有作为，让李及其一家幸福。

　　

　　快毕业时，面对家中双目失明的祖母，我曾一度犹豫考不考大学。当支书的四叔和亲友们坚决支持我考大学，说家里由他们照顾，不用我担心。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坚决不同意我弃考，因为凭我的学习水平，考上名牌大学没问题。李青君更是支持我。她也是高材生，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完全可能考上大学。

　　

　　于是，我在家中照顾了祖母一段时间后，抱着无所谓的思想，参加了高考。

　　

　　1963年的高考，全国平均十几个考生取一个，比较难考。

　　

　　我想考北大中文系，但有人说学中文没出息，让我工科，尖端专业。于是我第一志愿了北京航空学院，又加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和青岛海洋学院。我选的是“上天”、“入地”、“下海”，我不喜欢理科。不知为什么，当时未清华大学。

　　

　　高考前，学校领导突然决定保送我上军校--大连海军潜艇学院，但也要参加高考，并派人带我去潍坊解放军“八.九”医院检查了身体，我很高兴。我从小想当兵，初中毕业前考飞行员未成，这次当海军也不错。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我以全县最高分被第一志愿北京航空学院航录取，后来知道，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清华、北大录取线，我的数理化分数都很高，作文几乎是满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学习也很好的李青君等人因看错了作文题，结果扣分太多，没有考上大学。

　　

　　当家住县城的李青君替我拿了录取通知书赶到我家的时候，表现得落落大方，替我高兴。她既未因落榜而流泪，也没有怨天忧人。

　　

　　一个敏感的话题，立即在学校里传开。

　　

　　“这下看戴维堤的了，李青君没考上大学，看戴如何处理？”看来某些人为她捏着一把汗。

　　

　　我当时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几乎什么都没想，对别人的这种议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既然千金小姐（在我眼里）看中了穷书生，穷书生就是中了状元，也不会忘本，难道我还能当陈士美不成？

　　

　　当时没有复读再考一说，李青君不可能再上大学。我顺理成章的想法是，让她等我五年，我大学毕业后分到山东同她结婚成家，白头偕老。至于将来能否分回山东，五年中和五年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想。

　　

　　对我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老师、同学们和亲友们都很高兴，许多人都说我母亲没福气，要活着该多好呀！

　　

　　李青君为我打点了简单的行装，四叔向公社党委为我要了路费，我告别了祖母和亲友，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大夫村，踏上了赴京的路。这是1963年8月底，我19岁。

　　

　　李青君一直陪我到潍坊火车站，送我上了西去的列车。没有现代青年人的告别仪式。李含着眼泪，不停地向我招手，我也不停地向她招手并大声地喊：“回去吧！寒假我就回来了。”

　　

　　火车开动了，李青君仍凝立在站台上，双手握着辫子，朝着列车前进的方向，一动不动，仿佛一尊塑像，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25）进京上大学

　　

　　1963年夏，华北大水。火车出了济南站，过了黄河大桥，便停下了。窗外一片汪洋，水面上时隐时现出两条黑色的铁轨。一辆运煤列车爬到了前面，向路轨两边一面撒煤，一面开道。列车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蠕动，时开时停，乘客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心情激动不已，没有一点害怕。事后才知，我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京沪线最后一辆列车，此后，铁路便中断了。许多华东、福建的同学是乘飞机或乘船绕道东北去京的。

　　

　　也不知晚了多少时间，火车终于于第二天傍晚到达了北京站。一出车站，踏上了北京的大地，我心里兴奋极了。

　　

　　车站广场华灯齐放，人山人海。学院的大轿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北航。

　　

　　“欢迎你，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学院门口的巨幅标语映进了眼帘。

　　

　　在老同学们的安排下，我到了指定的班级宿舍，住了下来。

　　

　　尽管乘了一天多的火车，但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因为心情太激动了，真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我，一个沂蒙山下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个烈士的后代，一个比同龄人经受了更多苦难的穷孩子，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养下，终于考上了大学，进了京城，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我的祖宗们、亲友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想起了牺牲的父兄们，想起了英年早逝的母亲，想起了祖母和亲友们，想起了大夫村的乡亲们和培养我的一个个老师们，想起了二老爷，也想到了李青君，想起了她的一片痴情，她那双深情的大眼睛……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因许多同学还未到校，没什么事，我便一个人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面对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以及城楼下面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我肃然起敬，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我来到国旗下面，排队照了一张像。我要把照片尽快寄给家中的亲人们，寄给李青君，让她们分享我的快乐。

　　

　　我又来到了广场南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仰头凝视毛主席、周总理题词的那苍劲有力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面对高大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的心情与一般瞻仰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伟大领袖所说的那些永垂不朽者中，有我的四位亲人，他们是：父亲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风楼和五哥戴维玉。（数年之后又追加了一位：我的岳父曹丛之烈士。）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向纪念碑鞠了一躬，心里默念着：亲人们，你们安息吧！

　　

　　26）见三叔

　　

　　我决定去看望在京工作的三叔戴健。

　　

　　三叔自参加山东兵团后，跟随大部队转战南北，一直打到厦门岛，身上头上多处负伤，皆死里逃生，后调到总参某部工作，就在北京永定路。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在北京大学上学的一位姑姑（六祖父戴凤玉的女儿）一起，找到了三叔的部队大院。哨兵通后，不认识的三婶把我们接到了家中。三婶听说我是戴福田的儿子，来京上大学，十分高兴。

　　

　　吃中午饭的时候，三叔坐车回来了。

　　

　　三叔同样不认识我，一进门，他便看见了陌生的我。我喊了一声：“三叔！”眼睛便有些湿润。

　　

　　“这是谁？” 三叔问。

　　

　　“这是咱大哥福田的儿子，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了，来上大学。”姑姑高兴地介绍。

　　

　　“很好，坐下吃饭吧！” 三叔象下作战命令。

　　

　　吃饭时三叔没有说什么话。吃完了饭，三叔进屋拿出了一幅大照片，交给我说：“这是毛主席接见我时照的，给你看看！”

　　

　　照片上是毛主席同五位军官的合影，其中一人是三叔。

　　

　　不一会儿，门口汽车响，三叔对我说：“我上班去了，在家玩吧！”说完，拿起公文包走了。

　　

　　我对三叔的寡言少语早有耳闻，家中亲友们常说他小时候就金口难开。作为晚辈，我不能说什么，但离家前，祖母、五祖母（三叔母亲）、四叔等人都有许多话让我对三叔说，可三叔什么也没问，也没说。

　　

　　三婶对我非常热情，说：“今后常来玩，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同三叔家两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玩了一会儿，因学校有事，便同姑姑告辞了。

　　

　　后来我一直未再去看望三叔。我真混帐，我不懂事，我悔恨莫及。三叔是个外表严肃内心火热的人，由于多年政工干部习惯，他一般很少婆婆妈妈。后来才知道，他曾到学校找过我，没有找到。文革前他一家随部队调往山西忻州山沟里去了。一直到1974年，他刚49岁的时候，得了肺癌……

　　

　　27）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根据高考成绩和政审条件，我被分到了全院最机密的专业之一——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班号为3511，即1963年入学，第5系1专业1班。

　　

　　全班25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一了解，全是当地中学的尖子，大都是一、二把手，与自己一样。

　　

　　北京航空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当时根据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需要，国家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北京工学院的航空系的专家、教授及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我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十多年来，北航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航空航天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航隶属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是聂荣臻元帅，北航的最高领导是武光空军中将。我们入学的时候，武光已被调到新疆去了。

　　

　　北航是国防科技院校，政审条件较高，学生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干部子女中以军队干部子女较多，家庭出身是职员或上中农的就算不太好了。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这不足为奇。

　　

　　学院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段教学。头三年全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年级之后才开专业课。

　　

　　由于我的计算机专业性质，数学、物理、外语、电工电器原理等是主课，而化学、机械制图之类仅学一年就结束了。数学学的最多，据老师说，同北大数学系差不多。

　　

　　学院里没有了班主任，但有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讲师上大课，只管讲，讲完就走，辅导是助教的事。教授大都是资深的教师，助教则大都是本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担任。

　　

　　从1964年开始，学院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学生们轮流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四清”，为期数月到半年。我和同学们被分到了通县的台湖乡当起了“四清”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与调查“四不清”干部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四清”的政治意义、是非难以评说，但对学生个人来说，的确是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使一些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书生们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家庭条件较好，自己从未洗过衣服，甚至连手绢都洗不干净，下乡搞四清时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农村生活仍很苦，农民全吃粗粮和咸菜之类。老大娘的早餐是玉米面贴饼子。这位上海同学本来吃惯了大米，连馒头都难以下咽，看到老大娘把冰凉的贴饼子放在锅底下的火堆中烤热，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便端上了饭桌，顿时目瞪口呆。老大娘倒了一碗开水，把饼子递到他的手里，他仿佛拿着个刺猬，左右为难。鉴于工作队员的纪律，他狠了狠心，闭着眼咬了一口，就着开水咽下去了。此事后来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同学，在给贫下中农写家史时，说到旧社会外出讨饭，讨饭效率不高，大约是55%左右。这种典型的书呆子语言，受到了领导地批评。

　　

　　北航的高干子女，大部分都很好，学习刻苦，生活艰朴，没有架子，同工农子弟相处也很好。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优越感太强，盛气凌人，不守纪律，搞特殊化，不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格格不入，距离很大，工农子弟对他们很反感。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距离和反感演化成为鲜明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对抗，从而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发生了惨痛的悲剧，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对我和大部分农村子弟来说，可说一步登天，进入了天堂，从小吃不饱的日子成了历史。学校伙食好多了，天天吃馒头、米饭，有时还有肉和鸡蛋，很少吃粗粮，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作为烈士子女的我和班里好几个农民子弟都享受十九元五角的最高助学金，而伙食费仅需15元。当时除了干部子弟外，大部分工农子弟都有助学金，基本不用家长负担。（注：对于上大学没花钱这一点，我永远感谢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上大学后，由于在中学里爱好京剧和京胡，我参加了学院文工团的民乐队，分工拉板胡。板胡是高音乐器，一个音符也不能拉错。我在院文工团里业余练了三年，有一定长进，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为歌舞节目“丰收歌” 、“逛新城”等伴奏。由于没有下苦功，我的板胡始终是一般水平。象几个有名的板胡独奏曲子“大起板” 、“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我始终拉不好。

　　

　　文革开始后，北航文工团的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北航红旗”造反派，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我本人，由于忙于革命、造反、当头头、挨整，心爱的板胡再也没有摸过，甚是遗憾。

　　

　　我从小爱活动，尤喜欢长跑，对球类不感兴趣。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就约几个同学长跑，出了校门，往南跑到动物园，往东跑到安定门，再跑回来，每次一、二十公里，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坚持长跑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从未倒下，包括从未住过一次医院。

　　

　　星期天常和同学们到颐和园玩，也是跑着去。每人带两个馒头，出西校门，过清华园、中关村、北大西门，一直跑到颐和园。为省一角钱门票，我们有时从南面一缺口处翻墙而入。在昆明湖里游泳玩累了以后，便跑到园内佛香阁下的饭馆里占一张桌子，要几碗开水，几个人拿出冷馒头啃起来。没钱叫菜，就把桌子上的酱油、醋喝个净光。由于常来，年轻的女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每次我们来了，主动把酱油、醋瓶子拿过来，站在一旁看我们这些穷大学生狼吞虎咽的样子，止不住笑出了声。那笑声是友好的，美丽的，甚至是多情的。那年代，大学生很吃香，不象现在遍地皆是。

　　

　　回想起来，到1966年夏天为止，三年正式的大学生活受益匪浅，基本完成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要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将会正常地运转下去。

　　

　　28）入党问题的遗憾

　　

　　大学期间，我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北航是国防科委领导的半军事院校，由于毕业后大都要担当重任，所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由辅导员和脱产干部及学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负责物色、培养和发展入党对象。当时班长之类的学生干部轮流担任，以锻炼大家的工作能力。

　　

　　大约1965年冬天，我已是班里的入党积极分子。由于我出身好，在世界观教育和许多大是大非的讨论中，我立场鲜明，观点正确，深得辅导员和党支部的信任，被内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这恐怕是建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令人深思和存在争论的问题。建国以前好办，入党是要担风险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时若非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是入不了党或不愿入党的。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几乎人人都想入党。60年代在大学里，某些党的负责人包括支部书记的天平有时难免倾斜。某些老好人、听话者，说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人缘好的人往往很容易入党。而有一点个性，有一些小毛病，特别是爱提点意见的人，尽管你对党忠心耿耿，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甚至不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却不太容易入党，起码要反复地考验你，甚至考验若干年。至于出身不好的人，那就更难了，好在北航出身不好的人不多。

　　

　　我保存着1965年党支部书记同我一次谈话的内容记录。支部书记说，我热爱党，有革命理想，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观点正确，不随波逐流，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缺点是有时脾气急躁一些，团结同学不够广泛，尤其是对女同学不爱讲话。另外，有自来红思想等等。支书希望我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好好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十分感动，我决心好好修养，争取入党。

　　

　　如果当时（1965年）我入了党，成了中共党员，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可能会当保守派，起码当不了造反派头头，那我个人的历史绝对要重写。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

　　

　　结果是，文革之前，我未能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原因说来可笑而又可悲。1965年冬季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教我们滑冰。农村孩子没见过滑冰，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好玩，便喜欢上了滑冰。上课时老师发冰鞋，但下了课后借不到冰鞋，又想滑，十分着急。这时同班一位姓陆的同学也爱滑冰，他建议我俩合伙买一双处理冰鞋，轮着滑，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俩每人出了三元伍角钱，去新街口买了一双旧冰鞋。我的钱当然是从助学金里省下的零用钱。

　　

　　不料此事被人反映到党支部，说我用助学金买冰鞋，不艰苦朴素，上纲成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暂缓发展我入党，继续考验。

　　

　　就这样，“文革”之前我没有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再也进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直到化为灰烬。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山东老家看望祖母和李青君。

　　

　　祖母更加苍老了，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的，牙齿全掉光了，眼睛几乎完全失明。每次到家，祖母便摸着我的脸，问我吃得饱不饱，北京冷不冷，见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身体好吗？我说，见到了，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都喊“毛主席万岁！”不过离的太远看不清楚。祖母听后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

　　

　　祖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她老人家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都献给革命，她不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谁呢？

　　

　　祖母每次都问李青君的情况，问我回来看人家去了没有，说李常来看望她，李是个好闺女，今后千万别忘了人家。其实，每次从潍坊下火车，李都去车站接我，返京时，李皆送我上火车，一年见两次面，我想着她，她等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1963年赴京上大学之后，李青君和其他一些未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在家务农，有的进了县办企业。李在县城烟站当了临时工，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她省吃俭用，从不多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寄给我。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北航党组织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下，我和同学们很快度过了三年多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脚印将按照既定的轨道走下去，我的人生之路大概将是另外一种样子。

　　

　　中部 文革风云

　　

　　29）关于文革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本书的重点“文革风云”也正式开始。

　　

　　关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新的中共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个伟大的汉字做出了结论，（注：即“8.27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应当全盘否定。之后，随着文革的彻底否定和邓小平的重新上台，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本人由“神”变成了“人”，并差点变成了“鬼”。文革中积极追随毛泽东“革命造反”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不是上了“绞刑架”，就是进了“垃圾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信奉马列主义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没有错。而对于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毛泽东自己本人的失误——如用人方面的失误（包括重用林彪、四人帮和最后启用华国锋、邓小平），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伤害了大量无辜，革命的暴风骤雨客观上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等等，使得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实践最后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灾难和损失，最后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去世后文革被全盘否定。“不承认文革初衷的积极意义和后期造成了灾难的事实，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话不是笔者说的，但笔者认为此话有道理。

　　

　　30多年后，回首往事，看看今天，令人感慨万千。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过多地评论文革，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笔者只想以自己的经历讲讲当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某些故事，以供历史学家和后人们参考。

　　

　　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某些人在回忆录中往往歪曲历史，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话有道理。为了避此之嫌，笔者化了几年时间，对本书反复斟酌、修改、征求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笔者自认为本书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追忆上坚持了“实事求是”四 个字，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之处。

　　

　　近些年来，文化市场和书摊充满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也出了不少，但基本上是一个调子——破口大骂。这些文章的大部分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及其子女，其遭遇值得同情，其立场和观点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书和文章完全是文革中派性大字的翻版，完全不顾史实，更不考虑当今法制社会的法律责任。恕笔者直言，确有人借写书在贬低别人，甚至诬陷别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有人至今凭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和官方的“既定方针”写文革史；有人甚至对领袖人物的重大言行和通天的历史事件也敢胡编乱造，把读者当成了小学生，令人捧腹和气愤。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影视过去、警戒当代并折射未来。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有道理。几十年来，官方处于多种考虑，一方面把文革设置为“禁区”，一方面又鼓励某些御用文人按照官方的调子简单地、单方面地对文革“口诛笔伐”，完全不允许不同意见“出笼”，更不允许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忙于向钱看，不愿或没有时间去提及那段历史；30多年的岁月淡化了那段历史，以至我们的年轻一代对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砸、抢”，就是批斗老干部，就是武斗，就是杀人放火；红卫兵运动就是“军服加皮带”，是“痞子运动”，是“法西斯”。这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它客观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如今，文革的当事者还大有人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不可能从历史的菜单中彻底删除。文革史“大家”叶永烈、师东兵、权延赤等人的“宫廷秘史”固然好看，但光写大人物也不行，况且有些历史情节演绎太多，令人真假难分。作为文革的直接参与者，本人以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实话实说，把那“峥嵘岁月”里的真实故事展示给读者，虽是一家之言难对大众口味，但决无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之嫌。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视文革，这没有坏处，不必大惊小怪。淡化文革向前看，这是对的，但既是历史，总要有人去回忆它，研究它，以便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块石头，有人当顽石弃之，有人当文物收藏，有人为了判断是顽石还是文物去研究，去深思。

　　

　　文革中，我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发起人和主要头头之一。无可否认，“北航红旗”在文革中充当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急先锋”和“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干了许多当时认为是最最革命后来被认为是最不革命的事情，最后受到了惩罚，这已经成为了历史。为了对历史和读者负责，我尽量不加修饰地把那些历史展现出来，对的、错的都由读者去鉴别吧，哪怕自己被押上历史的断头台，我也无怨无悔。

　　

　　本书主要是以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和我后来工作的工厂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我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为题材写出的回忆录。它不是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对于文革中我不熟悉和未参加的重大事件，如“一月夺权” 、 “冲五一三” 、“火烧英代办” 、“揪刘火线” 、“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等等，尽管都是大事件，但由于我没有介入，不了解内情，皆没有述及。

　　

　　30）中央文革介绍

　　

　　写文革，离不了“中央文革”。所谓“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它的有关情况如下。

　　

　　1965年，刊上展开了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副总理、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社社长）。“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写出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于康生、毛主席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便让陈伯达、王力为全党写一个理论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纲”。这事实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从此，原“五人小组”除康生外，彭真、陆定一、周杨、吴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宫。

　　

　　陈伯达、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通过了这个“通知”，这就是“516通知”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错误” 、“反党集团”，随后被打倒。这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由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516”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从此左右了中国文革数年的历史。“516”通知，“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516”运动，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并演绎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为后话。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词尖锐的话。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宣言书和最高指示：“混然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杀气腾腾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当时谁看了也会大吃一惊。“老家伙们”不说，广大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就是被这段最高指示煽动了起来。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圣旨”，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地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去，向着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时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就这样成立了。人员组成由陈伯达、江青提名，政治常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据王力回忆，张春桥的副组长开始没有，是江青提议增加的。姚文元开始不是成员，江青提议让姚参加时，陈伯达反对，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江青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加进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多时，共十八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堂忠，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森，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森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该四人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张春桥代表华东局，刘志坚代表解放军。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开始是王力，后来改成办事组，由肖力（即李钠——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负责。

　　

　　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陆续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减少，最后剩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时，五人全进了政治局。历史的事实是，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是江青说了算。

　　

　　下面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文革史没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央文革还有一位真正的负责人周恩来。无论是作为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实上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处理文革大事、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已把天下搞得大乱，没法收拾。秀才们放了火，火烧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无措。毛泽东权衡利害，或者说是为了遏制江青等人的过激行为，便让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总召集人和总负责人。从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不敢再一意孤行。总的说来，文革中周恩来说话是算数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总理是参予或干预了的，说周总理始终反“四 人帮”或者“四人帮”始终反总理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四人帮”同周总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别有原因。这是笔者的观点，应当也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证明，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支持的，积极拥护的，起码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谓“抵制 “说和“违心”论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们原谅他在文革中的所谓错误和失误，善意地以“违心”论强加于他，这是另外一回事。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一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二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