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第三说说教育。右派说，文革期间流行“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崇尚“白卷英雄”，学生可以造老师的反等等。这与我小时候的所见，还是对不上号。到现在我还经常暗暗地想，这些好事儿，我怎么一样都没赶上呢？　　

　　

　　我于文革中期上小学，因为不爱学习，教材的内容我现在大都记不起来了。但能记起的是教师的严厉，刻骨铭心的是“请家长”。　　

　　

　　我上的那个小学，老师一个个都非常严肃，特别是主科老师，几乎没有笑脸，典型的师道尊严。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罚站，就是在教室门口站着听讲，直到下课；二是叫办公室，即下课后让你去办公室接受训导。这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在办公室里狠训一顿，这是轻的，一般训完你就可以走了。而另一种，不训，让你在办公室站着。老师呢，要么批作业，要么去上课，搞得你浑身发毛，六神无主。最可气的是，下课后总有一帮粉丝在办公室窗口伸着头瞪着眼往里瞅，兴高采烈的样子不亚于动物园看猴子。最后，多以捣蛋者痛哭流涕深刻检讨告终；而最残酷的，就是请家长。把你家长叫来，连带你家长一块儿训。大人都是要面子的，丢不起这个人，结果嘛，你就等着回家挨揍吧。而且，这些处罚不仅适用于捣蛋者，学习不用功、不完成作业、成绩不好也适用。我成绩差，又调皮捣蛋，所以受罚是常有的事。要是知道能造反，我早反了。就像俺铁牛哥所说：杀进东京，夺了鸟位！　　

　　

　　我记得学校对学生学习一直抓得很紧。　　

　　

　　我们校园和教室里，最多的标语口号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读书无用论”，也没听说过有“白卷英雄”（估计是没有传达到我们这一级）。我上学第一天上算术课时，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大概内容是，一家肥皂厂的技术员，在研制一种肥皂配方时，算错了一个数，结果造出来的肥皂不好使，给工厂造成了损失。老师以此作为开篇，忽悠我们一定要学好算术，长大后建设社会主义。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每周上课五天半，比现在还多半天。作业每天都布置，多少记不清了，但我总是做不完，于是就编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开脱。记得有一次，老师问我为什么没完成作业，我想起院里有盖房子的，就瞎说我做好人好事帮人搬砖呢。可老师对我说：你要是这样下去，长大以后就只能去搬砖了！足见知识在老师心中的地位。可要按右派描述的文革，这分明就是蔑视劳动人民，肯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游街批斗关进牛棚。

　　

　　1976年唐山大地震，济南也受波及，而且震感强烈，市里到处搭起了防震棚。我心想这下可好了，学校肯定不会按时开学，又可以多玩几天了。可事不随我愿，学校按时开学，把课堂搬到学校东面一片小树林里（就是现在英雄山北面那片健身广场），一节课也没落下。　　

　　

　　我们学校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标准，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学习成绩。记得我们班最早当上红小兵带上红领巾的，都是学习好的。而我因为成绩差，尽管三天两头写申请书决心书就差写血书了，但直到四年级，才当上红小兵。如果说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交白卷是英雄，那我吗，肯定全校第一个当上红小兵！　　

　　

　　那时候学校文体活动比现在多，我们学校里有田径队、宣传队、美术组等，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我学习不行，但唱歌画画还可以，所以被选拔进宣传队和美术组，搁到现在也算个星啊腕儿的。我还记得演出时唱过的两首歌，现在回头一看，全唱反调了。一首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歌词后几句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砸碎邓小平的猖狂进攻，反复辟，反倒退，坚决反击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是没有多久，小平同志复出了，领导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另一首歌词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见效更快，唱了没几天，华政委便无影无踪了。　　

　　

　　因为厌学，所以教育方面的事我记得不多。总体来说，我感觉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小学生知识面比较窄，视野不够开阔，仅此而已。而那时小学生胸怀理想，朝气蓬勃，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等优秀品质（我例外），是现在小学生所不具备的。　　

　　

　　右派所说的学生造反一类的事，我没见过，但后来听说过，那都是文革初期的事，没持续多久，特别是1971年林彪摔死后，也就没大动静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