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6章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

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

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

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话说1967年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的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6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6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把他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33名常务委员组成。

此前，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了《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23军军长），张午（23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在常委人选中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1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告，他说：这第1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8年零6个月的时间。

中国仅仅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踏出了一条由原子弹到氢弹的成功道路，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6月18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批示，他写道：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的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的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周恩来从内心里感到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这一问就轻而易举的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3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3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的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南作战部队座谈会的代表。这次座谈会是由总参谋部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而召开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转载了《文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日》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1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1967年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初，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3派。”

他把简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杨成武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见杨成武的话似的，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力时，有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之，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中写道：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三方赴京汇团汇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6项协议。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指示说：

“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毛泽东还说：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7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交出了一份检查。

此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大西门，西北门3个大门外高呼口号。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此时“新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贾健、董临平（她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被“审查”，８月４日上吊自杀——笔者注）、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的负责人是艾青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其中“八一战斗团”的贾健还是保皇派“一司”副总指挥，他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任“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的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一司’的组织成员许多一直坚持到运动后期。后来‘一司’消失了，但‘一司’的一些影响和好传统还在。像运动后期，不听周总理的劝阻，围攻中南海西门，搞什么揪刘火线这样的坏事。”

且说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负责人看了刘少奇的检查，认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恩来、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恩来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恩来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告，由你转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3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这是他自1966年7月18日回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恩来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于是就不声不响的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坐下，郑维山就坐在毛泽东另一侧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一听说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恩来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恩来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恩来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恩来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恩来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恩来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恩来做，不好意思的对周恩来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恩来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车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南阳二七公社分社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

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他听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汇，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的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

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会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道：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的对待自己，正确的对待群众，正确的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欲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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