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共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伦理的解构与坍塌　　

政治伦理是调整人们之间各种政治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准则、规范等的总和。政治伦理是政治家、执政党领导集体等获得正面形象、赢得社会信任、发挥政治能力的价值观基础。确立什么样的政治伦理、能不能真诚地遵循这些政治伦理，对于政治行为主体来说至关重要。什么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一言以蔽之，“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如是说。　　

那么，苏共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美国教授大卫·科兹先生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　　

“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　　

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　　

大卫·科兹教授极其敏锐地认识到了苏共蜕化变质的主体——不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而是苏共高层大约由十万人组成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集团；极其敏锐地认识到了苏共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苏共政治伦理的解构与坍塌。政治伦理解构——这个高级党政领导干部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政治伦理坍塌——这个高级党政领导干部集团“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苏共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伦理的解构与坍塌。这是一个比较地接近真理的认识和判断。诚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所言，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二、接连发生的刘志军现象反复表达着政治伦理异化的严重性　　

以苏为鉴，可以知存亡。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产权明晰又是通过迅速的资本化来完成的，进而又急速促进了当代中国精英阶层的形成。近年来，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警示我们：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合流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导致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政治异化为资本的工具。这种异化，也许在形式上如同雾里看花，但在本质上却惊世骇俗。一句话，这在本质上是公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并且，公权力被迅速资本化，成为牟利的工具。刘志军案件，不过是将公权力私有化和资本化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刘志军现象，却反复表达着政治伦理异化的严重性。　　

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一倾向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进而这一政治伦理，成为制度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事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甚至成为审美标准。政治伦理的异化，是思想混乱与堕落的开始，并将深刻地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进程。“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建构政治伦理的基石。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因此，讲政治伦理就是讲党性立场，就是讲你的屁股往那边坐？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激烈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共产党员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与广大工人、农民大体处于同一个档次。因而价值判断、观念立场与人民群众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由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作为执政党，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极有可能悄然发生渐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坝极有可能出现“管涌”。突出表现在履行公职的时候，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偏离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而为维护自己所在这个阶层的利益说话，这无疑意味着人民群众话语权有逐渐丧失的危险。如果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一名“代言人”不再忠实，那么普通百姓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会改变颜色的问题。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防止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巴黎公社的两条原则。虽然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目前还不完全具备现实条件，但原则的精神是永存的。共产党员讲政治伦理就是要常常扪心自问，是以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还是以旧社会的官僚、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些文章总结的苏东剧变的教训，与其说是“鉴今”莫若说是“误导”。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变化多大，但占13亿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百姓，占13亿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劳动人民，占13亿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工人农民。作为执政党必须统筹兼顾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利益，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就是构建政治伦理最基本的党性立场。　　

三、我们党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征程上奋力前行。回头看，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向前看，面临的挑战复杂而艰巨，将有更多棘手的课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振奋精神、团结齐心，进一步增强领导能力，发挥政治智慧。而能力的增强与智慧的充分发挥，都必须以体现时代要求的政治伦理为基础，形成新时期建党学说的新理念。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无数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诞生，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强大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此能够得以改造并增添了鲜活的内容，而且使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以及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有了真正的信仰。总结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长期研究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课题是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六条措施，尤为引人关注。特别是关于“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论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在考量政治伦理问题上所进行的一个创新。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许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很软弱，但为什么会如此地软弱？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属于自己这个阶级的政治伦理，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地树立起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也就不能充实并强化自己的精神。由于没有信仰、没有精神、没有伦理，而只剩下利益，所以才造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所以就承担不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民族责任。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想走向未来的民族，任何一个想走向未来的阶级，就必须要有属于自己民族、属于自己阶级的政治伦理。　　

这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在短短的数十载内，我们努力穿越过历史的隧道，以弥补错失的机遇。回溯既往，抗日战争时期，躲在西南大后方重庆的国民党政权以在国难当头的危局下仍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腐朽堕落而闻名于世。但是，中华民族尽管有重庆这有的腐朽堕落，可却也有延安那样的朝气蓬勃。当年，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延安，就是由于创造出了朝气蓬勃的政治新伦理，从而擎起了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新希望。历史的车轮辗转起伏，七十多年之后，就是这当年最为腐朽堕落的重庆，如今却又由于“唱红打黑”而正托举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建党90年和新中国建国62年来的实践经验始终表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是我们党政治伦理的本质内容。进一步讲，工人阶级政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绝不是人民的主宰。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人民群众不是党的工具，相反，党要做人民群众的工具。这是中国共产党审视自己政治伦理的拷问坐标，也是构建新时期建党学说的逻辑起点。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伦理的当代重构　　

伟大的政治家必须穿越纷繁复杂的历史隧道，思考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不能被世俗的逻辑束缚，不能跟随群体的惯性，沉沦于历史的宿命之中。　　

毛主席作为天才的政治家，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了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毛主席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判断，无疑是留给我们后人的重要政治遗产。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他在极为坚定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极为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复强调“两手都要硬”。遗憾的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对中国政治伦理的重塑过程。他义无反顾地抑制了政治伦理在他生前的异化，却无法推动中国政治伦理的当代重构，成为了历史的遗憾。　　

政治伦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关系的演变，必然会形成新的时代特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关系主要包括国内外的党际关系、国内的党群关系（包括执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民族关系、干群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这多个方面的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为此，执政党有必要运用正确的政治伦理原则、准则来稳妥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文明水平，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将是融合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理想、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崭新思想。这一思想将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极大地提升公平正义和发展效率的政治伦理。这一政治伦理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中国将在这一政治伦理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　　

历史的重任终于落在当代政治家的肩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和极为紧迫。谁能解决这一问题，谁将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转型的历史巨人。笔者不是政治学者，无法系统论述未来中国政治伦理的特征。但是，笔者坚信，我们党将会高度重视政治伦理的异化和重构，并以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为坐标，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经线，以探寻新情况、审视新问题、研判新矛盾为纬线，最终形成一套崭新的政治伦理理论体系。这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这也将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语）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以义无反顾的英勇气概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同时历史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峥嵘岁月中，过往的光荣会在岁月中分化。只有把余下的全部遗憾都转化为现实的教益，都转化为纠错的良机，才可能再创新的辉煌。这应该成为我们对建党90周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