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空间生产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研究
1 引言
空间是历史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得以生产和再生产。 “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它包含空间生产力和空间生产关系两个相关的层面。目前，对空间的生产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但随着资本从一个城市流动到一个区域，再从一个区域流动到整个全球，空间的生产已经成长为全球空间的生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兴起，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全球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不断演变。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再生产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生物生理的再生产，也即是生命的繁殖和延续；第二个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个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全球空间再生产的现实来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以及民族冲突的不断发生，国家和组织之间已经不再局限于将对方看做是竞争对手，而是注重寻求合作之路，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继续拥有对世界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凭借高新科技手段并通过知识资本聚集不断地争夺和抢占其他国家的空间。因此，在列斐伏尔眼中，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今，对空间的占有和征服以及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空间生产的演变，中国在创造和分享全球财富的进程中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总部设在美国的媒体调查机构“全球语言监测” 通过一种程序算法对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介以及互联网等进行搜索来研究世界语言运用趋势。得出的结论显示，世界各地民众对中国这一亚洲经济引擎有着浓厚兴趣，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该机构主席保罗•裴雅克说：“中国崛起到新的经济高度已经改变了国际秩序，而且将继续改变国际秩序。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超越其他新闻成为10年来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并不令人十分惊讶。”。毋庸置疑，今日之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也发生很大变化。但也得承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全球空间生产所造成的“数字鸿沟”日益加深，国际秩序构建重组处在运动中，多极化格局还在博弈，经济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和强权政治等影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全球空间生产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分析全球空间生产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从中国主体上有利于应对国际反华势力所实施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心理战，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路径选择。中国的崛起将是全人类现代化进程和彻底解放的根本转折，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
2 全球空间生产路线图的简单回顾
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一种消费对象，更是一种政治工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确保对本国及他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全球进行掌握和控制。空间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经济竞争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场域。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程度、水平等存在差异，全球空间生产所带来的世界的格局自然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政体、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话语系谱、要素流向等成为国家质检、区域之间博弈的场域，强权政治总是期望能够主宰历史的进程。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入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科技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思潮在世界的涌动，全球空间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世界形成了如同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著名的“中心—半边陲—边陲结构理论”，世界由“两级”朝着混沌中的“一级”再朝着运动中的多极化方向演进。全球空间生产留下的是宝贵的财富和历史的困惑，指向未来的是世界格局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2.1 地理大发现加速了全球空间生产进程
“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2]。自此以后，新航路的开辟直接导致商业革命和西欧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市场从一个地区空间走向全球空间，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全球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统治的场域。同时“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空间的再生产化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3]。
这期间，仅以几个国家为例，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居于世界垄断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发展缓慢，先后被美德超过，丧失了世界工业垄断地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经济霸权地位开始动摇。二战后靠美国援助恢复了经济，经过稳定发展时期后陷入“滞胀”阶段；法国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拓展对外贸易，财富大增，国力日强，在19世纪中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但19世纪末，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再美德之后。垄断资本家把大量资本投在国内外信贷领域，法国成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一战后，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20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发展提速，1924年工业产量超过战前水平。30年代面临巨大经济危机，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年参加成立“欧共体”，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美国迅速崛起，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完成工业革命，1894年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家。资本和生产急剧集中，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托拉斯帝国主义”形成。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有最雄厚的工业实力和最丰富的黄金储备，还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倡议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更广阔的世界市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世界霸主有利地位，大力拓展世界市场；一方面应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革新生产技术，发展新兴工业，经济稳定发展。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遇到挑战。日本和欧共体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崩溃。经济危机结束后，美国进入“滞胀”阶段。八十年代经过改革，美国经济出现持续增长。所有这些无不是全球空间生产的产物。
处于这一阶段的中国，经历了从被迫打开国门沦为本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以前的东方帝国贬为甚至与“狗”并论的尴尬境地。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自身客观条件的制约，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几乎处在“边缘化”的窘地，其影响力十分有限。
2.2 冷战期间全球空间生产矛盾尖锐激烈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抵制新兴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敌视和遏制的态度，美国和苏联开始进入全面对抗的冷战阶段。两国争霸改变国际空间结构，华沙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就是历史的真是写照。自此，世界被人为地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空间，两极对立格局形成。
这期间，在经历了苏联老大哥援助和中苏决裂专家撤退之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深远影响，经济实力制约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冷战后阶段，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他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顺应历史的潮流，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凸显，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融入到全球空间的生产环节中，成为真正的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和利益攸关者。世界空间格局也因中国的崛起而改变。
2.3 冷战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空间生产呈现多极形态
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解体宣告一个持续45年的历史格局开始改变，冷战时代结束，世界的政治力量因此而重组和构建，国际空间逐渐朝着“一超多强”趋势发展。
美国尽管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迟缓，但其凭借其信息、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国际组织主要聚集地等优势，世界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坚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在突破重重障碍中继续前行。随着欧盟实力的增强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洲自强自立的意识上升，在经济贸易上基本取得同美平起平坐地位之后，政治上向美要求平等的欲望增长，美欧联盟昔日那种凝聚力大大减弱。[5] 日本借助美国的扶持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强国，经济话语权不可忽视，政治上通过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日本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建设起一个更为开放、更有魅力的国家。从其战略目标不能看出，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寻求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
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尽管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其仍然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核大国，它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最近十年来的经济逐渐恢复，迅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与世界构架起的多边关系中期盼有一天能够重振往日的辉煌，继续与美国平起平坐，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更大的作用。除俄罗斯之外，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经济实力显现，经济话语、政治话语权增强，成为世界经济马达、政治马达的重要助推器。仅就中国而言，根据IMF的统计，2008年我国全年GDP仍然保持了9%的增长，而世界经济增速平均3.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6%。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枝独秀。
2.4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空间生产的主体开始演变
2008年9月，始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升级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社会变革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统世界的局面打破，就连著名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也撰文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最近二十年开始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崛起。全球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经济强国的出现，而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这个后美国时代最直白的表现。
首先，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5%，按购买力平均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再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遭到削弱，以美元为金融体系的崩溃，西方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最后“钻石11国”、“金砖四国”、中美日三遍对话机制等多边组织的成立以及新兴国家的发展无不显示出世界格局开始向“多极化”变迁。
纵观全球空间再生产的路线图，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于对空间进行的多次重组，正是空间的不断重组导致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空间的重组也就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占有，社会诸关系在空间重组的过程中也得到再生产”[6]，这种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导致世界不同格局的形成。同时，全球空间开始从资本主义空间慢慢迈向多元主义的空间，尽管“这是一种取向，既不丰富，也不匮乏。但是它的确指明了一种意义，也就是某些东西已经被感知到了，一个方向也被构想好了，一个有活力的运动正朝着界限渐次展开” [7]。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建党近九十年的探索和建国六十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胆探索，我们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和一种文明价值观，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赢得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全球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因分析
全球空间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影响全球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因素有很多，其关键的因素是资本的流动、技术的发展、权力的争夺和社会运动的推动。
3.1 多元资本流速加快
资本本身具有空间性，资本的全球流动导致全球空间得以再生产，同时“资本通过全球空间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塑造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体系”[8]，从而形成不同的世界格局。
从前文全球空间再生产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知道，从地理大发现到冷战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促使了商业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冷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垄断资本和现在虚拟资本在全球的流动。“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空间形式不断在资本城市化、资本区域化、资本全球化三个层面上拓展”[9]，资本的流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在不同时期的流动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带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塑造了空间生产和再生产
3.2科学技术发展迅猛
技术的发展突破传统地理的限制，使得空间的生产从区域扩大到全球，全球空间再生产得以实现。
技术对全球空间的再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技术带来交通运输和通信手段的巨大改变，几乎消除了地理空间对人们沟通的障碍，改变了人们交往的空间形式；另一方面，技术导致全球新的分工，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在空间，带来新的产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重组，形成新的生产方式，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流动空间”。
3.3 权力霸权争夺激烈
福柯认为，空间就是一种权力。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是对权力的不断争夺的过程：“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这种描述从地理政治的大策略到居住地的小战术”[10]。
区域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全球形成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等级化的秩序带来权力的大小和强弱。“面对社会——经济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国家必须注意避免点燃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火焰。这些斗争也许会缘起于对古老生产模式过于唐突的化解或整合”[11]。但为了拉大不平等的差距或是减小不平等的差距，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差、战争、文化同化等形式不断占有空间、生产空间和再生产空间，因此“不管是在哪种形式的公共生活里，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不管是在哪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12]
3.4 社会变革运动提速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唯有工人和农民运动汇合与连接起来，扣连到事物的生产与物质性工作，以及使用空间的人，才能使世界改变”[13]。世界的改变就是空间的改变，纵观每一次世界的改变，社会运动都推动着全球空间的再生产。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美国的独立战争，改变了美国在世界的历史；工人阶级的运动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从此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形态。
如今的社会运动已不是过去传统的社会运动，他们主要针对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展开斗争，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社会行动消除空间的控制作用和政治功能，并希望改变空间造成的“空间差异”和寻求“空间正义”。这种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消除私人财产、消除空间差异、消除国家对空间的控制，也即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空间。因此，“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14]
4 全球空间生产的新变化对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空间的再生产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同时全球空间再生加剧了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形成等级化的空间秩序。这些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既带来机遇又伴随着挑战：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多极化的格局以及与多边和周边国家友好的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安定的发展空间，使得中国可以借助全球空间再生产中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分工和产业重组等机遇，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和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国家安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空间差异等问题，又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巨大挑战。
4.1 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全球空间再生产形成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多极化的格局使全球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均衡发展，相互之间依存和制约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各国之间利用和平的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对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4.1.1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冷战以后，全球的空间再生产主要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一方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和折磨，同时为了避免核武器的使用对人类造成大规模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伤害，挑起战争的双方都会衡量发动战争的利弊；另一方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民族冲突等世界问题的解决以及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各国之间的合作感和依存度，国家之间开始以合作和谈判等手段来解决传统的问题。国际体系“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均势为主要特征的旧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家体系演变”[15]，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心声。
尽管由于种族、民族、资源等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可是这些“大都属于断层线战争，永久性结束似乎不可能，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努力防止其升级或暂时休止”[16]。世界总体上是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4.1.2 世界多极化格局演进为中国和平崛起拓展了更大的作用空间
金融危机之后， G20、“金砖四国”、“钻石11国”等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据道，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金砖四国”2008年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尽管在军事领域，美国的军费支出接近世界军费支出的一半，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武器制造的军事大国，但是从政治上、经济上，世界格局是多极化发展的。“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实现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有利于防止一两个大国操纵国际事务，因而有利于制止霸权主义……中国支持世界多极化的进程”[17]。中国作为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承担起更多的维护地区、维护世界稳定和和平的责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广泛的国际支持。
4.1.3 与多边和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日益加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保障
有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是否或者能否将其全球战略资源集中用于压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或能否形成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包围圈”[18]。这种说法尽管夸大了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制约作用，但却说明中国要和平崛起与多边和周边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十分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努力加强与多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无论是20国峰会的积极参与、八国集团的南北对话、金砖四国首脑的会晤，还是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的建立都少不了中国的身影。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有2.2万多公里，海岸线有1.8万多公里，周边国家有29个，周边环境极其复杂，但中国利用“安邻、睦邻、富邻”的思想，认真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促进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的友好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等等，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中国与多边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加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1.4 信息资金人才在全球的加快流动为中国和平崛起增添了助推力
空间的生产促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发生的一体化趋势，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技术、信息以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形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19]。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平崛起。首先，“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20]，这说明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是可行的；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新的劳动分工和形成新的产业部门，这有利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为全球资本积累创造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契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力量，为中国确立其在东亚乃至地球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4.2中国和平崛起承载着巨大的挑战
新兴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不例外。全球空间如此之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制度都有。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支持者，同时也有反对者和阻挠者，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出了一个个挑战。
4.2.1 西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心理战不会停止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是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提出的两种敌视的观点。
“中国威胁论”的提出者们认为：第一，中国的迅速崛起必然导致中国步入以往西方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后尘，对整个世界造成军事等安全威胁；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经济却迅速发展，这是由于对资源的大肆浪费带来的结果，会对全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第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威胁。而“中国崩溃论”的持有者则认为，中国繁华的经济背后是“泡沫经济”，是由一系列数字造假堆出来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崩溃。
这两种观点，一个是对中国强大的担心和害怕，另一个是对中国崛起的质疑和攻击，但是它们“二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对民众心理施加压力，延缓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22]。因此，这两种观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4.2.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威胁中国和平发展
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威胁，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以外的、对主权国家以及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威胁。在全球空间再生产下，中国的和平崛起遭遇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的境遇。
在传统安全领域，周边国家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对中国造成威胁；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国一方面削减核武库，一方面又研制和改进战略核武器；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对台销售军事武器，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甲型H1N1流感爆发为全球性的“大流感”，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恐怖主义的势力在全球又有抬头……。这些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在一起，挑战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4.2.3 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削弱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世界格局虽然是朝多极化发展，但美国在短时间内依然是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崛起与其争霸。因此，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推行新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在政治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们大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要求中国政体民主化，并用两套标准来衡量人权问题；经济上，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向中国施压，并在很多领域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中国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贸易，延缓中国的发展；文化上，西方国家更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影片、纸、电台等大肆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中国加紧实施“西化”；在军事上，西方国家主要以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同时怂恿中国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形成包围圈。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中国的发展设置一道道难题，极力阻挠中国的崛起，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无法回避的问题。
4.2.4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加重国内事务处理
经济全球化是一面双刃剑，在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在新全球化发展时代，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以知识资本的流动在全球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将工业产业和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我国，一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二是利用中国目前大力发展经济的需求，将一些污染严重、资源耗费量大的企业转嫁到中国，而本国却发展新型的、高科技产业。西方国家通过这种产业的转移，对中国的空间造成“空间差异”。一方面，转移的产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和二元城市的构建，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转移的产业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西部和内陆地区发展缓慢，拉大了中国东西部的差距。这种城乡与东西部发展的空间差异挑战着中国“空间的正义”，加重中国和平崛起必须处理的国内事务。
5 小结
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实就是一个空间的崛起。中国与全球空间生产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这种空间生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机遇，同时中国的崛起又会推动全球空间再生产。全球空间再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世界格局，中国在各个不同的格局中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利用全球空间再生产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在新的全球空间生产演进中，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趋于明朗，大国之间力量的制衡为世界的和平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突出表现，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理解、支持和认同。尽管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但机遇总是多于挑战。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立足国内，依靠自身力量，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用创新人类文明去拓展广阔的空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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