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不能忘却的纪念

　　王鹤松

　　在毛岸英牺牲纪念日的前一天，恰逢美国的感恩节。中国许多人在鹦鹉学舌般喊着要感恩父母、亲人和朋友，却根本不想让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圈子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的感恩。那些人其实就在不远处，曾与我们一样的年轻，英俊，活力四射，召唤着我们去继续致力于他们毕生未竟的悲壮事业。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时，四架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转瞬间，毛岸英就由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化成了一撮灰烬。毛泽东失去了他所疼爱的儿子，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青年。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不可能像与他同时牺牲的农家子弟高瑞欣那样默默无闻，但是关于他，又有多少人有着更多的了解：就是这位刚满二十八岁的青年，虽命途多舛，但他通过刻苦的学习，不仅多才多艺，能够掌握四门外语，是驾驶坦克、排除地雷的行家里手，而且年纪轻轻就有了参加过苏德战争的光荣履历？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毛岸英已经在苏联呆了四年。1942年5月，刚满20岁的毛岸英以“毛泽东的儿子”、“一位普通的中国青年”的身份向斯大林写信要求参战，但是未见回音。后在一位将军的帮助下，执著的他历经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深造，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连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反攻德军的战争，随苏军攻克了柏林并远涉波兰和捷克等国家。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又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在他14到23岁在苏联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可谓是表现突出，令人赞叹。苏联的一些人直到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名为谢尔盖的中国青年，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声名日隆的中国共产党的新的领袖。
从幼年经历看，毛岸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的外祖父曾经声名显赫但去世太早，他的父母亲在他幼年时代就致力于目标远大的事业，但他们的伟大不过是中国工农革命成功之后的事后追认。在他短暂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父母一个是长期被通缉的土匪头子，一个是被政府囚禁和枪决的罪犯。1927年8月，还不到五岁的毛岸英就与父亲分别，从此他失去了有父母呵护的完整而温暖的家。1930年11月，在他刚满8岁的时候，已经尝过做牢滋味的他又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失去了本该幸福渡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1931年起，9岁的他就带着年仅8岁和4岁的两个弟弟在上海街头开始了多年的流浪儿生活。据他后来回忆，张乐平笔下的三毛的经历便是那段时间他们生活的基本写照，除了做富人的干儿子和偷东西之外。其间他又目睹了最小弟弟的夭折和另一个弟弟的重伤。之后他们幸运地在苏联客居，直到1938年3月4日，他的父亲才给他寄来了带着久违的父爱的信笺，其时他已15岁，对他来说父亲的形象恐怕也已是完全模糊了。不知道他在四处流浪、以捡拾破烂和卖为生之时是怎样的思念父母，也不知道他在听到远方父亲“时常想念你们”的亲切呼唤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1946年1月，等到他从苏联回到延安与父亲团聚时，他已过了23岁的生日。他的父亲冒着严寒，抱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他。多年不曾谋面的儿子没有让父亲失望，虽然父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仅仅是一个传说，但这已经足以激励他好好地成长，为他的亲人、死去的母亲尤其是毁家以纾国难的让他的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虽长期在困苦中挣扎，带着深深地创痛，但他还是成长为父亲所喜欢的那一类人，不仅读书兴趣浓厚，学习成绩优异，还积极参加了多种文体活动，表现了很高的组织才能。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禁不住夸赞他说：“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总之我欢喜你们”。长大成人的儿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毛岸英回到延安不久就带着父亲“放下架子、不谈恋爱、不搞特殊化”的要求脱下洋装，穿上布鞋和布衣，来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住在当时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有过苦难的长期砥励，很自然地，他特别地勤快和能干，挑水、打柴、做饭、缝补衣物样样出色。他还经常抽出时间与当地的农民聊天，教当地的青年和儿童学习文化。毛岸英的表现不仅让吴满有父子而且也让当地的村民们相当喜欢。当他从吴家花园回到延安时，完全是一副西北乡村青年的模样，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穿着粗布上衣，脸色黧黑。之后，他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时局的危险使得他再次与父亲分离。11月份，他随中宣部撤到瓦窑堡一带。1947年4月，他又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写信向父亲汇生活和思想状况，他得到了父亲的好评。毛泽东说：“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 毛岸英在给父亲的一封长信里谈他自己的心得说：“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个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分是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愿意动脑观察思考的毛岸英在参与土改的斗争中很清醒地发现：革命的胜利可喜可贺，但同时它也隐藏了随之而来的危机。毛岸英敏锐地了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他青春年华的闪亮之处。据说他在山西和山东参加土改时笔记就记了两大本，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的见闻和思考。他不知道，在他身后，他的父亲将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与这种危机的搏斗上，甚至不惜冒自己跌得粉碎的危险。他也不知道，在他父亲身后，这种危机因为人们的善良和无知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血雨腥风的局面已不可收拾。
毛岸英曾经透露他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压力很大。一方面是父亲的严格要求，一方面也是正直的根性及他处的环境，使得他不断地注意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解放之初他在给亲戚的一封信里就可以表现出这位经历复杂、地位特殊的青年的不凡见识。毛岸英的舅舅杨开智委托他在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向毛泽东求情，给他在长沙安排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便向毛岸英写信替杨开智提出要求。不料想，10月24日，毛岸英却对杨开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他给自己的舅舅讲道理说：“新的时代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经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基本的原因外，正在如此”，他表达对一个新的时代的向往：“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他认为杨开智的思想所以落后，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他宣称：“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他表达了自己对于父亲的理解：“至于父亲，他是这样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并骄傲地向表舅说，虽然他走过弯路、碰过钉子，但是他现在已经像他的父亲所期待的那样，“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岸英的思想已经深深地为他的父亲所浸染，在他年轻的心中，“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才是新时代的标志，一切违背这种话语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令人羞愧的。毛泽东于1947年10月8日的信中谆谆告诫他：“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曾将其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可以想见这段话给他心灵的滋养。
翌年6月，美国以联合国部队的名义纠集一些国家出兵朝鲜半岛。事实并不像后来人们所想的那样，不是毛泽东派自己的儿子前往朝鲜参战，而是时任北京电器总厂副书记的毛岸英主动提出了参战申请，毛泽东支持了他。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毛岸英的思想认识水平。8年前他就积极要求走上战场，8年之后，以他的觉悟奔抗美援朝的前线当是在情理之中。即便是毛泽东本人想拦也拦不住。毛岸英的赴朝是一次秘密行动，当时没有人知道毛岸英就在朝鲜战场。即使临行前他与新婚仅一年的妻子道别，他也并没有说明自己要去哪里。他的牺牲也是几年之后才为人们所知。恐怕毛泽东本人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为了抗美援朝自己做出了怎样的奉献。
据知情人回忆，毛岸英被安排在志愿军总部也并不是他的意愿，他自己想到部队去带兵杀敌，为此他还托38军的军长梁兴初向彭德怀求情。他在总部工作时，带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当时彭德怀的秘书张同吾戏言他是搬着书上战场来了。他还严于律已的作风带到了朝鲜前线。作为团职干部，他却与战士们一样吃大灶，没有任何特殊。在与他接触的人的回忆中，他显得极为朴实和平易。多少年之后，有些市井小人以己之心度世间烈士及其父亲的心思时放言说这不过是毛岸英的镀金之旅。如果对毛岸英的经历和表现稍做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误解或是曲解正是因为两个时代主旋律的不同所致。革命的崛起是因为有毛泽东和毛岸英的这样的人作了脊梁，在他们被误解被曲解被消解大行其道的时代，革命的衰落、反革命的崛起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如果毛岸英活着会如何？其实，历史水流的方向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看看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瘐死狱中，他的女儿被剥夺权力赋闲在家，他的侄子被囚禁多年我们似乎能够看见如果毛岸英活着可能遭遇的命运。
1950年5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在欢迎以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时的大会上，毛岸英担任翻译。据当时担任解放军画社记者的孟昭瑞事隔多年的回忆说，只记得当时“大家被他的俄文素养所打动，很娴熟、声音很洪亮、有感染力”， 当时没有人知道那个穿着西装领的过膝风衣的瘦高个中国青年就是毛岸英。孟昭瑞当时拍了很多照片，但他不知道其中就有毛岸英。这些记录了毛岸英意气风发的照片是孟昭瑞许多底片中苦心寻找的结果。当它被公诸于众、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已是2006年了，距这位青年的离世也过了55年了。这样一个在苦难中九死一生的优秀青年，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神的捉弄，生命猝然陨落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看看这些在他牺牲前五个多月时的照片，不由让人喟叹：“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残酷，死亡带走了生命最绚烂的部分？”
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下午，彭德怀就向中央军委发了电。但考虑到当时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周恩来在等了37天之后，直到1951年1月2日，才让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将电交给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从亲眼目击者所见的情况看，毛泽东的痛苦显而易见，但是见惯了亲人和战友牺牲的他还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异于常人和今人的坚强意志。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安慰牺牲者的亲人们不要过于悲痛。比如，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后，杨开智向毛泽东打听在延安生活的女儿杨展的情况， 10日，毛泽东回信告诉他说：“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的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但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的这个时候，又有谁去安慰他呢？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不但要将失去儿子的痛苦深埋在心间，还要去安慰儿媳让她振作起来。从多次以父亲的名义给他的“思齐儿”的信中我们不难捉摸到这位饱经磨难的人物内心世界的痛楚和坚强。当他在暮心壮心不已，以老骥伏枥的烈士之心决然做继续革命的最后一搏前夕，他向身边的人诉说着他关于为数众多的人们流血牺牲的沉刻记忆。在他心里，作为后死者，促使他这样做的最大动力就在于让他们的血不致白流。
在毛岸英牺牲两年多以后的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终以中国人民逼迫骄横跋扈的美帝国主义签署了停战协定而结束。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告》中豪迈地指出这场战争的意义：“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面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起了深刻变化的亚洲历史的前进车轮，是侵略势力所绝对不能扭转的。毫无疑问，朝鲜的教训将鼓舞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抵抗帝国主义者的决心和信心，鼓舞他们加紧地展开争取本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斗争。这对于保障远东和平，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这一场重塑中国形象、一举奠定了几十年和平环境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就包括了十几万个优秀青年的鲜活生命，他们本人的遗憾和亲人心中的长久创痛。比如前面提到的高瑞欣，他与毛岸英一样，也是新婚不久。7天前临时奉命奔赴朝鲜前线，这位14岁就参军抗日战争的农家青年，牺牲时刚刚23岁，妻子李翠英正要临产。当得知他牺牲的噩耗时，李翠英当时“昏倒在地、悲痛欲绝”。
毛岸英、高瑞欣与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孙占元、伍先华、杨连弟等众多知名不知名的青年英雄们的牺性当会长久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这有在各地矗立的墓碑为证。但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人们在记起他们的时候，记忆也多是到他们是一群爱国青年为止。似乎他们是与什么人又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战争，已不大为人们所提起。尤其是在众多的人物重又匍匐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脚下，以致让它重又不可一世的最近三十年。
毛岸英从一出生就被卷入到旷日持久的旨在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禁锢的革命当中，这场革命如沃勒斯坦所言“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战斗，也不是一年或十年的战斗，而是若干世纪的战斗”。毛岸英与之血脉相连，历经这场革命的磨难并最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心灵和形象也为这场革命所塑造。如今那些天天叫嚷着“三十年”、“三十年”的人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现实胸襟和历史视野。当我们纪念毛岸英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现在的繁荣和富强──如果有的话──其根须至少是深深植于“六十年”、“九十年”、“一百七十年”漫长岁月里亿万人的前仆后继、奋斗牺牲之中。即便是谈三十年，也要看看在它之中，谁是辛劳直至生命的付出者，谁又仅仅是吸血者和寄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