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内需不足；2、就业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长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遭遇国际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就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式来看，如果没有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科技运用，西方国家是很难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其持续的时间并不取决于所谓的金融改革方案和经济刺激计划，而是新科技的革命性应用，如：新能源、环保、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等，这或许需要三到五年，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相关理论请读者见我撰写的《终极社会可行性思考》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资本主义的绝症）。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做好长期依靠内需拉动解决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问题的思想准备。而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具有巨大潜能的，其主要表现在国民的高储蓄、国家正处在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以及国民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生产的科技含量不高等方面。如何充分发挥这些潜能，是中国能否走出经济困局的关键。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如：两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以及家电下乡等等。这些措施在拉动内需上虽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甚至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某些经济增长目标。但是，这种政府投资推动型的模式，不仅难以长期维系，而且潜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当前，因为产能过剩表现出来的通缩表象对于中国这种高储蓄的国家而言，社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国民财富并没有缩水，只要保证基本就业，社会就不会出现恐慌现象。而真正可怕的是产能调整后因货币长年增发以及美元贬值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恶性通胀。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危险且最需要防范的敌人就是恶性通胀。因此，单纯地应用政府主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这场危机是存在着很大的现实风险的，中国经济要想平稳地走出困局，必须依靠国民的消费内需，必须将国民储蓄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依靠政府高企财政赤字和继续增发货币。这样，才不会有通货恶性膨胀的风险，才不会有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风险。　　

　　

　　那么，如何解决国民的消费内需问题？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具有消费的热情？从各种媒体道可以看到，我们众多所谓的经济精英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和江湖偏方，如：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发消费劵、国民休闲计划、政府投资保就业等等。这里除了全民瓜分国有资产这种全盘私有化的危险提议外，其它的提议确实都可以起到一定的刺激消费和保障民生的作用，但是，这些思路基本不外乎就是依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理论，不外乎还是依靠政府高企财政赤字，利用政府投资保证经济增长，即没有什么新东西，也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拉动型转型，因此，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最多只能对当前的经济困局起到像清凉油似的辅助性疗效。即使是这些提议中最靠谱的政府投资保就业，如：进行什么大造林、大培训、大基建等等，也同样是如此。因为就业与内需虽然是相辅相成的问题，但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需求，有需求才有就业，这才是顺畅的逻辑关系。单纯依靠政府投资产生的需求，而不是社会和国民真实的需求，虽然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时期保就业的方案，但长久而言，这样的就业是根本保不住的。要想拉动内需，必须走正途，而我们的经济精英们也应该多在正途上想办法，办实事，从而不辱经济精英的名号，并造福国家及人民，而不是摄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强势，不敢在正途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那么，什么是拉动内需的正途。整个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百年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从宏观经济而言，拉动内需的正途其实很简单，一、是靠新的科技应用，二、是靠民生。当前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不是什么百年一遇，也不是什么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严导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而是由更深层的市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引发的，这在2001年我开始写《终极社会可行性思考》这本书时，就已经在书中第二章第二节阐明了市场经济出现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问题（相关理论请读者见我撰写的《终极社会可行性思考》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资本主义的绝症）。那么，为什么自1933年以来西方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经济的增长而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关键在于两点：一、自二战以来，汽车、电视机、冰箱、空调、手机、网络、电脑等多种具有革命性改变人们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科技产品，相继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之中。二、民生的保障。西方社会二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民生的保障，创造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并直接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因此，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在民生问题无法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终结这场危机的起点必然是科技新的革命性应用，而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在科技应用上看不到直接、快速的方式，那么民生问题则是中国能否走出危机关键中的关键。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未来将投入八千五百亿解决全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社保法案也在出台之中，这对于中国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型将起到重大的历史性作用。然而，全民社保和医保的解决对内需的拉动需要一个相对长期和缓慢的发酵过程，不能够对当前的消费内需困局起到迅速的作用。那么，是否存在快速的解决方案呢？答案显然是在民生的基本需求上。在基本需求上，只要是有好政策，老百姓是肯定会拿出储蓄来响应的，因为老百姓储蓄本来最主要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民生的基本需求除了基本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外，主要就是围绕衣食住行。衣和食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行则是在衣食住之上更高的需求，只有在衣食住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因此，当今中国的民生需求集中体现在住的方面。对住房的需求是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众最贴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需求。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存在，中国经济因此拥有了一把走出经济困局，解决消费内需和就业问题的金钥匙。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龙头行业的带动，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每年对住房的需求是巨大的，只要政策得当，是完全可能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实现充分快速拉动消费内需和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房屋建设作为龙头行业，不仅可以带动钢铁、建材、交通、装修、家电等等一大批行业的发展，并解决大量的就业，而且，随着住房问题的解决，在医保和社保得到落实的情况下，民众必定自然地追求更高的生活素质，从而推动消费内需进一步的扩展。这才是拉动消费内需长期有效的正确方式，而不是发什么消费劵和旅游劵。因此，如何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必须提高到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战略转型、实现经济复苏、以民为本和执政为民的高度来看待，这就需要政府有勇气打破现在的住房利益格局，调整房屋政策，进行新的住房改革。住房改革也应该与时俱进。　　

　　

　　中国上一次的住房改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1997年告一段落，基本上完成了住房从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应该说，这次的改革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改善民众的住房条件、减轻政府和单位负担和盘活房产资源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状况。然而，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房地产业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是不合适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房地产业无论怎么市场化，归根到底是一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资源类行业，卖方很容易形成卖方强势，也就是卖方在市场上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就显得更为突出。一个与民生如此密切的行业由房地产商也就是私人业主掌握更大的主导权和定价权，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市场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买方强势上，卖方强势则必然损害市场公平。住房问题必须像水电、煤气等资源类基础民生问题一样，由政府来主导。一个允许房地产商可以轻易地一次性掠走了千万购房者未来几十年劳动酬的社会是可悲的，一个由房地产这样一个科技含量不高的行业经营者占据富豪榜前列的社会是可悲的。因为房地产商和某些腐败官员赚得碟满钵满的背后，是千百万房奴们痛苦的呻吟，是千百万房奴白发苍苍的父母们节衣缩食的沧桑。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住房这种基本民生问题得不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的储蓄率怎么可能不高居不下，国民怎么可能相应政府号召，将储蓄转变为消费需求呢？　　

　　

　　现在，中国每年有60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大部分都面临住房问题。今年，大学生就业空前困难，有的学者说是因为大学生不愿从事基层工作。可是，如果为这些大学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面对的可不只是就业问题，他们面对的可是独立生活和即将承担起家庭重担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让大学生去基层工作，就必须让他们看到可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希望。这样，他们才能安心于基层工作，并发挥他们的才智，住房就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那么，如何进行中国新的住房改革？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的政府和学术精英们将其作为民生和中国经济发展最重点的问题之一进行群策群力解决的问题。在此，我提出自己一些浅薄的意见。　　

　　

　　住房应该是针对全民的需求，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因此，必须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住房供给。现在，国家和政府也确实是这样设想的，但是，问题是由于住房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和对投资主体的限制，导致需求少的住房供应量过大，而需求大的住房供应量奇缺。一方面是大量的房屋空置，另一方面是众多的国民没有住房。这种反市场规律的现象，显然是因为住房这种卖方强势的产品被人为操作的结果。因此，住房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在我看来，首先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进行投资主体和政策导向的调整。大体分为三类，并由此形成三类不同的投资主体。第一类为商品房：投资主体是房地产开发商，房屋进行完全市场化运作，可以自由买卖、租赁，主要供应中、高收入人群和民众投资、保值的需要。第二类为廉租房：投资主体为政府，提供10到30平方左右的临时租赁的房屋，主要提供给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等临时或长期使用。这是属于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基本保障性住房，年租金应该定在房屋建筑成本和维修、管理成本除以房屋使用年限上，也就是政府仅收回成本的程度上。第三类就是现在所称的经济适用房或保障性住房或政府福利房，我认为就应该叫福利房。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住房归根到底是资源类民生产品，是不能够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所以这种政府为了保证大多数民众住房需求的产品，就应该表明它的福利性。　　

　　

　　第三类住房是住房改革的重点，也是能否快速、有效地拉动内需，提高民生质量和解决大多数民众基本住房问题的重点。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其投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是政府。理由有以下几点：（一）由政府投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而且靠政府投资也满足不了民众对这类住房的庞大需求。政府拉动内需和解决民生应该将投资集中在解决廉租房的问题上。（二）住房的最终购买者和使用者是民众，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也没有必要为此投资，而是应该通过统一规划、政策扶持和组织协调，来满足民众的住房要求和解决储蓄高企的问题。（三）由政府投资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四）政府投资建设福利房，民众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小，很难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　　

　　

　　二、既然民众是投资主体，那么就应该让购房民众选择开发商或承建商。具体形式可由购房民众投票选择，防止腐败行为。　　

　　

　　三、政府的主导性。政府的主导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统一规划：福利房肯定是需要在统一的规划下兴建的。并且，由于是为了保证基本民生，满足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民众需要，无论是福利房还是廉租房，都应该优先规划在交通便利，配套齐备的地区，而不是一些新开发的地区。（二）政策扶持：保障基本民生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予以政策扶持，将房价控制在当地普通民众在八到十年内就可以完全拥有的水平。（三）组织协调：单个的民众是不可能组织房屋招标的，政府可以依照先到先得或是抽签或是支付方式等多种原则确定福利房的购买者，然后组织开发商或承建商进行招标，由购买者投票选择。这样才能纠正市场秩序，实现开发商或承建商的市场竞争，也就是供应方的市场竞争，而不是像现在的商品房一样，是购买者之间的竞争。　　

　　

　　四、福利性和保障性。福利房是政府为了保证基本民生问题的住房，是与商品房完全不同的性质，为了能够真正让多数民众受益，必须有一定的限制。（一）房屋面积应该控制在40到100平方，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因此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必须控制房屋建设面积。（二）不允许自由买卖和租赁。福利房是政府为了解决民众的基本住房问题的民生工程，不是投资性质的住房，因此，不能允许自由买卖和租赁等投资行为的出现。二手福利房买卖价钱的上限应该限定在购房价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也就是至多只允许保值的程度上。（三）商品房和福利房一般情况下不应同时拥有，但这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四）户籍的限制。户籍制度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社会平等上，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福利房的申购需要进行户籍的限制。　　

　　

　　五、预售性。由于是由政府组织协调建设，具有公信力，福利房应该允许预售，甚至可以进行三到五年的预售。尤其是在福利房建设速度跟不上需求和政府需要提振消费需求的时候。福利房预售不仅可以使民众得到预期保障，而且可以迅速将民众储蓄转变为需求，有效地提振经济。据统计，中国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储蓄已经达到一点二万亿，这显然说明仅仅通过所谓市场化的商品房供给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如果能够推出福利房的预售机制，商品房的价格必然应声而落，而庞大的公积金储蓄无论是针对商品房还是福利房，都会很快地变成住房消费。　　

　　

　　进行新的住房改革，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改善民生质量以及避免一代代的年轻人成为可怜的房奴都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然而这也必将改变现有的住房利益格局，主要是影响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商品房拥有者及商品房供房者的利益。但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住房改革的障碍。因为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宏观上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都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同时，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这几方的利益都是会得到相应补偿的。首先是地方政府，进行新的住房改革必将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然而土地本来就是全民所有的，收入本应该归全民所有，形式应该是划入全民社保或医保。地方政府拥有土地收入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合理收入就应该只能是税收。民生改善了，税收必然增长，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必然增加，地方政府也不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为刺激民生消费煞费苦心。其次是房地产商。商品房价格的下降必然影响房地产商的收入。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回归正常市场秩序的影响。商品房的兴旺，需要中国整体经济的兴旺，而这需要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需要民众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如果基本民生不能保证，如何可以指望民众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呢？因此，商品房价格的下降只是暂时的，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提升所带来的商品房春天才是长久的。再就是现在的商品房拥有者及商品房供房者。福利房只是保证基本民生的，有诸多的限制。民生的改善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土地资源有限和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商品房总的趋势还是将不断上涨的，现在的商品房拥有者及商品房供房者完全没有必要为房价的暂时下跌而苦恼。　　

　　

　　综上所述，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但是，同时也将中国经济发展中潜伏着的各种问题暴露了出来，致使中国经济必须向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的经济发展正途上调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只要能够紧扣民生的真正需求，将巨额的储蓄转变成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后，完全有能力和有实力平稳地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局，实现经济的战略转型。对此，我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