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武横空出世与台湾
中国核武横空出世与台湾
中国崛起之路之三
戚 嘉 林
(国际关系学博士)
近代军事科技发展始于西方白人强权，在西方列强的眼中，是很难容忍非白人非基督文明拥有核武器。故自二战迄今六十年，日人完全臣服于美，不但其本土仍有美军驻扎，且外交与国防政策均以美国马首是瞻，但美国仍坚不允日本拥有核武。及至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甚至因无法容忍伊斯兰文明的伊拉克拥有核武，不惜假造情，以其可能拥有大规模毁灭武器为由入侵，使伊拉克人家亡国破。伊人军民死伤数十万，许多美丽城市顿成断垣残壁，且内部陷于不同宗教族群派系的内战，月月年年死人，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的大使馆，宛如国中之国，宛如伊国的太上政府。试问伊拉克人何罪？罪在只是想要发展核武，就遭此民族横祸，百年不得翻身。因此，吾人可以想见，在上世纪的冷战年代，美、苏岂能坐视中国拥有核武？更何况中国还有因内战留下的台湾政权，该政权敌视出卖内地，六十年不改其志。故中国建立保卫自己民族核武力量的过程，可说较伊拉克处境还惊险，因为伊拉克没有一个因内战遗留同文同种的敌对分离政权。
1945年8月10日，日本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四国于11日覆允。14日，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条件。15日，蒋介石向国人广播，以圣经「要爱敌人」为由，对日本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即所谓的「以德怨」。
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主力在偏处西南，于接收不利。蒋介石乃以统帅名义，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另并于同（15）日致电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日军向国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受降。冈村宁次积极配合。1948年7月，国府军事法庭开始展开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出席的司法部、外交部、军法局等各机关代表，全部主张将九一八事件元凶及侵华死硬派的冈村宁次处以死刑。案经呈蒋介石，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院宣判冈村宁次无罪。三天后，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爱将汤恩伯的护送下，与另外的259名战犯，一起搭船返日；2月4日，冈村宁次返抵日本横滨美国海军基地码头，麦克阿瑟元帅派副参谋长维洛比少将向他传话「可提出任何愿望」。冈村宁次告以其愿望是「盼在长江之线，希望美国派遣二个师到华南，阻止共军南下」（渠愿望居然与米高扬于去年底衔史大林之命来华，要求毛泽东勿南下长江，南北分治，俾中国南北分裂之意图不谋而合）。翌日，维洛比少将传达称「是希望能听取你的所有建言，但唯独此项派遣美军无法办到」。
1949年7月，国府曹士澄将军奉命，携成立日本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案，赴日本面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毫不犹豫地表明赞成。曹士澄旋于7月13日飞往台湾台南，呈蒋介石。奉蒋之进一步详细指示，曹士澄于7月底再度赴日，将蒋介石亲笔信函交冈村宁次，随即展开工作，以富田直亮少将为团长，假名「白鸿亮」，又因共产党尚红，故以白对之，因而称为「白团」。
同（1949）年11月1日，首批白团三名成员，富田直亮少将、杉田敏三上校（中文名字郑敏三）及荒武国光上尉（中文名字林光）等三人，伪装联军总部（GHO、即美军总部）情员身分，搭机经香港抵台湾，3日在台北草山（后改名阳明山）由彭孟缉偕同晋见蒋介石。富田以荒武为副官，旋于17日赴重庆再会蒋介石，为指挥川南作战，亲赴前线。惟因前线国府军队叛变，束手无策，乃于28日返台。蒋介石亦于12月10日弃守大陆飞台；斯时，美国驻日的麦帅司令部亦悉此事，曾经展开调查，但因增强台湾国府军力，与美国最高方针一致，乃不了了之，视而不见。1951年5月2日，美国在台正式成立「军事顾问团」，首任团长蔡斯（W. C. Chase）听闻白团事，初曾提出异议，后亦不了了之。
总计在1949年底至1969初的二十年间，蒋介石先后引进83名前侵华日军将校来台，协助训练国府军队。这些前日军将校在台全都改用中国姓名，以掩蔽其真实身份，全案以「极机密」方式进行。当年，曾参与白团训练演习作业讲评的国府高级将校，包括陈诚、蒋纬国、彭孟缉上将、罗友伦上将、孙立人将军还曾于1951年3月设宴款待白团全体团员〔注1〕。
本案蒋介石为了内战及反攻大陆，夺取政权，于千万中国人血迹未干的1949年，就不惜聘请甫才侵华元凶的前日军将校为顾问，此一违背民族大义的行径，天理不容。蒋介石治台期间，白色恐怖杀人如麻，无人敢逆其锋。渠自夸文治武功无数，全台谁敢不唱合歌颂蒋公英明。在如此威慑声势下，蒋介石至死不敢披露「白团」一事，因其见不得人。
国共内战，蒋氏父子退迁台湾。蒋宋美龄、美军将领陈纳德、美国中央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中情局CIA）局长杜勒斯（Allen W. Dulles）等倡议组成「西方企业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简称西方公司）」，该公司直属CIA内的「政策协调处（OPC）」，于1952年2月在美国匹兹堡市正式注册成立，台湾方面的负责人是当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蒋经国，美方负责人是美国海军通信中心主任克莱恩（Ray S. Cline），渠后来升任CIA台北站站长及CIA副局长〔注2〕。
1953年7月15日，台湾国府出动飞机、坦克、军舰、伞兵等约共一万余人突袭内地福建东山岛。此役前台主角虽是台湾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但实际策划者是「西方公司」干员美军中校汉弥顿，连突袭地点东山岛也是汉弥顿选定的。惟东山岛之役失败后，「西方公司」也于1955年初关闭，业务由美国海军后勤通讯中心（NACC）接管〔注3〕。
「西方公司」除了策划、训练、装备游击队对中国大陆沿岸突袭外，也从事搜集大陆情〔注4〕。斯时，最高当局（蒋介石）指派蒋经国出面与美国中情局Mr. Bill Dougan签约，以「西方公司」为掩护，成立空军第三十四中队与第三十五中队，专替美国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注5〕。前者主要是从事低空电子侦察，代号为「黑蝙蝠中队」，服役期间1953-1974。后者主要是从事高空摄影侦察，代号为「黑猫中队」，服役期间1962-1974〔注6〕，是美方训练国府飞行员驾驶U2高空侦察机，侦摄内地制造核武及导弹（洲际飞弹）的情，提供美方。当时国防部长俞大维就以台湾方面需要的是中共在大陆沿海军事动态及其战略意图，这些不必靠U2侦测，更何况U2完全是美国中情局一手策划，其所获情也不会与台北分享为由，强烈反对。CIA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乃转向蒋经国洽办，案呈蒋介石核准〔注7〕。及后U2首次返航，当美国特务克莱恩见到所摄照片，形容自己是「欣喜若狂」〔注8〕。克莱恩「欣喜若狂」的反面意义，就是蒋氏父子出卖自己民族的悲歌。对「黑猫中队」执行任务死亡的外省飞行员而言，他们可说是蒋氏父子出卖自己民族下，那个时代牺牲的「冤魂」。
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的韩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与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及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先后多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注9〕。
关于我国内战，美国也是一再以核武介入。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显示，国共内战「一江山大陈岛战役」前的1954年9-11月间，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居然六次建议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1955年3月15日，国务卿杜勒斯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在金门、马祖使用原子弹，次日艾森豪总统更称「可以使用原子弹，就好像你会使用子弹」。此话一出，立即遭到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反对。所幸一个月后的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表示愿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旋于5月1日停火，从而结束这一次的美国核武讹诈〔注10〕。
1950年代，国府常年对中国大陆沿海炮击或突击。1958年中东有事，美军五千人登陆黎巴嫩，国府自金门不断炮击福建沿海地区并实施侦察和空投宣传品。为粉碎国府的军事挑衅与企图，中国大陆于1958年8月23日对金门发动「八二三炮战」〔注11〕。艾森豪总统旋于9月4日批准明确讨论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注12〕。斯时，苏联表示纵使美国以战术核武器攻击中国，苏联也无意介入，除非美国对中共实施战略核打击，赫鲁雪夫还将此一意见，立即透过管道告知艾森豪〔注13〕。惟美国最终仍未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
1958年1月，美国在台湾部署「屠牛士」（Matador）巡弋飞弹。1960年1月，更在台湾台南空军基地贮存核弹〔注14〕。1961年9月，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举行打击中国的核战演习，由台湾美军基地发射六枚「屠牛士」核导弹，准确射向中国大陆的预定目标。1962年，美国再次针对中国大陆举行类似核战演习〔注15〕。
1963年1月22日，甘迺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会议上，明言美国（与苏联谈判禁止核试验条约）之主要目的，就是制止或延宕中国的核能力进展，因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三个月后的4月29日，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由台湾国府渗透破坏或入侵、海上封锁、由南韩入侵北韩以压迫中国边界、常规空中打击核设施及以战术核武器选择性打击中共目标等手段〔注16〕，以遏阻中国核武发展于婴儿摇篮（baby in the cradle）的萌芽阶段。
1963年11月11日，甘迺迪总统遇刺身亡，詹森（Lyndon B. Johnson）就任总统，詹森政府内部继续展开激烈辩论。1964年4月中旬，国务院官员Robert Johnson在其所撰极机密的告中，也曾提出由美国发动非核武的空中攻击、由国府发动空中攻击、由潜伏在中国内的部队发动地面攻击、或由国府空降突击队袭击中国大陆核武设施等四种方案。惟Johnson之分析亦坦承，由于美国情不足，无法确认所有相关目标，故此举也许仅能将中国取得核武速度延迟四、五年，但反而更强化北京发展核武的决心，甚至也可能引发中国的复。后来，因美国国内外的情势改变，詹森政府避免与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摧毁中国核武设施的计划乃不了了之〔注17〕。
蒋宋美龄（蒋介石之妻）于1958年访美，在电视新闻中有记者问，美国若以原子武器轰炸中国，中国人民将有何反应？蒋宋美龄骇人听闻地答称「将再欢迎美军之动用原子武器」〔注18〕。
五年后的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蒋经国居然在好几个场合都提出攻击中国大陆核武设施的议题。他在与甘迺迪总统面晤的前一天，曾造访美国特务机构CIA总部，还在该总部参加空袭中国大陆核武设施可能性的讨论。随后，在曾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与继任者尼尔逊（William Nelson）的陪同下，拜访国家安全助理彭岱（McGeorge Bundy），商讨攻击中国大陆，包括突袭大陆核武设施的可能行动计划，并建议美国只需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与技术协助即可。虽然彭岱赞同此举将削弱中国，但他也忠告此一计划可能促使北京与莫斯科的重新结盟或引发重大冲突，故此事需更详尽的研究。9月11日，蒋经国拜会甘迺迪总统，二人曾讨论派遣突击队打击大陆核设施乙事，惟甘迺迪疑虑计划的可行性，并恐重蹈古巴猪罗湾事件（Bay of Pigs operation）的覆辙，盼计划务必符合实际〔注19〕；1965年9月20日，蒋宋美龄于华府在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 Rusk）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提议使用传统武器摧毁中国大陆的原子武器，以绝后患。鲁斯克答以，美国如果那样做，中国必倾全国之力复，以美国一亿九千万的人口，是无法对付大陆上的六亿人口〔注20〕。
回首蒋氏父子与蒋宋美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是家族及一小撮国府核心的利益远高于民族的利益，无论是出卖外蒙古、「要爱敌人」的对日以德怨、大肆释放日本战犯、敦聘手沾中国人民鲜血未干的前日军将校为顾问、同意U2高空侦察机侦测内地国土，甚至后来主动策划藉美国之手，摧毁中国大陆的核武设施，全都是出卖民族的骇人行径，后者尤其丧心病狂，因其违背中国人民百年企盼强国的民族意志，蒋介石父子也自知见不得人，都是以「极机密」的方式进行。上述种种骇人事情，与戒严年代蒋介石强令国府军队官兵必读之《总统蒋公嘉言录》的仁义道德内容，反差有如云泥之别。
幸好，天佑中国。试想，以蒋介石父子出卖民族的一贯行径，如果1950年后是由其统治内忧外患一穷二白的全中国，则不知将出卖民族出卖到何种地步。
冷战的年代，对苏联而言，中国不能太弱，太弱则无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力量，但中国也不能太强，尤其是不能容忍中国日益壮大。1950年代，中国国防科技与重工业技术的神速进步，以十年不到的时间，一下子跨越半个世纪。就苏联而言，是不可能无限容忍中国的与日俱强，因此无论是什么理由，切断技术援助的时间，迟早会来到。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称，迫切希望在1958-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俾便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此一建议，事涉该电台所有权是属中国亦或是属苏联的争议，故中国无法接受苏联所提的协议草案。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联又续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是年7月31日至8月4日，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特为此事造访中国。毛泽东在与赫鲁雪夫谈及此事，断然拒绝苏联建议〔注21〕。毛泽东以其无比英雄气魄告称「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们去搞核潜艇舰队，我们去打游击战」〔注22〕。「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雪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注23〕。
很显然，无论是「长波电台」亦或「联合舰队」，都是苏联经心设计提出的要求，其要害处就是允许苏联海军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注24〕，意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建议。如果中国不拒绝，以中国如此弱势国力，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此事，毛泽东铮铮铁骨，坚持拒绝，虽然这意味着苏联不可能继续容忍中国的与日俱强，断绝援助的寒冬不久即将到来，然而寒冬总是会过去的。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藉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恐西方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援助中国，从而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为由，将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尤其是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注25〕。
三个月后的9月15-28日，赫鲁雪夫第一次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举行了三天会谈，会后发表公提出「大卫营精神」；9月30日至10月4日，赫鲁雪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第二天与毛泽东会面，正式告知，苏联为了维护「大卫营会谈」的成果，不给西方帝国主义制造任何口实，故苏联正在考虑撤回在华的导弹与原子弹专家〔注26〕。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将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在紧接着的一个月内，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相关协定。至8月23日，苏联将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专家全部撤走，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注27〕。
当时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他们的突然离去，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当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注28〕。
对于苏联毁约撤回所有专家一事，「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称「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注29〕。
斯时，中共采取自力更生的奋斗方式，持续甚至加强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一批顶尖的核武科学家如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等不但自愿投入「两弹」事业，甚至是抱着「以身许国」的宏愿投入，告别家庭，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争分夺秒，献身于中国核武事业〔注30〕。
1958-60年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导致经济灾难，中共中央进行经济调整。斯时，不乏论者认为研制国防尖端武器困难太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又逢经济形势恶化，从而主张「两弹」下马，聂荣臻则力主继续上马。案经激烈争论，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赞成继续攻关〔注31〕。此一决策极其重要，灾难毕竟迟早总会过去的，但「两弹」工程一旦下马，热情受挫，信心受挫，影响难以估算；在确定「两弹」攻关后，1963年9月聂荣臻指示，由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故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的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注32〕；至此，全国大力协作，斯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防尖端武器的重要，各相关单位都予支持，周恩来总理并在财力上大力支援「两弹」事业〔注33〕。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5月31日，第一艘核潜艇首航。
随着「两弹」与导弹的成功，中国的国防工业又更上层楼。1965年时，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所需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虽然上述12,000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些还不能工业化生产。但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注34〕。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事后聂荣臻回忆起「文革」，曾沉重地说道，十年动乱，广大知识份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到破坏，科研计划被迫中断（或延缓），使中国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注35〕。另一方面，即使是处于「文革」的动乱下，中国仍然能取得两弹、人造卫星与核潜艇等国防武备成就之原因，刘华清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国际环境紧张的压力、及科技人员为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使命感所做的无私奉献。〔注36〕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三次武装冲突。及后，苏联军方强硬派准备动用其在远东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年8月20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季辛吉博士，向他通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次日一早，季辛吉至白宫面尼克森总统。尼克森与其高级幕僚紧急磋商后，认为：
一、西方国家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存，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
二、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招致中国的全面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
三、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因为「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敢于毁灭世界」。
因此，应设法将苏联意图立即通知中国。但中美两国外交上已中断多年，故技巧地于8月28日《华盛顿明星》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此消息立即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毛泽东获悉后，乃发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进入临战态势，大批工厂向内地三线转移〔注37〕。
「文化大革命」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中国免于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中国面临苏联的核武攻击，毛泽东下令各地总动员，开始工程浩大的「深挖洞」，以临战的决心遏阻苏联的进攻。一时间，风声鹤唳，依中共老帅的研判，苏联可能利用10月1日国庆时攻击。故周恩来等大伙意见倾向于取消往年形成群众集会的惯例。惟毛泽东认为「国庆节不搞集会，岂不让人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他两颗，吓唬吓唬他们嘛」，「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我看就挺合适」〔注38〕。
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注39〕。但中共一反常态，全无导，悄无声息。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仍旗帜如林，人潮如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仍登上城楼。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与疑惑〔注40〕。苏联也不例外，且苏联分析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此外，苏联当局也了解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几乎全国总动员的在挖洞备战，及中国坚决的反击决心，何况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中国的反击能力。于是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结束〔注41〕。
中国国防尖端的核武事业，历经美、苏「外科手术突袭」的威胁与台湾的出卖，前后整整十年，最后是以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坚决反击的民族意志，方渡过惊涛骇浪，接着1970年发射首颗人造卫星，拥有从1845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基本自卫能力，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对中小型国家而言，无核武尚可。一则因中小型国家的综合国力，无力自制大规模现代武器与核武，其国力在世界政治的份额，只能对世界政治「随波逐流」，无力影响世界。再者，尤其是中小型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会对世界超强有所威胁；然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人口13亿、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型文明古国。对世界超强的美、苏而言，中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一种潜在的威胁，其辽阔领土更是美、苏垂涎颠覆裂解的对象。后者乘我抗战八年危极之际，迫蒋介石同意外蒙公投独立。前者于韩战甫一爆发的两天后，即介入我国内战，以其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使台湾迄今仍与中土分离。因此，若中国无与时俱进的常规武力与核武威慑，进无以完成统一大业，退不足以保障现有领土不遭颠覆裂解。故追随当代前沿武备，尤其是大力加速建立与美国「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核武、海空军与太空力量，是保证不再遭美国以武力介入内战，是保证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护国佑民天命的必要条件。◆【全文完】
〔注1〕中村佑悦着，杨鸿儒译，白团-台湾军&#;&#;&#;&#;&#;日本军将校&#;&#;（白团），凯仑出版社，1996年。
〔注2〕周军，「西方公司与『海空突击队』」，传记文学，48（6）：98-99.
〔注3〕同注2，pp.98-106.
〔注4〕同注2，pp.106.
〔注5〕陈嘉宁等，「黑蝙蝠14位英灵 昨自大陆迎回」，《联合》，2001年12月5日，第8版。
〔注6〕李明贤，「黑猫黑蝙蝠比一比」，《联合》，2007年12月23日，第A5版。
〔注7〕林博文，「俞大维追怀往事故友」，《中国时》，1990年4月1日，第27版。
〔注8〕克莱恩着、《联合》国际新闻中心译，我所知道的蒋经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2月，p.137.
〔注9〕彭继超，《中国核武试验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pp.24-25.
〔注10〕刘屏，「冷战期间美两度考虑在台海动用原子弹」，《中国时》，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1〕邓礼峰，《建国后军事行动全录》，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pp.226-227.
〔注12〕同注9，p.25.
〔注13〕俞雨霖，「美中对抗苏联不介入 两岸危机美顺势休兵」，《中国时》，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4〕中央社／华盛顿讯，「解密文件证实美曾在台部署核武」，《中央日》，1999年10月21日，中央日，第9版。
〔注15〕梁东元，《中国飞天大传》，湖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pp.62-63.
〔注16〕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67-68.
〔注17〕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54-57:80-81:88:96-97.
〔注18〕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年2月版，p.235.
〔注19〕同注17，pp.72-73.
〔注20〕傅建中，「美国务院外交关系文件揭露-『火炬五号』反攻大陆计划」，《中国时》，1998年8月23日，第14版
〔注21〕同注9，pp.80-82.
〔注22〕大陆新闻中心台北导，「赫鲁雪夫曾建议中共在台成立远东共和国 毛泽东拒绝」，《中国时》，1999年5月29日，第14版.
〔注23〕《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p.486.pp.580-581.
〔注24〕同注23，p.581.
〔注25〕同注24，p.581.
〔注26〕梁东元，《中国飞天大传》，湖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pp.60-61.
〔注27〕彭继超，《中国核武试验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pp.84-85.
〔注28〕《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p.583.
〔注29〕同注9，p.98.
〔注30〕同注9，pp.101-121.
〔注31〕同注24，pp.590-592.
〔注32〕同注24，p.597.
〔注33〕同注24，pp.601-602.
〔注34〕同注24，p.601.
〔注35〕同注15，p.160.〔注36〕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P321。
〔注37〕「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箭在弦上 尼克松拯救了中国（1）（2）」， Access:2006/4/17
〔注38〕同注15，p.160.
〔注39〕「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箭在弦上 尼克松拯救了中国（2）」 Access:2006/4/17
〔注40〕同注15，p.145.
〔注41〕同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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