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的文武之道
据说，孔庆东在网上骂人了，一如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来了个“斩钉截铁”的“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一时间，舆论哗然。“五毛党”和“五分党”纷纷出动，“挺孔派”和“倒孔派”赫然对立。“北大醉侠”又多了两个称谓：“孔三妈”和“曲棍操”。
“挺孔派”认为，“孔庆东虽然不很绅士，但是却很壮士，尽显文坛大侠之风范，性情中人之本色”，“孔庆东是五四以来北大精神的再现，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
“倒孔派”认为，“孔庆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辱骂普通、善良的公民，宣扬文革复辟，挑动中国内乱，党纪国法何在？正义公理何在？”“如果不把孔庆东清除出教师队伍，让其谬种流传、‘发扬光大’，必然国将不国！”
可谓“一骂”激起千层浪，“三妈”引来万夫指。
平静下来，记起鲁迅的话，“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也记起曾被鲁迅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的话，“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
确实，对我等凡夫俗子来说，见过骂人的人实在太多了，偶尔骂骂别人也是曾有的。
读《水浒》，见李逵一口一个“鸟”字，但承认他是条“好汉”；看央视，听赵丽蓉脱口嘣出“奶奶个腿儿”，但认同这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印象中，蒋介石把“娘希匹”当成了口头禅，毛泽东把“不须放屁”写进了著名诗篇。三国时期的祢衡“击鼓骂曹”，唐代中叶的骆宾王作《讨武檄文》，这可都是历史上骂人的华章。
就说我们自己，坐在家中，突然接到诈骗电话，“法院有传票传你”、“你的银行卡账号被盗”。我们该如何回应？“滚你妈的蛋！”痛快而淋漓。
是痛快淋漓了，可我们已经骂人了。这种既能说出口又能落下笔的“骂”， 我称之为“文骂”。
有“文骂”就有“武骂”。由于不能落下笔，我且引用钱钟书《围城》中的一段话：“……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厉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
这种直指“肉体恋爱”的骂，就是“武骂”了。常有文人遇“武骂”而不敢落笔，只好用“×”来代替，比如“我×” 、“妈的×”。
可见，文人骂人可以，但只能“文骂”，不能“武骂”。如果用嘴说出了或者用笔写下了本该用“×”代替的字眼，那就“有辱斯文”了。
在新华社《岂能把粗鲁当个性》一文看来，孔庆东就是这么“有辱斯文”的人：“作为一名教授，用粗话骂记者、通过微博向公众炫耀，缺乏对公德的基本尊重，缺乏学者基本的表达理性，不仅有辱作为教授的节操和尊严，而且缺失起码的公民素质，令人汗颜。”
“汗颜”之余，我又想起了鲁迅那句话的后半段：“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吧。”
那么，孔庆东到底骂了哪个记者？他为什么骂这个记者？看他当天的微博：“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
《南方人物周刊》要采访什么，竟能激起孔庆东如此“斩钉截铁”？按照孔庆东曾广布的“为人准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初犯我，我让三分；人再犯我，我回一针；人恒犯我，斩草除根”，即便这样的记者该骂，但以孔庆东北大教授之身份，也只可以“文骂”，不可以“武骂”。
既已“武骂”，被骂者和公众自然可以回骂这种“僭越”，但至今被骂者“只想用理性对抗谩骂”，公众却被清晰地一分为二。
先是有80多家网络和平面媒体大兴问罪之师，但大多只是止于“教授骂人”这一道德判断。只有极个别的敢往深处讲：“南方系为何能引起孔庆东的切齿之恨？不就是因为南方系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敢讲真话、真为老百姓说话的良知媒体吗？……在一个奴才遍地的国度里，这种纸肯定会讨骂，会遭人忌恨的。”
反击的一方也不甘示弱。“南方系是个什么系？说简单点就是卖国系。”从 狂嚣“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的“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到制作“草泥马祖国”视频的“行为艺术家”，南方系没有发现他们骂人，还为他们续写“童话”；从论及中国高铁发展的头版头条文章《他妈的“奇迹”》，到“要纪念918事件，中国女人就应该在这一天拒绝和老公上床，真正抗日”的总编辑微博，南方系并不认为这是骂人，只有“孔三妈”才是骂人。
讨论到今天，“孔三妈”算不算骂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了一根导火索，导致了两个阵营之间矛盾的总爆发和大对决。用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的话说：“孔庆东粗口事件折射出了两种政治立场的不同，两种政治立场的不同，其实折射的是对目前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
由此，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看来，骂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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