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有一个钱学森，钱学森走了，从此，中国再无“钱学森”。　　

　　

　　只要是一个中国人，谁都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不过，这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应该说，这是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学术现实做出的残酷结论。　　

　　

　　昨天，新加坡《联合早》刊登评论文章说，10月29日，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先生在北京去世；10月31日，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毫无疑问，海外求学的经历是二老日后伟岸成就的基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今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何止万千，为什么就是出不了一个如钱老抑或贝老的翘楚呢？这一问问得好极了，这一问不仅切中了要害，也问对了时候，并且还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位愿祖国强大的中国人的神经。　　

　　

　　钱学森是解放初期为数不多的“海归”之一。按理说，钱学森在当初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又在那样一个“濒临崩溃”、“令人诅咒”的年代 ，能够为国家做出那样大的贡献，已属非常不易。然而，不仅如此，他还在以后的“科学春天”里继续独领风骚，孤独求败，可三十年来硬是无人望其项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钱学森在科学领域里如此青春常在、金枪不倒呢？这恐怕不是《联合早》一句简单的“如今中国的学术环境缺少孕育学术巨擘的土壤”所能回答的。　　

　　

　　“海归”曾经是一个多么风光的字眼。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海归”回来时，不仅收获了与钱学森一样的羡慕和崇敬的目光，而且回国的“方式” 几乎都跟钱学森是一样的：“某某导师高薪挽留，但我还是……”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们没有见到新的“钱学森”，却在期盼、怀疑和轻蔑的心境下看着这些天之骄子锈铁不成钢，继而在权力与金钱的角逐中渐渐“江郎才尽”，一天天“诗文无警句”了。　　

　　

　　不过，从个人利益上讲，早期“海归”大多还是占到了不少便宜的。与早期“海归”相比，后来的“海归”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不仅再也无法得到了早期“海归”一样的位子、帽子和票子，甚至连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保证。这不，前不久浙江大学的一位海归，当他彻底体验了国内高校的生活工作情形后，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跳楼自杀就是明证。　　

　　

　　要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钱学森”，我觉得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近乎疯狂的产业化、市场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接轨”难辞其咎。只要走进高校校园，看看满校园乌烟瘴气的广告或许就能管中窥豹。　　

　　

　　教学楼前：办证，办证，办证，139……　　

　　

　　行政楼前：礼仪小姐培训，培训，培训……　　

　　

　　学生宿舍前：好房出租，出租，出租……　　

　　

　　 公共厕所门上：英语四六级包过，外加不堪入目……　　

　　

　　 事实上，这些都还是表面的东西，更隐蔽、更深层次的东西恐怕不言也能自明。但无论表面的，里面的，我的感觉是，中国高校早已不再是学习和学术的天堂，而是一个全面开放、充满嘈杂吆喝声的交易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交换的内容不同罢了。　　

　　

　　 要改变当前的学术、学习环境，以便有新的“钱学森”出现，恐怕不是更换一个教育部长或实行什么“教授治校”就能办到的，而必须跳出教育办教育，跳出科研搞科研。一个“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尚能跳出经济看经济，难道在社会主义环境下土生土长的大陆人，还不知道如何看待中国为什么不能再出钱学森？　　

　　

　　钱学森走了，他带着圆满的功德，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走了，却留给了后来者太多的悲伤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