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论信访与维稳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权力是天下公器。器之为公，说得便是民心民意是根基。民心者何？士农工商之公议也。谋求权力而不顾及天下公议，那便是背道而驰。权力实际于责任的承担，放弃责任，也就意味着放弃权力。　　

　　

　　今日之国家之所以称之为人民共和国，今日之政府之所以称之为人民政府，皆是因为人民对于这个国家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所以今日之国家和政府理所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今日之共产党和公务员理所应当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解决人民的问题的。这也是我党和我政府的之所以存在合法性的根基。　　

　　

　　联系到今天的信访问题，美国有很多无知学者、社会名流，动不动就攻击中国，说你中国有那么多人上访，这就证明你中国社会很不公平、很不稳定。真的是这样？上访现象恰恰是中国最值得自豪和骄傲、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众多上访的现象在证明，中国还有一个在承担社会终极责任的政府。只有在非普选制的政治制度下，才始终存在一个社会责任的终极归属对象，即人民的政府。这一终极责任的承担者，比之一切的华而不实的自由形式和民主形式都要重要。

美国有这样一个政府吗？没有。美国政府自身，正是代人行凶、代人受过的一个工具。操纵工具的主人，正是幕后操纵一切的金权。人们终将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归属，比之形式上的所谓民主权利更为重要。　　

　　

　　一，毛泽东时代的信访和维稳　　

　　

　　（一）毛主席论官僚主义　　

　　

　　 　1956年11月15日　毛主席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老人家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二）毛主席论拆迁

　　

　　老人家还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三）毛主席论闹事 　　

　　

　　毛主席在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五点，谈到闹事问题。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四）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关于闹事问题的态度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因此，就全国范围说来，少数的罢工罢课和群众性的游行请愿一类事件的发生还是完全可能的。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

（１）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至于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那些群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从根本上说来，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２）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了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３）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使闹事者特别占了便宜，给他们以别人在同等条件下所不能得到的待遇。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４）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

　　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二，改革开放时代的信访与维稳 　　

　　

　　（一）国内的信访和维稳的现状　　

　　

　　层出不穷的杀幼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杨佳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吉林省通化钢铁公司近万人工人罢工：河南省濮阳林钢集团3000工人罢工；平顶山平棉集团5000工人因改制罢工；山东烟台开发区信访局疑打死国庆访民刘一民；贵州六盘水劫访逐步暴力化；漯河农民状告乡政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上访女遭信访干部强奸，讨说法被关精神病院……　　

　　

　　无论如何，这都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上的属于资改派的耻辱事件而被记载。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的私有化、市场化、流氓化、殖民化的“四化“建设的开展，国内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撕裂式的分化和固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扭曲，麻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不断的挑战着人们所能承受的忍耐极限，直到这个社会结构的完全断裂。　　

　　

　　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2010年将再增加8.9%，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也逼近国防开支，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日益庞大的访民群体和不断升级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公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屡遭破坏和损害。　　

　　

　　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你才能见到如此规模的源源不断的上访人，他们怀抱希望而来，在一套完整有序而富于组织性的机制作用下，被迫失望而归。在一次又一次上访的过程中，许多人成了精神病，许多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忍受，和煎熬，都是针对自己的自我折磨。很多人选择自我折磨，以等待无望中的希望。很多人选择自杀，以示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绝望、反抗和不满，就像是郭台铭的工厂里那些跳楼的工人。很多人则选择针对别人，选择了完全是宣泄性质的复行为。访民们的行为动力，是作为事实的，然暂时只为自己所认可的冤屈。尽管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尽管，希望渺茫，大多数访民仍然在努力。但部分访民，就没有这种耐心。杨佳也是一个上访人，不过，这是一个没有多少耐性的上访人。说起杨佳我就想起张春桥同志当年的预言：“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看到你们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结合当今的现实，再来看春桥同志当年的预言多么的睿智。　　

　　

　　对于当今中国日益高压迫性、高暴力化、高非人性化信访实践，短期看确实有利，长期看则必将导致中央权力的下降和中央威信的丧失殆尽；必将导致与此同时的地方权力的黑社会化和膨胀式上升；必将导致官民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大众仇官心态的形成；必将导致国家政权体系的最终崩溃。实在是挖肉补疮、抽刀断水、饮鸩止渴。　　

　　

　　（二）造成今天困局的原因　　

　　

　　（1）国家机器庞大臃肿，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生活无序。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现在，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1名官员，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我国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不但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人多了以后，相互推诿扯皮、人浮于事和人浮于食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最严重的是官员的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普遍漠视和缺失，视法律法规为废纸，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上的人上行下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腐败变质。　　

　　

　　（2）私有化造成贫富悬殊与社会阶级利益冲突严重；　　

　　

　　 孙立平认为中国已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也就是说，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或不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形成多种利益群体，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即利益冲突已使社会出现了断裂。社会弱势群体与掌握了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强势集团的博弈是主要内容，而最为激烈的利益冲突发生在包括广大农民和“三失”人员在内的底层社会成员与代表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层政府之间。不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处理表明：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广泛的民意诉求要么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要么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底层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当“不听话的大多数”开始聚集起来声讨公平正义时，却往往被说成是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事实上，当巨大的社会不公和利益受损一再发生时，底层诉求扩大必然会汇聚为不可抵挡的民意潮流，轻易得出“利用”和“煽动”之类的认识无疑是肤浅的、站不住脚的。　　

　　

　　（3）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党组织的作用急剧的弱化，人民变成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一些党员干部的觉悟和素质普遍不高、入党动机不纯，仅仅是把入党作为挤进官僚集团的垫脚石。尤其是党政分开以后，架空共产党组织的趋势十分明显。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乏最起码的监督和制约。致使行政人员对群众态度越来越恶劣，办公事的效率越来越低下而谋私利的愿望和行动越来越大胆而露骨，与群众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另一方面，党组织日益变得不讲党性、不讲原则，和贪官、学霸洋奴、奸商沆瀣一气，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　　

　　

　　党组织作用的弱化使国家对于基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变得十分有限，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个国家的国力的大小取决于国民凝聚力的大小，而凝聚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于基层的动员能力。所以，各级的党组织的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动员能力，同时也影响到一国的国力。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弱化，直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使人民群众变成一盘散沙，给各种的假恶黑丑势力以可乘之机，为社会埋下重大的隐患，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到时不但国力无法凝聚到发展生产力上面去，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在无休无止的内耗中消亡。　　

　　

　　（4）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不讲原则、不讲方法，对群众简单粗暴、围追堵截、甚至采取与群众对抗的军阀作风去武力镇压。　　

　　

　　2010年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的脓疮爆裂了。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罪拘捕了安元鼎（全称“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头领。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2009年4月，《半月谈》道一位外省乡镇干部“自曝内幕”：“截访”一次，即花费公款数万元。政府总是高能耗而低能效的。虽常设驻京办，亦不免为“截访”一人而令数名公干人员劳师远征。如此，“截访外包”可能是比较经济的决策。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物种，通过跟现代化的市场机制交配，将所谓“维稳”职能利益化、私人化、产业化，将维稳的每个环节，从抓人、关人、打人到遣送回籍，都设计成特殊的盈利模式，开发出、换算成最大化的利润。这一切的运作导致“截访产业链”的繁荣，安元鼎便是一家参与分肥的公司。　　

　　

　　如果说“安元鼎”是在京城萌发的一颗毒瘤，那么这些地方政府就是毒瘤的依附体。在这一恶性事件中，相关地方政府的罪孽比起“安元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保安公司，再怎么不济，要是没有这些地方政府的特殊需要，怎么会干起非法拘禁的黑社会行当？要是没有这些地方政府给付佣金，设立“黑监狱”这样的非法经营到哪里去揽生意？在现实的语境中，政府是作为民众靠山的，有政府与之合作的经营项目，难怪“安元鼎”会尽心尽力，政府指使做的事情，实在不能只怪一个保安公司缺少法制概念。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恶贯满盈了，但不知道何时末日临头？　　

　　

　　三，信访维稳未来路在何方　　

　　

　　《宪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重读宪法，感慨良多。宪法是人民的宪法，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力仍是那么的鲜明，而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纵观国内外的形势，社会稳定永远是非常可贵的，没有人希望社会发生动荡和战争。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历史，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中国的平民总是死伤70%以上，蒙元灭宋是这样，满清灭明朝是这样，所以才有了那一话“崖山之后再无华夏，明亡之后再无中华”。当今世界，美帝国主义亡华之心不死，我中华就更不能再一次的把自己置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国人也当明白，维稳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全社会的左转，回归到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上来。因为共产党是天生的左翼。　　

　　

　　主席晚年曾经多次提到以后革命变色怎么办的问题，老人家曾说：我这一代的人都老了，想变色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下一代如果变色了怎么办，这就叫否定。无非再下一代发动革命再变回来，这在哲学上就叫做否定之否定。资改派搞得信访维稳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无非我们现在再搞一个否定之否定罢了。那么信访维稳未来路在何方？　　

　　

　　（一）要改变国人只认强权，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从不去坚定执着的维护真理的现状。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造就的官本位的思想，到如今对于国家和人民依然流毒无穷。人民对于官僚只知服从，而且是无原则无是非的服从。官僚则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剥削压迫人民，一步步的沦为人民的仇人。看了如今很多无良官吏的所作所为，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当官的究竟跟人民有多大的仇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反思人民对于官员的放纵是不是也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有人说，什么中国制度不健全，这些人无非想推卸责任罢了。荒草里必有蝗虫，垃圾堆必招苍蝇，这是不可抗拒的天造和谐。如果国人还是只认强权就是真理，那么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废纸，一万年以后也是废纸。人民只认强权，无限的放纵官权，是造成今天庞大上访群体的根本原因之一，说是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一点也不过分。有人说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在当今中国宪法和共产党的党章就是真理，共产党的信仰就是真理。还有人说那些都是过时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贪官、学霸、洋奴、奸商来说，他们当然要妖魔化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因为这样便于他们掠夺和抢劫人民。而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残酷剥削和压榨的人民就不能把共产党的理论说成是过时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毛主席曾经说过：“猪撞了南墙还知道回头，我们有些同志撞了也不知道回头”。我们的人民还是要学会回头的，要知道只有共产党的理论才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着想的，要养成一种对于真理的执着的追求和坚定的捍卫真理的精神。而不是去投靠权贵去讨要那些嗟来之食。　　

　　

　　（二）要改变国人的小农意识，克服只知谋私利、结私党的封建思想的残渣余孽，树立一种公心、责任心和事业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文明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变得越来越紧密和频繁，人类生产一种东西往往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合作。这就客观上决定了社会财富是一个群体共同创造的，而不是靠某几个所谓“能人”拍脑袋瓜子拍出来的。所以，私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面前越来越显得多余和蹩脚。人类越来越需要寻找一种跟社会化大生产相适用的制度，于是公有制基于客观需要就应运而生。公有制要求人们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人当家作主的责任感，以及大生产所要求的对于共同事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功业心。而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就像商鞅当年形容秦人的一样：“羞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附着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上的中国小农们，虽然没有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式的生产条件，但仍然一切以自身和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像一群群的白蚁一样蚕食和瓜分着属于集体的大坝。对于大坝本身，白蚁们是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虽然大坝是这些白蚁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当一些身强体壮的白蚁和白蚁集团控制了大坝的开挖权，其它的白蚁要嘛沦为被奴役者、要嘛对于自己曾经拥有而如今失去的东西不满，造成了整个蚁群的动荡不安。而这些白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永远不会去筑坝，而只会去破坏瓜分大坝。个人的精明总是导致集体的愚蠢，当这些白蚁为着自己无限膨胀的私欲，掏空了这座大坝时，面对漫天的洪水只有等着同归于尽。当今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已经快把中国的国内矛盾激化到了爆炸的临界点，如果国人还是私字当先，那么等待国人的命运不会比那些白蚁好到哪里。私有化必然肉弱强食，到最后大家同归于尽。而回归公有制，狠斗私字一闪念，重塑大公无私的精神家园才是社会稳定、人民安康的不二法门。　　

　　

　　（三）要改变国人封建等级思想，消灭职业官僚。　　

　　

　　 中国的官僚精英集团是最无耻无良的一群祸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敢把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弄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只有中国的官僚精英集团敢这么干。看看中国的官僚精英集团通过“改革”带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强制拆迁、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不起、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结石娃娃、甲醛、二恶英、三聚氰胺、苏丹红、毒疫苗、地沟油、血铅中毒、转基因主粮……这一切的一切给国人一个启示，中国不需要职业官僚，要消灭中国的整个职业官僚阶层。人民需要英雄，需要有人像毛主席一样带领大家去凝聚国力、去建设祖国、去建功立业。但领导者一定是出身于工农兵、本身就是工农兵、立志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优秀人员。官职应该成为一种普通的辅助性职业，从属于一个人的本职工作，不要觉得当官就高人一等，不要出现脱产的专职官僚。要改变封建等级思想，就需要民主。何谓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怎么当家作主？民是强者才能当家作主，而只有人民团结起来才会是强者。那么人民以什么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么？人民以真理团结起来，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团结起来工作生活、团结起来实践真理，而有辅助官职的人员只起到一个归纳集中作用。我党的民主集中制，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四）要改变如今人民群众一盘散沙的现状，恢复党组织领导一切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回归信仰，成为真正的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坚强战斗队。　　

　　

　　 集中和分散，专制和民主。这是两组词汇，两个意思。我们需要的是集中和民主，我们不需要分散和专制。如今的人们总是爱把集中和专制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权力集中就是专制，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相互团结合作去完成一项事业，总是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的，一个拳头打出去是比十个指头从不同方向戳出去要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需要集中，分散是没有力量的，有时分散是要受欺负的。美国人希望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他们把共产党的权力集中说成是专制，这是别有用心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核心力量，权力是要集中起来的，但集中起来一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要参与到这个集中的过程的（这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一定不要搞党政分开那一套，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只是，经历了改开30年，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回归对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显得十分的迫切和必要。只有这样，党才能真正的代表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社会才能稳定、国力才能凝聚、民族才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