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链乌托邦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封面 富裕阶层在郊区包个大棚，社区居民合伙签约小毛驴农场，乃至机关食堂享受特供，这其实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隐居”，并且是“大隐隐于市”。但是，如果连北极熊都无法善存，人这点伎俩又能隐藏多远、多久呢？况且仅从技术上看，这种“隐居”也未必可靠。每个人的食品都是或者至少部分由他人提供，食品供应链背后，真正让人不安的其实是“人链”，是人际之间的纠结。食品把人连接在一起，人们却因食品而彼此猜疑。
财政部定调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京沪高铁今日起施行新运行图 业界称中小企生存艰难超乎想象 组图：云南铬渣污染源头现死亡村新婚姻法引发一个极端婚姻故事分析机构动向 捕捉黑马暴涨玄机
比起北京猪肉毁掉了巴西雨林这种有点遥远的饮食伦理问题，《Fast Company》杂志的“蝴蝶效应”这个栏目名称更能准确反映现实，不仅仅因为它比“全球化”更形象，而是这个词汇无比准确地描述了构建于高度复杂分工之上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任何人的行为都与所有人相关。人们在做每件事前都应该三思：这是在促成一个互害的社会还是互利的社会？
在分工高度复杂的今天，能冀望一个封闭的食品供应链吗？
开篇
民以食为链
文/李国卿
在高度分工的供应过剩时代，每个人的食品都是或者至少部分由他人提供，所以食物供
应链条本质上是人的链条。食品供应链背后，真正让人不安的其实是“人链”。
5月29日，本刊记者曹可臻、张卓登上前往欧洲的飞机，开始为期30天的采访之旅。行前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叮嘱她们：“到了德国千万别吃黄瓜！”一个月后，欧洲食品危机的新闻已然淡去，国内“牛奶标准”之争却甚嚣尘上。两位记者安全归来，
问起她们对欧洲食品的体验，回答竟然是—“没感觉！”再后来看到德国《die taz》记者发来的专稿，虽然不免有新闻行业特有的渲染，但结论其实与我们记者的结论是一样的：问题已然得到非常专业的解决。这正代表了一个成熟社会的常态：也会发生问题，但没有恐慌和过度的疑虑。
国内的情况却可以用“恰好相反”来形容。在公共平台上，人们从不吝于用最激烈、刻薄的言辞表达对于食品的猜疑，如果我们细心体察，这些言辞的刻薄程度应该与发言者的恐慌程度恰成正比。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食品安全真是个可怕的循环，用地沟油做煎饼
的小贩可能在愤怒自己孩子喝的牛奶不安全，而牛奶厂以及奶农们可能抱怨西瓜们都加了膨大剂，瓜农也可能都在郁闷牛肉膏这玩意儿，而做牛肉膏的估计看到瘦肉精的道也会破口大骂。做无耻勾当的人同时也在被伤害和愤怒着，于是更疯狂逐利，于是道德底线进一步被拉低。”
“民以食为天”—这种警示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的状况，因为那是饥饿历史留下的教训。在高度分工的供应过剩时代，这个说法应当换成—“民以食为链”。每个人的食品都是或者至少部分由他人提供，食品供应链背后，真正让人不安的其实是“人链”。
近年来我们身边能感受到的明显变化，就是人们为了安全，纷纷自发行动起来。但是，“你左腰别个弹簧秤，右腰挂个测量仪，就安全了？”食品链是关乎社会整体的问题，根本解决只有靠全社会的整合，绝对无法通过隔绝、分离来、自给自足苟全———这应该是社会组织的常识。
富裕阶层在郊区包个大棚，社区居民合伙签约小毛驴农场，乃至机关食堂享受特供，这其实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隐居”，并且是“大隐隐于市”。但是，如果连北极熊都无法善存，人这点伎俩又能隐藏多远、多久呢？况且仅从技术上看，这种隐居也未必可靠。
中国最热销的关于隐士的书—《空谷幽兰》，它的译者明洁不久前好心地向我推荐一个有机蔬菜的小供应商。那人其实是个护林员，在他看护的林间种了一些菜，承诺不用化肥和农药。他有一个客户名单，当名单上的人打来电话，他就用平板车送菜上门。明洁建议我也加入这个名单。但当我在办公室向同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当名单扩大到一定规模，那个护林员就会去市场买菜给你送来。去年一个朋友和我谈起他家乡农民种菜的故事。
以前那个村子种韭菜，菜贩子每天来收购。菜农把菜分成两块，出售的按要求施肥打药，自用的则以农家传统处理。可是那几年，这个食用自种“绿色蔬菜”的村子却成了癌症高发村。主因倒不是菜，而是他们的另一项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农药高残留。在一整片被
污染的土地上，无法独留一块净土；同理，在一个普遍猜疑的社会里，局部的信任也难以维系。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大超市的一些“绿色蔬菜”专柜上，它们被承诺来自超市的定点专供基地，严格控制了农药和化肥施用量。而一家NGO的专员却发现，超市的销售量有可能超过定点基地的生产能力。
2008年，富士康正被连环跳楼事件所困扰。一位台湾朋友在MSN上留言：“郭台铭喊我来救命！”听起来有些夸张。回复过去，原来是富士康请来各路高人在它位于北京的有机农场商讨企业如何更人性化管理的问题，而富士康的农场—基于这个企业人口众多的
特点—是一个有机的循环体系。搞清这些之后我忽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荒谬感，一个句子在脑中反复旋绕：“他们吃着有机蔬菜，却选择去死。”
这不是过度联想，实际上食物的影响甚至深远到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一个“战斗在厨房”的主妇，当她走出厨房，又该向谁施展这一身“功夫”呢？最新一期美国《快公司》的“蝴蝶效应”专栏谈到：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吃越来越多的肉，那就等于要设法弄到喂
饱猪猡们需要的进口谷物，这就要砍掉巴西的雨林来建农田，而这在金砖五国内部引起了冲突。
比起北京猪肉毁掉了巴西雨林这种有点遥远的饮食伦理问题，我更欣赏“蝴蝶效应”这个栏目名称。不仅仅因为它比“全球化”更形象，而是这个词汇无比准确地描述了构建于高度复杂分工之上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任何人的行为都与所有人相关。人们在做每件事
前都应该三思：这是在促成一个互害的社会还是互利的社会？
最近在读南怀瑾先生讲的《列子》，其中《杨朱篇》尤为引人入胜。杨子的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尽人皆知，许多人据此奉他为自私自利的祖宗。这显然是肤浅之论，因为他随后还有另一句：“举天下奉一身不受也。”而杨朱的本意用现在的话讲其实是：一毛虽小，蝴蝶效应却大；以一毛之小利而打破天下的平衡并最终回馈殃及自身，这其实是一个不断放大的互害过程，故而不为。
先哲谨慎于“机象之先”的预先防范，今天看来是很先进的理念。但他们所钟爱的“保守疗法”已经无法适用于当代。一则世界熙熙攘攘已经不知其几千年了，二来我们早已为分工体系所捆绑，谁也别想遗世而独立。赞同他们的理念，却要反其道而行，着眼“机象之
先”构建互利社会，才是可能的解决之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赏“市场原初形态”的“有机市集”而对包租大棚有所保留，只因为前者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平台。
当然，一个社会无论如何重建，也不应该偏离其来所自的原点。如前所述，这个原点多少有点列子的味道。
王山先生早年曾经在雁北务农。村子旁边是一条杏花沟，每年到了季节，满沟杏树无人自熟。但他不知道哪些是已经熟好的，他养的一只松鼠知道。一天早晨，王山在一阵阵无可言喻的香气中醒来，枕边是十几个熟得恰到好处的杏子，那是松鼠一个晚上的心意。
王山说，那一刻他坐起身，享用着天地之精灵为他采撷来的天地之精华，深沉地感受到生于天地之间的尊严。
战斗在厨房
文/唐波
不安弥漫。主妇的厨房、超市的生鲜、农民的菜地，消费、流通乃至生产，每个环节都在焦虑自身的安全之道，而莫不处境尴尬。当然，与食品不安相伴的，还有人际的纠结。食品
把人连接在一起，人们却因食品而彼此猜疑。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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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关于生乳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低的！“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有关牛奶新国标的口水战在媒体上正酣，各利益集团的话语纷纷登场，放下纸，我一脸疑惑地问老公：“难道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垃圾？”
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北京本地某品牌的巴氏鲜牛奶，同时在普通鲜牛奶和极致鲜牛奶之间随机游移。学习了新国标的系列道后，才知道鲜牛奶有可能是复原奶(使用进口奶粉冲兑的液态奶)，而且就算这样，根据新国标，生乳收购标准要从每毫升细菌总数不
超过50万个，提高到每毫升200万个，蛋白质含量从每百克含2.95克下调至2.8克，“那这样一来，岂不是蛋白更少，细菌更多？”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完全搞不清楚即将喝到的是什么了。
天然水
10年前，我在北京买房定居，装修的时候就安装了净水机，据说能够达到生饮的效果，但面对南城水质硬、含碱量高的硬伤，“如果不想得结石，还是喝别的水吧。”一个自来水厂厂长朋友这样告诫。
送货上门可替换的桶装水是不行的，我亲眼看见过水站的小工把自来水灌进大桶里，于是便开始在超市里对瓶装水挑三拣四。
4升装的某山泉和某香港品牌的蒸馏水成为我用来泡茶、煮饭、煨汤的原料。可是不久后，媒体开始宣传蒸馏水(即纯净水的一种)在制作过程中把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给屏蔽了，长期喝纯净水缺失了这部分营养元素的，而从食物中获取这部分矿物
质的速度和转化率都比喝水差。咋整啊？还能咋整？振臂一挥，停掉纯净水，把失去的矿物质喝回来！
在某台湾品牌的矿物质水VS南中国海出产的某矿泉水的大战中，我凭直觉挑了南中国海的品牌，无关水质，而是包装：台湾品牌的瓶子软薄，南中国海产地的结实。我热烈地烧开南中国海矿泉水泡茶、冲咖啡、冲可可，直到某天被媒体告知：矿泉水适合直接饮用，烧
开了有可能改变其中的矿物质元素！顺带又被告知：矿泉水和矿物质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用水，矿泉水是天然来自地底的，矿物质水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人工添加铁、镁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真是又悲又喜啊，悲的是那么多南中国海矿泉水有可能是白瞎矿物质工程，喜的是自己对包装的直觉还蛮准。
在喝瓶装水运动中，唯一持续饮用的是来自浙江的某山泉，它是天然水，水源无污染，天然含有矿物质，还广告天下是pH值为7.2的弱碱饮用水。从2000年喝到现在，该山泉标注的水源地从杭州千岛湖，转战到湖北丹江河口、广州万绿湖水库，以及长白山靖宇，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9年公布的《中国地表水水质月》，千岛湖—某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类。Ⅳ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也就是说，千岛湖的水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即便要作娱乐用水也不能和人体接触。2003年，我家每月在瓶装水的费用是250至300元之间，而那时某山泉4升装价格为4元多，现在是6.8元。难道说，为了避免可能患结石症的自来水，我花了这些钱喝了10年的工业用水？“某某山泉有点甜”其实是“某某山泉有点玄”？
转基因油
古训曰：开门七件事，盐柴米酱醋茶。我炒菜的油，一直用的是某调和油，因它号称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三者的比例达到1:1:1的概念，而这些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和血脂的健康密切相关。可是，专家出来辟谣了：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任何单一食用油或者食用调和油的成分能达到1∶1∶1的均衡营养比例，如果油脂真的达到1∶1∶1的比例，外观会呈现黏稠状，甚至无法流动。而且，某调和油所采用的原料—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国内外许多学者检测研究证明，包括孟山都公司自己也承认，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有相当高的有毒草甘膦残留量以及有毒AMPA(草甘膦代谢物)残留物。
转基因食品到底对人体有无损害？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影响暂不清楚”。专家都不清楚，我又能如何？换！花生油，很遗憾，不喜欢花生油的油闷口感，而且花生发霉后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原料隐患重重，又换！就像包装质量决定了水的选择，我选中了某葵瓜子油，因为油桶上4个字闪闪发光：非转基因！还不放心，又加上了进口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炒菜用葵瓜子油，凉拌菜用橄榄油，蒸鱼的最后一道淋油工序也是橄榄油。
很想全部使用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不仅凉拌，还适合高温烹调，特别适合在130℃至190℃的油温下油炸食物。可是，一瓶500毫升地中海地区出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基本价格在60到80元不等。如果制作水煮鱼这样的菜，两个菜，三分之一瓶油就没有了，只好用1.8升30多块钱的葵瓜子油摊薄下成本。
有机蔬菜
除了食用油，“转基因”这个魔咒，继续影响着我的蔬菜选择。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西红柿……铺天盖地的转基因蔬菜中，有机蔬菜就像那撕破滚滚黑云的一抹阳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阅读了大量宣传资料后，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机蔬菜就是没有喷农药、施化肥、加激素的蔬菜—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菜吗？于是我开始选购有机蔬菜，商场的超市里，有机蔬菜们论棵地整齐排列在透明的薄膜里，绿色的有机标识显示着血统。由于购买时只看付款价格，某天看到单价时暗自心惊：土豆一公斤8元钱！话说当时可是2003年啊。
我老安慰自己，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健康第一，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几个当头棒喝：媒体道东北某有机蔬菜品牌的土地亩数与其超市供应量根本不能匹配，厂家直接收购一般蔬菜贴标后冒充有机蔬菜出售！同样在北京，某有机种植园发现了一些农药和化肥，种植工人给出了答案：“菜起虫子很普遍，夏天长了虫子，有时就用手抓，但也会用低毒农药。”2008北京奥运会农产品(15.76,0.00,0.00%)供应基地，某农业园的蔬菜大棚里也发现了尿素和硫酸钾复合肥。欲哭无泪啊，我居然用了高出一般蔬菜三、四倍的价格去买同样的产品！
面对高价也避不开农药的现实后，我决定向央行学习，收缩银根，回归菜场，如果能早起还加入了早市买菜大妈的行列。大妈们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买菜不能贪好看，要买有虫眼的，虫子不吃有农药的。”这话行得通吗？万一虫子在喷农药前就把菜叶啃出了眼儿呢？而且我这一生的蔬菜待遇也就和害虫一个等级了吧！不过慢慢地，我也发掘了解决之道：能削皮的瓜果一定削皮！黄瓜，削皮；西红柿，削皮；西葫芦瓜，削皮；豆角……咦，这难度太高，就算能削皮成功，也没啥内容了……嗯，我泡！枝叶类蔬菜一定用淡盐水浸泡半小时以上，丢到锅里热油爆炒，油水四溅，烫得我吱哇乱跳，也许高温能消毒，只是蔬菜的营养物质也消失了吧？
放心肉
说到底我还是个贪方便的主妇，一直在超市买加工好的肉丝、肉片和肉糜，直到某天(又是“直到”)，媒体(唉，又是媒体)曝光了：某国际连锁品牌超市把已过期的猪肉加工成肉糜出售！无奈之下，只好眼见为实。在菜场肉摊上，看上哪块肉割哪块，再绞成肉糜，同时还得提防注水肉、无检疫肉……哦，早市的肉一定要警惕，目睹过半片生猪现场切割时，白生生、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紫色的检疫章，极有可能是私屠猪。当然，我也不知道那几个紫色的检疫章到底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不过有点算点，提供点心理保障也算事了。
商场超市也是个买肉的地方，自从2001年英国疯牛病风波后，牛肉一直在商场超市购买。某品牌供应商场超市的牛肉货品，切割部位准确，装盒数量合适，烹调方便，只是价格—2009年撒撒米牛肉是每公斤320多元，牛仔骨是177元每公斤，降霜牛肉就更贵了，398元一公斤；今年，牛仔骨涨到了240元一公斤，降霜我都不敢下手了，一块二两重的肯定要100多。常常买之前，我都要迟疑一下：明天我们还吃得起吗？
进口食品
大量购买进口食品：饼干、果酱、麦片、干果、黄油、奶酪、咖啡、红茶、冰淇淋、葡萄酒……理由很简单，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比国内严格，肇事成本比国内的高，相应的食物安全性也比国内强，连商标的成分标注也比国内的齐全，参考性强。可是去年，我开始在打完网球后喝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维他命水，10至18元500毫升的饮料，在广告中说“卡路里越来越低”，瓶身的“营养成分表”却对糖含量只字未提。结果早在2009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男子詹姆斯•科赫和公众利益科学中心(CSPI)就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维他命水传递“具有欺骗性和无确实根据的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生活在旧金山的詹姆斯经常在健身后饮用这种饮料：“我满心以为这样做能获取额外维生素，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摄入了几乎与可乐相同水平的糖分和热量。”而今年，国内某饮料企业也推出了类似的维生素饮料，标签上明确标明了营养成分表，但对含糖量仍然如可口可乐一样只字未提。
防不胜防，步步惊心，结果只能是自求多福，改变自身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餐馆吃饭的次数，因为害怕回收油；放弃培根、香肠和腊肉，为防止亚硝酸盐过量；放弃火腿肠，以为避开了“健美猪”；不吃反季节水果，害怕化学催熟剂或激素；放弃薯片等油炸食品，害怕丙稀酸铵致癌；吃葡萄一定吐葡萄皮，因为葡萄是在生长过程中使用农药最多的水果；吃虾一定去头，因为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最高；少喝饮料，因为糖分含量高……为了提防氢化油所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学会看点心和饼干的成分列表，懂得所谓的“精炼植物油”、“植物起酥油”、“氢化大豆油”、“氢化棕榈油”，或者“部分植物油”，其实都是氢化油。
一个厨房能有多大呢？每次我进入其中却像走上了战场，没有硝烟，有油烟；没有鲜血，有西红柿酱；有各种冷兵器，希望制作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有益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原料都不让我省心。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的各种有关食物的知识，花大量的金钱进行尝试，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完全颠覆，令我在想象不到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我像进入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无物之阵”，看不见敌人，却有损伤；也不知道向谁投诉，谁能负责地告诉我一个准信儿。
我购买的有机蔬菜上标注了投诉电话，当得知农药新闻后我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喝的矿泉水的水源地是否被污染，没有答案；食用油的大豆原料明明含有毒素，没有解释；三聚氰胺喝出了幼儿结石，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最低标准”的鲜奶，“人人有牛奶喝比牛奶标准更重要”，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败的战争？滑稽的是，战败者还在替痛打自己的人买单。
完全无奈了，没有焦虑，只有漠然。我又开始谋划换牛奶，是新西兰的好呢，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是网上买价格合算呢，还是等商场超市做活动？如果某天新西兰的牛奶又提价了，我还要接着喝直到买不起吗？或者我戒奶？
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吃好的和有滋味的食物总要冒点险。”纽约餐厅执行厨师长安东尼•伯尔顿曾经在他的一本书里写道：“食物越稀罕，冒的险就越大。”在中国，这句话似乎变成了：“吃食物总是要冒点险的。”
即便对食品安全领域爆发的丑闻见怪不怪，2011年也成了人们记忆里最为特殊的年份：一开始是双汇被曝使用含瘦肉精的猪肉制造食品；随后，人们发现上海超市出售了盛禄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过期染色馒头；紧接着是雨润可能使用了“问题肉”。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食品安全危机是4月份由台湾塑化剂引发的，这直接导致卫生部在5月发布了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2011年的前6个月，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和他的同学做了个小实验，他们统计了全国的新闻道，发现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超过了500件。
在这个极不安全的领域里，人们宁可相信各种私下流传的禁忌，这些窍门里可能确实包含着一些令人胆寒的事实。早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一位大型牛奶企业的中层曾经建议我最好选择喝三元牛奶，理由是在国内的大牛奶公司里，三元发展较慢、规模较小，客观上这就使得它的奶源更为可靠。
每周来为我家打扫一次卫生的小时工则骄傲地宣称，她从不买城里人吃的“上面一个虫眼都没有”的绿叶菜，在她的老家四川省乃至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农民私下流传的口诀是：“虫不吃，人也别吃”。
“这些蔬菜安全吗？”一位朋友问我。时值傍晚，正是人们买菜回家做饭的时间，我们站在一家大超市生鲜区的蔬菜水果柜台旁。
这家超市隶属于一个著名的跨国零售商，在这一刻，它和全球任何一个分店完全一样：灯光明亮、气温保持在24℃、货品齐全、空气清新、员工在3米外对顾客露出训练有素的微笑。我的朋友属于典型的工薪阶层。从今年年初开始，蔬菜水果价格持续上涨，最高涨
幅已经超过20%。每月在付过房贷后，她必须确保这个3口之家一天的开销不超过200元。我注意到她在货架上拿了一些封存在塑料盒里的精品蔬菜：一些西红柿、黄瓜、豇豆和茄子—这就花掉了至少60元。因此在挑选水果时，她稍作犹豫，在草莓和西瓜中选择了比较便宜的后者。
“这些菜是否会比那边的更干净？”她再次问道。在蔬菜区域的另一侧，一些相对便宜和有瑕疵的散装蔬菜散放在货架上供人挑选和称重。显然，她想知道，多花点钱是否就意味着家人的健康更有保障。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或者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就在这一对话发生后3天，7月5日，我拜访了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色和平)—这个总部在荷兰的NGO从2009年开始，每年会对公众发布对国内一些大超市农产品进行抽检的调查告。
“独善其身不是办法”
从2008年12月起，绿色和平开始在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的超市中进行抽检，试图获取一个城市人每天吃下去的蔬菜水果到底有多少农药残留的概貌。
绿色和平的食品与农业组负责组织此次和此后的数次抽检。目前这个小组里有6位成员，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分别负责转基因、农药残留和化肥3个项目。他们的办公区隔板上贴着和农产品相关的资料，包括一张2009年各地区农业化肥使用情况表，其中河南省和
江苏省被人用黑色签字笔画了个圈—这两个省的氮肥使用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河南省的情况最为严重，它在2009年用掉了239.4万吨氮肥。项目主任王伟康解释说，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过度使用化肥已经使农业成了中国环境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王伟康和她的搭档方立锋都是行动敏捷、穿着舒适休闲、身上带有明显户外活动痕迹的年轻人。王伟康29岁，在进入绿色和平之前，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政治经济学—她的同学大多在投行找到了高薪工作，唯独她进了NGO。比她小一岁的方立锋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他的职业道路也与进入跨国农业公司或农业系统事业单位的同学截然相反。
王伟康关注农药残留，方的重点放在转基因食品上。在2008年的那次抽检中，因为人手不足，他们发动了一些志愿者。食品与农业组的成员和志愿者们在各大超市里随机买下蔬菜水果，送到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其中的农药残留含量，范围涵盖了北上广三大城市里的卜蜂莲花购物中心、沃尔玛超市、华润万家超市和农工商超市，还包括两个农贸市场。
“采样时，我们尽量模拟普通家庭的购买习惯。”王伟康解释说，之前我的朋友所选择的那些精品蔬菜，其实大部分是由生产者或超市从散装蔬菜中挑选出品相较好的装盒而成，因此，他们决定全部从散装蔬菜中抽取样本—检测并未涉及超市中价格昂贵、种类稀少的有机蔬菜。
王伟康通常会在一个超市里买上四五种蔬菜水果，一次去两三个超市。方立锋对我说，“干这个工作很需要点力气”，因为每份样品按规定要达到1公斤。他们购买的时令蔬果包括黄瓜、西红柿、豇豆、白菜、菠菜、油菜、荷兰豆、苦瓜、草莓和砂糖桔等等。在为其
他事情去广州或上海出差时，王伟康和同事也会顺便在当地超市取样。随后，他们将这些蔬果在3个小时内密封，用快递送往第三方实验室。
2009年初结束的这次超市调查的结果相当糟糕。当时，方立锋是小组里第一个看到检验结果的人，实验室在每个蔬菜样本下列出了农药残留的名称。他先看到了豇豆的数据，下面的农药名排成了一条相当壮观的纵列。“我条件反射地数了一下，一共11种。”另一种在这次抽检里落马的水果是草莓，其中北京超市的草莓样品被查出有13种农残。
“在45 个样品中，有40 个样品检测出总共残留有50 种农药。”
这些数据显示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农村使用的农药花样繁多，45个样品中检测出50种农药成分，这些农药就单个品种来看，在瓜果上的残留量一般低于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制定的农残标准—但这仅仅是单品种，假设13种混在一起(绿色和平在告里称之为“农药鸡尾酒”)，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另一个问题是发现了违禁的高毒农药，例如，上海卜蜂莲花和北京沃尔玛超市里的豇豆样品被检出克百威残留—克百威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毒农药，在中国已被禁用。还有不少农药虽然并非高毒，但赫然列在各个NGO组织提供的农药黑名单上。绿色和平检测到的这50种农药里，有21种在英国农药行动组织(The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UK)编制的致癌及潜在致癌危害的农药清单里，有6种属于保护东北大西洋(13.71,-0.38,-2.70%)(,股吧)海洋环境委员会(OSPAP)列出的污染水环境农药。
“滥用农药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你稀里糊涂吃下去了‘农药鸡尾酒’;二是它们在使用过程中对土地、周边的动植物和农民本人都产生了损害。”王伟康说。这也是各个环保NGO组织尽管目标、立场不尽相同，但在滥用农药问题上却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原因。
这个在2009年4月公开发布的告首先改变了绿色和平内部一些成员的饮食习惯，方立锋自己从此再也没有碰过草莓，买菜习惯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方常去买菜的农贸市场的小贩都知道，他很少买绿叶蔬菜；方立锋和同事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订购有机蔬菜吃。但这
些都只是条件反射般的自保行为。那时北京地区的有机蔬菜供应量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它们的价格是普通蔬菜的四五倍。长此以往，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难以负担，而且他们在外吃饭的次数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的基本无法控制。
2009年夏天和2010年，食品与农业小组又做了几次检测，他们扩大了抽检范围，后来被包括进来的家乐福、吉之岛等超市的表现与他们的同行相比虽有差异，但总体水平相差无几。
“显然，独善其身不是办法。”王伟康说。她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对食品安全问题比同事们更有理由感到焦虑。
“接下来，唯有用行动才能带来改变。”
“他们为什么老盯着我们不放？”
“行动带来改变”，这一口号就贴在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墙上。
绿色和平目前在全球4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从1971年建立之初就以使用非暴力方式阻止大气和地下核试验以及公海捕鲸著称。他们坚决反对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立场曾为自己招来过“反发展”、“缺乏科学训”和“环保原教旨主义者”的非议。我的几位来自其他NGO的朋友曾经私下告诫我说，我可能会发现这个组织对于大型企业—这些被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
庞然大物—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有不少人不认同绿色和平，批评他们过度渲染。
“但他们的行动能力是一流的，这是公论。”一位国际NGO的成员说。一位长期与他们互通消息的记者也告诉我，绿色和平提供给媒体的信息观点鲜明，那认为这个组织行事鲁莽的批评者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在传播自己的观点并引发公众注意时，有一套很强的方法论”。
“他们能很快让那些企业跳起来。”我的NGO朋友对我说。
但王伟康和这些大超市的沟通一直不顺利。
绿色和平选择超市作为解决农残问题的切入点原因十分简单。有研究表明，一个地区年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超市文化就可以繁荣，也就是说，在中国有3亿以上的超市购物者，而且这个数目正在迅速增加—仅沃尔玛就在中国开出了超过300家店面，而且正以每年新增二三十家店的速度扩张。超市零售商们正以极为显著的方式改变供应链—沃尔玛、家乐福、乐购和各地成规模的本土超市都对自己的供应商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于农产品带来的利润一般占到一个零售超市利润的1/6,绿色和平认为超市有能力通过质检部门和采购部门的合作，加强对蔬果的检测，并且向自己的供应商施加影响，让农户在种植过程中禁用部分危害最大的农药，并从整体上逐渐减少化肥和农药的用量。
他们在2009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来自英国的乐购超市已经在对上海郊区白鹤镇的蔬菜种植基地进行监管。乐购超市在那里明确了产品的生产责任人和生产日期，对供应商及生产者进行了持续审核和监督，并且有清晰的惩罚措施。虽然超市要顾及管理成本，这些措施的控制力度还远远不够，但这证明超市对自己的蔬果供应商有控制力。
“我们希望这些大超市能够承诺控制农残，禁止使用危害最大的一部分农药，并拒绝转基因食品，”王伟康说，“他们要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和带来的效果需要被公开，让公众所知。”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供应商被市场引导，最终转向对农药和化肥控制最为严格的有机农业，那是理想状态。”
但是大超市似乎没时间听她和方立锋解释这一切。小组原本希望通过检测告获得超市高层和质检部门的重视，但这类要求往往被公关部门截留。多数超市的第一反应是这只是“几个小毛孩子在找麻烦”，而他们日常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这种防备心理阻碍了正常交流。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经过一年的努力，2010年年底，经过不断地发邮件和打电话，王伟康终于见到了华润万家的代表。见了面后，她发现对方甚至没搞清楚NGO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
即便是那些在全球与绿色和平打过不少交道的国际大型超市，一开始也会对王伟康们的要求充满困惑。一位曾经处理过此事的超市高层私下对我抱怨说，他不理解绿色和平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的管理比一般超市要好。”他说，“那些果蔬上的农残存量并没有超过国家制定的标准。”“他们为什么老盯着我们不放？”
事实上，即便他想立刻改善蔬菜水果进入超市的检测和采购流程，也会无从下手、力不从心。在过去10年间，农产品从农民田间到超市至少要经过4个以上的环节：蔬菜水果首先要经那些游荡在田间的菜贩子之手，被转卖给有点规模的批发商，这些批发商将它们集合到批发市场去，一旦被那些与超市固定合作的蔬菜水果供应商选中，就有进入大超市货架的资格。如果出了问题，供应商也说不清楚这些蔬果的来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仅有的检疫是生产地当地政府对农民的约束和批发市场的抽查—超市只会向那些有抽检合格证明的供应商购买水果蔬菜。
批发市场和任何机构对剧毒农药的查禁力度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对农产品生意到底有多倚重。在山东省寿光市，有80万亩土地种植了蔬菜和水果，每年蔬果产量达到了40亿公斤。从2007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力量查禁使用和贩卖违禁高毒农药的行为。有一种说法是，2006年发生的黄瓜中毒事件导致当地政府下决心整治市场，还有一种说法是奥运将至，寿光市想趁此机会好好推广自己的蔬菜水果品牌。但不管怎样，寿光市的这套自查系统在各个农业市中组织最为严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它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地区。
在寿光市，政府建立农副产品检测中心，这个中心的分支进驻乡镇，在田间进行抽检，同时也鼓励群众私下举违禁事件。2008年11月，我路过寿光市管辖下的文家乡先锋营村(这个村以擅长种韭菜而著名)，当地人告诉我，几天前这里的一位农户在韭菜上使用了违禁农药。接到举后，政府的执法大队立刻带着推土机铲平了使用剧毒药物的六七亩韭菜田，违规的农户自己承担了损失。
政府希望杀一儆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倒是成功地给外来者，比如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寿光的那几天里，人们在不同场合对我复述了当时的市长孙明亮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名言：“谁敢砸‘寿光蔬菜’的招牌，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个绕口令式的警句后来还被写成了标语在乡镇上四处张贴。
但NGO组织要求得更多。2009年3月，方立锋和一位摄影师到寿光实地考察，他在当地花了4天时间做了一些田间访谈，总体印象是在整个大棚蔬菜的种植过程中，农药的用量和使用次数仍然过高。同时，由于中国的国情，一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毒农药的药品在这里还未进入违禁药品名单。蔬菜大棚形成了一个个密闭并且内部温度很高的环境，各种菌株和害虫在其中的生长速度很快，农户必须频繁使用农药和杀菌剂。方立锋遇到过几次农户在大棚中燃烧熏烟剂杀虫的场面，并且拍下视频放到了网上。当时大棚中浓烟滚滚，他和摄影师呼吸困难，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明显感到不适。这一亲身体验让他深信，过度使用农药对农户的健康和周遭环境也有影响。
因此，无论是政府制定政策也好，超市施加压力也好，绿色和平最终希望通过一些替代方法让农民尽量停止使用部分危害最大的农药，并且逐渐减少农药的总体用量。
“农民在过去的20年里被灌输的传统思维定式就是，如果想杀虫，就使劲打药；如果想增产，就猛施化肥。”一位寿光市的农业技术人员对在短时间内减少农药和化肥用量持悲观态度。
“要改变这种现状非常困难，不打药你让农民怎么办呢？”
绿色和平的设想并非完全不切实际。他们也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支持。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他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有一块试验田。皮肤晒成棕色的蒋高明长年花费大量时间在那里搞生态循环农业实验，以求证明农民能够用完全有机的方法种植水稻和蔬菜，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并且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把生产成本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详细地记载了这个试验田的情况。这种在小范围的土地上模仿自然循环的做法被一些人推崇，但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无法大规模推广，只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01“还有一些实际情况导致无论谁去推动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量都注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位农业技术人员说。举例来说，光在寿光市，有合法资质销售化肥、农药的企业大大小小就超过几千家，著名的跨国化肥农药公司、政府和当地的中小企业都把农资看成一桩极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让农民少用农药和化肥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这也是蒋高明们试图推广生态农业时遇到的隐形障碍之一。他形容说，政府对大规模推广生态农业“始终不太起劲”。迄今为止，寿光市的有机蔬菜生态农业所占的面积只有10万亩左右，占到寿光全市蔬菜种植面积的1/8。
倒是一些有机农业企业正开始试着在蒋高明的指导下进行商业化种植，“青岛目前就有一个企业在用280亩地实验这一有机模式。”
“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超市。”王伟康说，“希望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对这个系统进行纠正。”
“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在王伟康所接触的超市中，她给出的评价是：“家乐福、乐购、欧尚这些欧洲超市的回应态度最为积极。”这可能跟欧洲对食品安全和环保的监管机制十分严格有关。从2010年开始，国内的一些超市，例如农工商、华普和城市超市也逐渐做出了反应。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沃尔玛迟迟不与绿色和平沟通。这个全球最大的超市俨然是一个独立封闭的小王国，一个小小的NGO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如泥牛入海。同时，在几次果蔬抽测中，沃尔玛都成绩不佳。2010年年底，王伟康和同事采取了行动，他们来到沃尔玛北京大郊亭店(之前的几次抽检都在该店取样)，授予对方“金秤奖”，这是一个金色的天平，意在讽刺它们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自身利益中明显向后者倾斜。
“那位店长十分紧张，”王伟康忍不住笑了起来，“尤其在看到那杆秤的时候，他被吓了一跳。”这是典型的绿色和平式的做法，足够激烈和直接，有时候会让人尴尬。但就刺激大公司做出回应来说，他们的手法总是十分有效。
事后，双方终于得以建立起了对话机制。
宜昌市植物检疫站开始对城区销售的蔬菜进行农药残留等项目检测，为合格菜签发“植物检疫合格证”。
四川省西充县多扶镇金龟村村民把头像印在自己种的有机蔬菜上，以增强顾客对自己的信任。
一些超市已将蔬菜水果无农残做为卖点吸引顾客。
有机蔬菜通过超市销售的比例一直不高。
在英国和丹麦之外的欧洲国家中，有机食品直销和超市销售的比例平均为1:1,一些国家甚至达到5:1。
作为最早回应绿色和平检测结果的超市之一，2009年10月，王伟康和家乐福包括质检总监、食品安全基金会负责人在内的高层在上海开了一个碰头会，当时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家乐福中国的生鲜总监Sebastien Defois,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赛伯。赛伯正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使家乐福和一些超市在自己的果蔬直供基地之外进一步回应绿色和平的要求，逐步提高自己对于农药使用的控制标准，并且在食品中查找转基因成分。赛伯管辖着家乐福的直接采购小组(以下简称直采小组)—这个小组成员的工作是在全国转悠，找到好的农产品原产地，与当地农民签订购买合同，然后由他们直接在收获后配送给超市—由于甩掉了中间一系列二道贩子，即便农户得到高于平时二三成的收购价，超市也稳赚不赔。家乐福1959年在法国诞生，因为欧洲农业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极高，它的直采至少有20多年的历史。为此，家乐福在西班牙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现代农业公司的机构，不仅为西班牙的家乐福直接供应近80%蔬果类产品，并负责把西班牙的橙子、柠檬等水果销售和配送到全欧洲。
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根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能开具发票。对熟悉直采模式的欧洲超市来说，把这一套做法搬到中国来的前提已经成熟。2008年秋天，我在陕西省周志县第一次遇到赛伯，这里遍布秦汉时代的遗迹和猕猴桃果树。
赛伯在当地最好的宾馆为蜂拥而来的合作社社长做了一个有关直采的推广演说，随后和几个合作社签订了猕猴桃的直采合同。一位热心的合作社社长在赛伯将回上海时，在机场好容易赶上了他，塞给他几个自己土地上生产的石榴样品。作为一个来中国不到一年的法国人，赛伯的中文词汇量随着家乐福直采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增加。他的同事说，他首先会说的词是安徽砀山，然后是湖北武汉，随后是河北、陕西、内蒙古、海南岛？2011年，家乐福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它在上海十几家卖场中水果蔬菜的直采比例已经达到了50%。
从理论上说，直采缩短了供应链，超市派去各个村镇的采购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食品的新鲜和可溯源性(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从批发市场买来的蔬菜水果很难追查到确切产地)。如果他们采购的量足够大，就能够有效控制农民的种植过程，那么绿色和平试图推动的化肥减量和部分农药禁用就有可能实现。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安徽省砀山是著名的产梨区，这是家乐福2008年最早尝试直采的地区之一。就在整个2009年里，砀山地区已经赶时髦似的冒出了两三百家合作社。它们中的不少只是由社长本人去工商部门注了册，其实并无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出产足够的农产品。一位当地的农民形容这种合作社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皮包里面放上一个公章，然后四处做买卖”，“和当年的菜贩子没有两样”。
随后，一个与之签约的产梨合作社在第一个收获季节过后就被家乐福踢出了采购名单，原因是合作社没有按合同约定的那样，供应给家乐福自己土地上生产的梨。在法国人看来，这是严重的商业违约行为，完全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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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长有着典型的中国式逻辑。他对我辩解说，那一年雨水太多，他自己的梨质量不够好。“所以我去其他地方买了一批更好的梨来供应他们，我亲自把关，保质保量。”因此，他对外国佬如此大惊小怪着实迷惑不解，而且挺委屈：“这样做的又不只有我一个。”
超市在管理自己的自有品牌蔬菜和与之直接合作的大农场时，有时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一位超市采购员私下里告诉我说，一些农场果蔬的供应量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实际土地面积所能生产的量，“但如果在每一个问题上细追究下去，超市没有精力。”他说，“多数时候，我们只好选择相信对方在收购周边农民的农产品时会做农残检测。”
在这一切混乱之上，还有超市本身的农残检测流程和标准需要改进。从理论上讲，这个系统会成为阻止含有大量农残的产品摆上货架的最后一道防线。
采购者们从批发市场买到抽检合格的蔬菜后，还会在超市再次抽检。但超市使用的标准和测试工具是由国家卫生检疫机构提供的，“那些试纸只能检测为数不多被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农药，比如有机磷等等。”
一位超市工作人员对我解释说。如果想要检测出更多农药残留，需要超市自己想办法，开发出更多种类的试纸。
“农药残留这个东西，越测越多。”他说。假设超市不想做更多的工作，仅以合规为己任，这就等于把球踢回到政府那里—政府首先要制定更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并且查禁更多的高毒农药。
我问王伟康，尽管她在多数时候都充满活力，但这一现状是否会在一些时刻使她和她的同事感到十分沮丧：6个人或者几个NGO对付整个现代商业世界的供应链条—后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奇特封闭体系，周而复始，无休无止。
“有时候会。”她回答说。但无论从政府方面还是超市方面，逐步减少农残农药用量终究是一个趋势。
2009年她们的第一份检测告发出后，卫生部做出过回应。之后，绿色和平始终会把告抄送给有关政府机构。
就在我去拜访他们的那一天，7月5日，农业部、工信部、环保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5个部门联合对高毒农药采取了进一步的禁限用管理措施，在中国还在使用的22种高毒农药中，有10种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禁用和淘汰，12种将择机启动禁用程序。不管这一切跟绿色和平的告有无联系，王伟康和她的同事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一番的事情。
“多数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实习记者叶雨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行动向着太阳，打药文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阳光直射在刘培胜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
大里罕村在大部分事情上自给自足，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交换几乎全无。10年前，无节制的农药喷洒令这里的棉田变成有毒的土地，每年收获的时候，收棉站留下了棉花，将棉籽榨成黑色的油卖给村民。
生于此、死于此，土地是农民的全部。像是一种逃离不了的宿命，尽管村民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但几乎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的亲戚。
大里罕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七级镇。根据当地口耳相承的传说，这个镇的名字可以远溯唐朝。
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曾在此地落难并为乡民搭救，后来做了唐太宗特旨褒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自己种的，没打药”
刘培胜和妻子宋化胄是大里罕村的村民，他们种了12亩棉花，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读大学，学校位于延庆县，叫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她还有一个女儿。
“这是我姐的女儿，我替她养，她没了。”宋化胄说，没了就是去世的意思。
11年前，宋化胄的姐姐宋陆盈40岁，她经常觉得吞咽东西时，会在喉咙的地方卡一下。等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是食道癌晚期。家里人带着她去石家庄肿瘤医院做了确诊，知道没法救，就回家了。每天吃吃药、输输液。半年后，彻底不能吃饭，饿死了。
宋陆盈有3个孩子，都是女孩，她去世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只有13岁。在去世之前，宋陆盈把最小的女儿托付给了宋化胄，“我身体不好，你先帮我带带她。等我病好了，再接她回去。”整个托孤的过程只有这一句话。
“她心里明白她好不了，说这个话，就是把孩子给我了。”宋化胄说：“她丈夫一人管3个孩子，管不过来。
他也是个干地里活的，还有他妈要养，养不起3个孩子。”宋陆盈的另外两个女儿，一直跟着爸爸。
“这个女孩叫刘青波，正好也姓刘。”刘培胜说。
刘青波来他们家的时候，只有7岁，现在已经18岁了。据刘培胜的儿子说，刘青波是一个在外面很外向而在家里很内向和沉默的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了高中才改变，“上了高中之后，和家里面交流多了。”
宋化胄是张庄小学的老师，大里罕村和隔壁的张庄村共有一所小学，位于张庄村。这所学校的一二年级，每个老师带一个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是这个老师教，不分科目。宋化胄就是一名低年级的教师，她一天要上8节课，早上4节，下午4节。现在放暑假了，她才有时间陪丈夫下地。
7月10日上午9点，刘青波倒班回家，对于她来说，“家”在大里罕村。她的亲生父亲和二姐都外出打工去了，大姐已经嫁人。她在东柏悦村的“家”已经没了。
刘青波在威县的中国石化(7.19,-0.04,-0.55%)(,股吧)胡帐加油站工作，是加油工，每月收入是1000元。她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她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加油站工作。这个加油站的工作制度是：连续工作24小时，再休息24小时，每天早上7点换班。她刚上完24个小时的班。
3个月前，刘青波从威县一中的高一退学。“我当时劝她了，她自己非要退学。我想让她把高中读完，然后考大学。”宋化胄微笑着，不断重复这句话，她还是不愿意接受养女退学的事。
“这个孩子很懂事。她中考成绩不太好，上威县一中，一年要交4000块钱，三年要交1万2。她可能是因为这个，不愿意上了。”宋化胄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钱，但我愿意交。”
“我就是不想读了，死活也不想读了。没有原因，就是不想读了。”刘青波后来说，语气中带着混不吝式的执着。
刘青波每周才回家一次，宋化胄决定炒一点荤菜，再买点凉菜、熏肉和啤酒。
“我去买吧。”刘青波说。刘培胜从口袋里掏出钱给她，刘青波推脱掉了，没有拿。她买了7块钱的肉，13块钱的熏肉，10块钱的凉拌菜和9瓶啤酒。在平时，刘培胜家不会这么铺张，他们吃的大部分蔬菜是自家田里产的，还有一些是亲友馈赠的，比如食用油来自他叔叔刘丙方棉田里间种的花生。
刘培胜去地里掐了点豆角，用来炒肉。在他家的棉田里，间种着很小面积的豆角、黄瓜、茄子和南瓜。
“就够自己吃。”宋化胄说，冬天他们会种大白菜。
吃完饭，宋化胄抱来了一个西瓜，“这是你大伯家地里种的，没打催熟剂和膨大剂，特别甜。”宋化胄一边切一边对刘青波说。在这个村庄里，“自己种的，没打药。”这句话经常能听到，村民们很热衷于介绍食品的和种植方式。
“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每逢农历的一和六，大里罕村隔壁的张庄村会有一个小型的农村集市。集市上有服装、日用品、农药和食品。7月11日是农历六月十一，这天早上7点，就有陆续来赶集的大里罕村和张庄村的村民，对他们来说，未来5天所需要的都要在今天的集市上采购。
到了9点多，刘培胜也来了。
卖菜的人也都是这一带的村民，蔬菜主要有南瓜、北瓜、豆角、黄瓜、西瓜、冬瓜、蒜、洋葱、韭菜、西红柿、土豆、茄子、香菜等等，和当地农民种在房前屋后的品种差不多。“这是家里种，自己吃的，吃不完才拿来卖。”一个卖菜的农妇指着韭菜说，言下之意是没打农药，在这个集市上，这是最重要的卖点。猪肉是张庄村一个屠宰户提供的，他也不断向别人强调，猪是自己养的，今早刚杀的，某某人看见了，可以作证。
这些食品没有人监测，靠的是大家的亲友关系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信用。食品供应在这个小圈子里完全是封闭的，自己种，自己吃，和外面的商品经济全不相干。
刘培胜的父亲刘丙坤是大里罕村的村医，今年64岁，从43年前开始他就是村里唯一的医务人员。刘丙坤1965年在威县卫校学习过3年，又在农村实习了两年，就开始独立行医。上世纪80年代，县里面给了他一个“医师”的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不能在全国范围使用，只在威县获得承认。
今年7月1日到10日，刘丙坤共开出了23张处方，绝大部分的金额都在10元以下。“夏季是淡季，冬春季节是旺季。”刘丙坤说。
10年前，村民最畏惧的病是癌症，特别是食道癌和胃癌。“10年前，年轻人死于癌症的多一点，这10年很少了，一年只有一两个了，以前一年有三四个。”对于目前这个发病率，刘丙坤已经很满意了，“别的村都是这样的，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仍然住在大里罕村的村民都这样说，他们的衡量标准是隔壁村，他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虽然在这个村庄，几乎每个人都有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去的亲戚。
“农村人没有体检，一发现就是晚期。”刘丙坤说，一般发现之后，就不治疗了，动手术要花好几万。
“多活两年又怎样，少活两年又怎样，发现了，就活六七个月拉倒。”对于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消化系统的癌症患者，刘丙坤说：“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前一段时间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发现全村820人中，有200多有高血压，最年轻的才30多岁。”刘丙坤说，“可能跟打农药或者催化剂有关系吧，我也闹不清楚。”
“这也是个谜。”
除了行医看病之外，刘丙坤还有两亩棉田。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葱、黄瓜和玉米。“院子里的菜都是自己吃的，尽量不打药，如果闹虫子实在太厉害了，也要打一点。但是少打一点，药稀一点。”
从1993年到1999年，刘丙坤担任过大里罕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领导太好干了，以前我们到处问人家要钱，征收夏粮，收农业税。现在不收农业税了，一亩地还补贴农民35块钱，发钱谁都高兴啊。”刘丙坤说。
接替刘丙坤做村党支部书记的是李子玉，他是2000年上任的，现在每年有五千多块的补助，他儿子在外面打工赚钱，每年给他一些，他已经不种田了。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和丝瓜，“都是自己吃的。”
在2005年彻底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从15人锐减到3人。原先村里是有一个农业技术员，2000年左右退休了。此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农业技术员了。
“农业税取消之后，农药、种子、化肥的价格就上涨了一倍。”李子玉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结论和他的前任一样：“我也闹不清楚为啥，这是个谜。”
刘培胜并不认为这是个谜，“这边减了，那边国家还得要收回去吧。”这是他对这件事的理解。
刘培胜这次赶集没有买菜，他在集市上买了4瓶农药，包括3瓶敌敌畏，每瓶290克，售价7元；一瓶棉虫净，售价13元。
“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
大里罕村所在的威县是棉花主产区，棉花总产连续15年居河北省第一。大里罕村有1200亩耕地，除了20亩外，其余都是棉田。在棉田的中间，一小块花生或南瓜这样比棉花低矮的植物，静静地爬着；玉米、高粱和向日葵(21.180,-0.47,-2.17%)这些高大的植物，骄傲地站着。它们是当地村民的食品，享受着不被打药的待遇，默默注视着身旁那些满身农药的棉花。
7月9日清晨5点，阳光毛茸茸的，刘培胜和宋化胄夫妇推着三轮车走向棉田，三轮车上装着4桶水、9种不同的杀虫剂、两个针管、一瓶汽油和一台机动喷雾器。
他们并不是起床最早的，5点钟，棉田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棉田边上的村道上，拉着水桶、喷雾器和杀虫剂的三轮车来来往往。在路边，常看见一小片枯黄的棉田。
“这是打药打死的。”刘培胜说。
刘培胜、宋化胄夫妇种的12亩棉田中有4亩是自己的，剩下8亩是租种的。这12亩棉田并不在一起，而是分成了9块，遍布在全村。
三轮车停在田边，宋化胄开始配药，9种杀虫剂，有一种粉剂，其他的是药水。粉剂叫“啶虫脒”，用量每次是一小包，药水的用量各有不同，有些是15毫升，有些是10毫升。宋化胄用一个打针用的针管，照着上面的刻度，将药水从药瓶里抽出来，再注入水桶中。
“针管是他爸给的，这是他打完针剩下的。”宋化胄指着丈夫说。配出来的药水是奶白色的，宋化胄一边用树枝搅拌，一边说：“每种药用多少，是我丈夫告诉我的，他是听卖药的说的。”他们两个都没有看过印在药瓶上的使用说明。
这些农药是在七级镇买的，七级镇只有一条街，大部分商店卖的都是和棉花相关的种子、农药、农具。刘培胜买药的店叫“刘三农药”，他每两周去一次。按照店主的说法，“啶虫脒是一桶水两包药”。刘培胜的用量是每桶水用一包。每包药5克，每桶水是10升。按照“啶虫脒”包装上的说明，比例应该是每桶水0.5克到1克。店主的解释是：“国家不让多写，要是写的用量太多，国家就不让卖了。”大部分打虫剂的使用说明上都写着，每次打药应间隔28天或者一个月，但刘培胜上次给他的12亩棉田打这些药是5天之前。
白色药水被倒进喷雾剂上方的水箱里，再往里加水，直到水箱被加满，把上面的盖子盖紧，然后将汽油倒进喷雾器的油箱。加满了水和油的喷雾器有50斤重，刘培胜将它放在三轮车上，自己半蹲下，将喷雾器背上肩，走向即将要喷药的那片田。宋化胄拿着一根粗绳子，跟在丈夫的后面。
刘培胜在田边站定，宋化胄把绳子缠在喷雾器的启动轮上，像是在缠绕一个陀螺，然后使劲一拉，喷雾器发出老式拖拉机的那种轰鸣和震动，发动机带动风箱，开始鼓风。刘培胜扳开连接着水箱的塑料管上的阀门，药水被从风箱里鼓出的风打成雾状，喷向远方。
这台满身油腻的北京生产的“东方红”牌机动喷雾器是刘培胜2003年花500元买的。他还有一台小型的充电式喷雾器，是给幼苗喷药用的。
最近主要在打蚜虫，这种米粒大小的虫子密布在植物叶子的背面，如果不理会，它们能很快吃光植物的叶子，导致植物死亡。“没有人愿意打药，但是不打药，棉花一点都收不上来。”刘培胜说。
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刘培胜一边喷药，一边走，到了这片小小的棉田的尽头，他就倒退着走，一边走，一边喷药。阳光直射他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
“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然后，就能少打几次药。打药又费药，又费油，又费水。”刘培胜说，打药的频率并没有什么规定，他每次都是发现虫子太猖獗了，才打药的。目前的频率基本是每周一次。
“抗虫棉都兴了10年了。”刘培胜说。“抗虫棉”是转基因棉花的别称。
“没有抗虫棉的时候，打药比现在更多，当时电视上天天宣传抗虫棉，说棉铃虫一吃就死，当时老百姓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虫子拿药打都不死，吃一口棉花就死了？后来就试着种了一点，虫子确实不吃抗虫棉的棉花。”刘培胜说。
当时的抗虫棉种子是21块一斤，现在只要8块一斤。
“那时候，抗虫棉真好。”刘培胜说，后来抗虫棉的种子越来越便宜，效果也越来越差，需要打的药也越来越多。棉铃虫少了，别的虫子比如蚜虫、红蜘蛛似乎更猖獗了。以前一亩地播3斤种子就好了，现在需要4斤才行。
“现在种子的品种越来越多，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这是刘培胜对这件事的总结。
喷药的时候，刘培胜没有带手套也没有口罩，穿着很脏的短袖、长裤和布鞋，这是他干活时穿的衣服，干完活就换下来。在田间还有些打着赤膊打药的男人。
在刘培胜喷药的同时，他的妻子已经配好了一桶新的药水。如果药瓶里的药水太少，用针管吸不出来，她就用瓶盖做度量工具，倒一瓶盖。她也没有手套和口罩。
7分钟之后，一箱药水就喷完了，刘培胜向着三轮车走来，卸下喷雾器，在妻子的帮助下装药水。喷一亩地需要4次药水，大约40升。
喷雾器的轰鸣和振动有时会停下来，这也许表示一箱药水喷完了，也许表示喷雾器出了机械故障，这时宋化胄就会拿着螺丝刀和板子向丈夫跑去。“我们买的汽油太差了，经常把油路堵塞了。”刘培胜说，他用工具把机器拆开，再用嘴把油路吹通。平均每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机械故障。
从早上5点到9点，刘培胜和宋化胄辗转了4块不同的棉田，一共给6亩地喷了药。这时阳光已经非常灼热了，他们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用一块“雕牌洗衣皂”洗手。
下午5点，三轮车又从刘培胜家向着一块两亩大的棉田前进。这块棉田一半属于刘培胜，一半属于他的父亲刘丙坤。
“这块田是我们替他种的，他年纪大了，不能干地里活了。种子也是我们买的，药也是我们买的。他就负责摘棉花。”宋化胄说：“我们种了这块地，过年的时候，就不用给他爸爸钱了。”
傍晚时分，有村民去棉田里打“敌敌畏”，比例是3两敌敌畏兑30斤水。这种药必须在有露水的晚上才能打，否则棉花会被烧死。“一般不用敌敌畏，蚜虫实在打不死了，就用敌敌畏熏，一熏就死了。也有风险，弄不好就把棉花烧了。打药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打药的村民说。
像“敌敌畏”这样“高效高毒”的农药，10年前被“高效低毒”的农药取代了。用刘培胜的话说就是：“高效低毒的农药都兴了10年了。原来，人经常打药的时候就中毒了，要赶紧输液抢救，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事情了。”不过，“高效低毒”的农药还是不及“高效高毒”的农药效果好。但大部分“高毒农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国家不让出了。”刘培胜说。
“卫生油”
刘培胜的心里有一本账：每亩地打农药需要花80元，种子需要4斤，每斤8元，播种费每亩需要15元。地膜是6块5一斤，每亩地需要4斤。今年春天很旱，浇了两次地，花了60元。喷雾器是烧汽油的，最近汽油涨价很快，他总是买最便宜也是质量最差的汽油，即使喷雾器的油路经常堵塞，他给12亩地喷一次药，仍然要花20元的汽油钱。
每年的谷雨开始播种，到了立秋就可以开始收获了，经过处暑、白露、秋分、寒露一直到霜降，棉花才能全部收完。每亩地可以收500斤的籽棉。
这两年棉花的价钱起伏很大，去年籽棉的价格最高时接近每斤7块。当时有些农民认为还会继续涨，于是就囤棉不卖。结果籽棉在6块9的时候就开始下跌，现在籽棉的价格已经跌到每斤3块3。刘培胜的籽棉是一斤6块1卖掉的，“我们卖得不赖。”宋化胄这样评价。他们算过，如果棉价低于两块五，他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10年前，棉花是卖给国家的收棉站。将籽棉交给收棉站，收棉站会将棉籽从中分离出来，榨成棉籽油，交给棉农。这项服务是收费的。棉籽油是一种黑乎乎的油，刘培胜说这是一种很香的油，很好吃。后来发明了一种技术，将这种黑乎乎的油加以提炼，变成比较光亮透明的油，当地人称为“卫生油”。七级镇上还有一个粮油店在销售“卫生油”，老板说，他们这家店已经有26年了，主要经营的就是“卫生油”。“4块8一斤，要是口味不好或者有渣滓，包退包换。”老板说，这种油至今依然很畅销。
10年前是一个坎，从那时起，开始种转基因的棉花，不再用高毒高效的农药，不再家家户户都吃棉籽油。人们隐约还记得，那时候村里得癌症的人挺多，后来棉籽油越来越少，癌症也越来越少。这10年来，农资越来越贵，种子越来越差，人们越来越在意食品安全，虫子又快和10年前一样多了。
7月10日下午5点，睡过午觉的刘青波又要回加油站去了。明早7点，她要接替已经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工友。关于未来，她说她不要到外面去，不要离开家，她不想失去这个刚刚熟悉和习惯的地方。像她这样年纪的人，在村里已经很少看到了，村里充满了老年人的回忆和儿童的尖叫。
在农村里，总会闻到一股植物燃烧的焦糊味道，在中午和傍晚尤为明显。这种味道说明这个地方还在烧柴做饭。在大里罕村，棉花秆在灶里燃烧，变成灰烬，在风中飘荡。
他者
同样遭遇过高增长带来的食品信任危机，日本只用十年便走上正轨；耸动欧洲的“毒黄瓜”事件，德国一个多月即平复风潮。
日本重视“安心”，德国强调“透明”，连同国内农夫市集向市场原初形态复原的尝试，也许都可以提供当前中国突破困局的借鉴。
警告，行动，告知遵循信息透明这一原则，政府成功地阻止了疫情扩散并得以锁定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传染源。
在卫生和食品检查方面非常严谨的德国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的影响已达数星期之久。尽管在疫情爆发的头几天，政府官员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但德国人很快就战胜了这一瘟疫。他们成功的秘诀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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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众最大的愤怒是：高效的德国政府竟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搞清楚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致病源，之后才控制住了疫情；而此时已有30人死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或由这一病菌引起的溶血性尿毒症综合症。
虽然大肠杆菌以前就被人们所熟知，但由它引起的危险变种能在消化系统中产生一种毒素，肠粘膜由此被破坏。这就会导致出血性腹泻，最严重的情况下能毁掉肾功能。短短几天之内，整个德国就有3000多人感染，其中有10%的人情况严重。
这一疫情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食品卫生危机，这让人联想起2003年中国所经历的非典疫情。农业企业一夜之间必须停业，甚至连餐馆也风声鹤唳、关门大吉，人们再也不相信超市、市场等。目前德国整个农业和餐饮业都在承受着惨痛的损失，喜欢生食的德国人因为害怕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导致这个沙拉消费大国再也不购入新鲜的蔬菜了。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危机也引起了德国与近邻之间的不和。在疫情初期，德国负责疫情控制的相关部门怀疑疫情起源于西班牙黄瓜。这一警告最后经证实是错误的。西班牙首相亲自要求德国道歉，并要求德国政府对因其不当言论而造成西班牙农民巨大的经济损失负责。而法国、荷兰和丹麦则警告国民慎往德国旅游，俄罗斯甚至暂停从欧盟国家进口蔬菜。
经过紧张的4个星期之后，当局逐渐掌握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病源。一个德国北部联邦州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有机农场是疫情传播的主要，他们主产豆芽，受感染的种子来自埃及。7月初，终于可以告说：德国战胜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回顾德国政府是如何在危机中行动的。由于病源(豆芽)在短短几天内就分散到了各地，并且遍布整个德国北部，导致找出病源非常困难。上百位疫情专家受命寻找德国：疫情病源。检察人员必须对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和餐馆进行排查，并对受感染者进行调查。尽管被感染者本身已想不起很多细节，但调查人员仍要搞清楚被感染者在病情爆发前几天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
经过数星期的密集调查，政府终于查出一家餐馆有问题，有112人在这家餐馆进食，其中19人被感染。
调查人员在大费周折之后不仅查明了这些客人都食用了哪些食物，而且还找到了这些人在多家餐馆的点菜单和一些在问题餐馆用过餐的旅游团成员拍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各种蔬菜。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的病人都食用过豆芽。查出供应商相对比较容易—德国人寻根究底的彻底性终于派上了用场。
在控制疫情方面更为成功的是小心谨慎的警告。
即使是某些食品仅仅被怀疑携带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也被警告谨慎食用。疫情爆发后，民众严厉指责德国防疫部门对于民众谨慎食用黄瓜、西红柿和沙拉的警告过于迅速。他们只给民众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感染源，而这些所谓的感染源事后均被证实是“纸老虎”。
但当局迅速的警告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控制住迅速扩散的疫情。如果瘟疫扩散到别的食品，找出疫情的病源将会更加困难。当然这其中也会出现错误。尽管一些企业和个人会蒙受损失，但因此就轻易给他们赔偿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被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将导致当局再也不敢发出警告，而这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
政府和民众从这一事件得出的教训是，即使是德国，一个数十年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国家，一个近年来绿色蔬菜和健康饮食市场格外繁荣的国家，仍难免遭受食品疫情之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要诀是，当局一定要行动迅速、坚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透明(指当局的行动)—也就是让民众了解到最新情况。这当然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但关键是民众总是能立刻知晓实情。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部长发出警告后推卸责任，而是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等待进一步的样品(指被警告有菌的蔬菜)检查。尽管在疫情暴发的头几天，民众对德国的危机管理非常不满，但德国人还是证明了他们能处理好并掌控危机。他们的帮手就是透明。
菲利克斯？李是德国华裔记者，在德国《日》(die taz)工作。
日本十年：大乱到大治
文/羽柴秀辉
对自然和道德秩序的期待必须靠建立信赖体系来实现，寄望于食品企业自觉讲良心在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
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也曾遭遇过严重的危机。当年世界知名的水俣病、第二水俣病、痛痛病就是日本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时期留下的烙印，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败笔。直到今天，有关水俣病的诉讼仍在进行。
日本食品安全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对今天在同时经历经济高速增长与食品安全危机的中国不无借鉴。
从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的定义说起引用中国互联网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所谓“食品安全”，就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个定义包含三个要素：无毒、无害和营养。这个定义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却遭遇到意外的尴尬，比如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就是为了让牛奶以最低成本达到营养标准。
日本人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又是怎样的呢？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因为它涵盖了对食品危害“四个层次”的划分和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其关键词是食品的安心和安全。安全，是指排除了具体的客观危险的状态；安心，则是主体、主观上的心理感受。
日本对食品的危害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急性的危害，指药物、化学物质引起的急性食物中毒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比如蔬果残留了较高浓度的农药；第二个层次是短期的危害，指食品因滋生了细菌甚至变坏、变质引起的食品中毒；第三个层次是中期的危害，指不健康饮食习惯引起的疾病，如糖尿病、脂肪过高、高血压、尿酸高等等；第四个层次是长期的危害，指“环境激素”对健康的危害，表现为某些含激素食品改变了人体正常的内分泌，引起不孕不育、癌症等疾病—这些危害并非一时半刻能够反映出来，因此也是食品安全管理中监管难度最大的类型。
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定义的最大差异是安全食品是否应该加入营养成分的标准。日本没有对安全食品提出营养标准的要求，只是要求食物的无毒无害罢了。
此外，日本人还很注重对食品的安心，而这种“安心”的心理状态是需要长期培养的。中日两国对食品安全定义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食品安全管理政策、监管的范围都有所不同。
日本食品安全最黑暗的年代五十多年前的日本，正处于“二战”战败后痛定思痛、奋起发展的时期。经济快速起飞，GDP高速增长。
但也就在这个时期，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问题接踵而来，甚至出现了世界关注的日本“四大公害病”。
1954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大规模爆发的水俣病，是人类史上因环境污染了食物链造成食物中毒的首例，因此又被称为“公害的原点”。短短几年间，水俣市就有过万人因进食有毒海产患上水俣病。祸不单行，1965年在日本新泻县另一个也叫“水俣”的地方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水俣病，被称为“第二水俣病”。两次水俣病的大规模爆发，都是因为当地居民进食了含有水银的水产所致。
1910年到1970年60年间，富山县神通川下流地区爆发并长期流行一种“痛痛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尿管机能异常症、骨软化症、呼吸时肋骨剧痛、运动时上肢、背部、腰部剧痛等症状，许多患者晚期出现了肾功能衰竭、极容易骨折等症状。后来日本厚生省介入调查，发现造成“痛痛病”的原因是当地居民进食了受污染的米。原来，神通川上游有一个神冈矿山，矿山的工业污水长期直接排入神通川，造成下游地区大面积土壤被污染。当地居民进食了受污染地区种植的大米，因而集体患上了“痛痛病”。
此外，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用黑心麦芽冒充正规麦芽酿酒、有毒添加剂混入食品、假冒伪劣食品泛滥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1990年到1996年间，日本发生了总计3宗O157大肠杆菌中毒事件，导致6人死亡、超过7000人中毒；2000年，著名食品企业雪印乳业发生有毒食品事件，导致1人死亡、超过1.4万人中毒。
“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构筑食品安全体系不能只寄望于行业自律，而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社会管理工程。日本食品安全问题的转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1945年，日本国内发生了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运动。此运动到60年代开始形成了规模，迫于国民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在1968年制定了《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作为消费者权益的一个部分，政府决心捍卫食品安全的方向已然明确，日本政府开始稳步推动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这个体系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法律体系。日本在出台《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行业的配套法律。其中，最受国民关注的就是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在食品安全法出台前夕，日本社会各界对这部法律的争议很多，除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口水战，法律专家在各条款措辞、表述上的争论也不少。2003年5月23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在争论声中出台，共3章38条，并连带有附则。其中，第3-5条明确了国家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理念，第6-9条则是明确中央、地方政府和食品相关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这标志着日本政府从重视维护食品生产者利益转向更加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作为《食品安全基本法》的配套文件，日本国会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大修改，并在同年5月30日公布了食品卫生法的改正法，确保两部法律不互相冲突。
至此，日本人完成了保障食品安全立法层面的工作。
二是行政管理。立法既已完成，执法就成为决定食品安全管理成败的关键。以往，日本厚生大臣及其主管的厚生省(后改厚生劳动省)负责食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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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时任日本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决心狠抓食品安全问题，在厚生劳动大臣外加设了食品安全担当大臣一职，任命村井仁为首任食品安全担当大臣，位列国务大臣之一(相当于部长)。这标志着日本政府已把食品安全问题放到比国防问题更高的层次来看待(当时的防卫厅长官还不是国务大臣)。现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谷垣祯一也曾出任过两任食品安全担当大臣。2003年，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小泉又把食品安全担当大臣列为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并在得到参众两院同意后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当时日本医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医学博士寺田雅昭出任首任食安会委员长。食安会由7名委员组成，下设4个专门调查会和1个事务局处理日常事务。可见，小泉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年来日本在任时间最长、民望最高、执政最强势的日本首相，除了他的鹰派作风争取到铁杆的右翼选民外，强力推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也是他赢得国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是行业协会。日本人管理各行各业除了依靠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管理外，还相当重视行业协会的监管。日本的食品制造、加工、流转、销售行业都是比较分散的，虽说有日清、味之素那样的食品业巨头，但中小型食品企业仍比较多。这些企业经营分散、竞争激烈，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行业协会进行协调和向政府反映诉求。日本的行业协会称为“业界协会”，最显著的特点是非官方化，通过民间力量运作，实行“内部矛盾内部解决”的协调机制，累积协会的实力和威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目前的食品行业协会都比较成熟，它们对会员企业也实行食品安全监督，采取扣分制、黑名单和推荐优秀企业等方式，督促其弃劣从优，形成行业自律。
四是诚信体系。除了环境污染，人的道德缺失也是导致食品安全屡出问题的重要原因。诚如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在著作《信赖的构造》里面所写的，对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期待必须靠建立信赖体系来实现。寄望于食品企业自觉讲良心在哪个国家都是不现实的，良心、道德必须通过建立食品行业的诚信体系去维系。日本人的做法是：第一，从小抓好诚信教育，建立以诚实守信为荣的主流价值观；第二，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坚持以“契约”(合同)为依据的诚信体系；第三，以行业协会为载体建立诚信评价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共享企业的诚信信息，按照“一处失信，寸步难行；一朝失信，永远出局”的原则，督促食品企业依法经营、诚信出品；最后，质量管理执行ISO标准，严控食品安全指标。
五是舆论监督建设。日本传媒的独立自主性很强，对新闻主角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从政府到涉案企业，没一个能逃脱媒体尖锐刻薄的批评，直到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和解决事件为止。
一旦食品安全事件处置不当，企业负责人、国务大臣乃至首相都可能面临下台的危机。
也就是最近十多年来的努力，日本已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立法、执法、业界协会、道德诚信体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且日趋成熟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注意，成熟不代表可以彻底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而是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有效地反应，让黑心犯禁者付出最大的成本，也令其他企图仿效者望而却步。
也就是最近十多年来的努力，日本已成功构建了一个立法、执法、业界协会、道德诚信体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日趋成熟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有机市集的少数派告
有机市集的少数派告在外部工业化体系里逐渐丧失的信任机制得以在这个小环境里重新建立，这显得特别可贵。
7月16日，北京马甸桥东北角，平日整天安静的路边公园—玫瑰园一大早就热闹起来。7点开始，一些人开始在公园南边的空地上支起桌子，或在地上铺块布准备摆摊卖东西。赶早来的摊主主要卖的是蔬菜和手工制作的食物，他们大多来自京郊的小农场。
在公园里跳舞的大妈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早市—“菜贵，都十来块钱一斤，比超市里贵好几倍。”
海上写着市集的全名叫“乐在集中—北京有机农夫市集”。8点刚过，市集的顾客渐渐多起来，他们多是从城市各处汇集来的20到30多岁的年轻人，穿着户外休闲类服装，背着运动包，有的买了手工制的甜点就随口吃起来。
第二次参加市集的农场主“悠然社”经理焦念荣，从位于顺义牛栏山的小农场20亩蔬菜地里连夜摘了700斤20来种蔬菜，一早上拉到市集来卖。“我多带了8张桌子来，因为有的农户没桌子。”他不停地对身边的买家讲自家的菜不用化肥、农药，只用一些鸡粪，“等我家的鸡养起来，鸡粪也用自己的。”“这可能是北京人能吃上的最新鲜的菜，都是自己长熟的不是催熟的。”
到市集当志愿者的北坡(网名)解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都有共识，要不他们也不会认可这个价格，这些蔬菜比超市里貌似尊贵的有机食品更可信也更亲切。
熟人社会与信任重建通过市集，各个层面的人慢慢汇聚起来，有机小农场主、手工食品制造者、代购商、角色复杂的消费者—他们中有人既是种地爱好者，租一小片地周末去耕种，同时又是某个小农场的长期消费者，还会志愿给市集帮忙。大家在市集里买了东西也不走，不停地聊天：农场主们切磋种植经验；老买家向新顾客推荐哪家的东西好吃；顾客则分享各自买到的好东西。
一周前，市集的超级志愿者齐大福(网名)和市集组织者常天乐还在为落实市集场地四处奔波—原本同意提供免费场地的写字楼忽然反悔了。常天乐紧急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和自己名为“天天天乐BJ”的微博上发出号召，让市集的粉丝兼志愿者们帮着给7月16号的市集提供场地线索。“还是5000多粉丝的市集微博比我的个人微博有力。”发出消息的当天，齐大福给了常天乐回应，她的朋友、在马甸桥玫瑰园里经营一家户外用品店和西餐厅的李大鹏愿意提供场地。
接下来的一周，常天乐和市集的粉丝兼志愿者们为落实各种细节忙碌起来：“LLdesign”为市集设计出海；“那小鱼”想出“乐在集中”的创意；“北坡家的白菜”连夜制出市集摊位场地图。“单单的空间”问还有哪些工作可做？回答是：“需要人手周五在北新桥或者马甸画海，周六早8点半需要大量人手指挥交通、布置现场、协助农户卸货、搭台。需要大量桌椅和能挡雨的伞。周六一早需要一辆金杯车运桌子。”组织者发出的求助信息还有：“有中关村(7.02,0.20,2.93%)开车的朋友吗？能帮我们周五白天去联想国际拉一些路桩，周五或者周六早上8点前送到市集现场吗？”
通过微博，市集筹备的过程和其中的各种乐子被不断公布出来。参加过两次市集、自称“三代酿酒”的米酒先生(网名)的弟弟是瑜伽教练，在深圳的健身房工作，这次也来赶集。他如此推销自家米酒：“此次携庞大家属后援团，载歌载舞前来赶集：纯汁糯米酒每斤30块；干河鱼每斤100块(人肉慢运至北京)！”
常天乐不断通过微博发布市集上将要出售的好东西：“圣林生态农庄”的鸡蛋每托30元(15枚)，鸡每斤40元，咸鸭蛋每斤25元，咸鹅蛋每斤30元；南瓜、冬瓜、苦瓜、黄瓜、西红柿、茄子、生菜、油麦菜、马齿苋每斤8元；“神包私厨”的柚子蜂蜜麦芬、纯黄油饼干、巧克力黄油饼干、铜锣烧成功诞生；‘太平老农’的私家秘制辣酱，纯素，甜红椒口味、孜然口味。”
商讨市集细节总顺带聚餐，齐大福和常天乐都乐着承认，“我们都爱吃，他们都管我们叫‘吃货’。”
学国际新闻出身、33岁的常天乐现在是一家NGO组织“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9月起，她与日本艺术家植村绘美和美国农业社会学者梅若琳在北京发起了有机农夫市集活动，到今年7月底，市集已举办了7次大型活动和一个迷你市集。
常天乐发现，最初是寻找安全的蔬菜和食品的需求把大家吸引过来，当市集这个平台搭建起来后，生产者和买家建立起信任并通过口碑传播，扩大影响。
市集召集人、生产者兼销售、消费者兼志愿者和参加市集的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乐趣。常天乐觉得：“在外部工业化体系里逐渐丧失的信任机制在这个小环境里重新建立，这显得特别可贵。”
现实生活里的齐大福在一家体检中心做行政工作，她在微博上乱逛，看到有机农夫市集并成了它的粉丝。关注了半年，她慢慢进入到这个组织中。现在，她周末去北坡在顺义分租的2.5分地(合166平方米)干活：“北坡说他从地主(小农场主人)那里租地来种，算是提前交了租子的佃户，我们这些人就是长工。”最让齐大福感到亲切的是市集上人们之间超乎一般人际往来的亲密关系和自发的互帮互助。“上次市集，我们在前面招呼人，北坡来问我，后门那个帮我弄箱子的人是谁？我说是一网友的老公—他就在后面默默收拾那些箱子。”
“第一次来市集卖东西的焦念荣看到有人喜欢他家的东西就高兴，然后也不称，人家要两斤我看怎么也得装了3斤。”这种卖东西的方式让齐大福印象颇为深刻，“他说看着差不多就得，吃吧，来市场就是来玩啊。”
有网友发微博评价说北坡、齐大福、米酒先生这些人“话说你们都是骨灰级成瘾期了”，她自己则已进入“帮不上忙就抓心挠肝的深度发烧期”。有机农夫市集的微博冷静地回复她：“市集是一种病。”
7月16日那天因为洪晃到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微博粉丝瞬间从5000多增加到7000多人。20多个摊位的市集吸引的客流也达到破纪录的1500人次。
正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 18世纪的资本主义》中描述的那样，农夫市集的动人之处在于复原了一个市场的原初形态：“初级市集之所以保持，它的简朴无法超越。货品来自附近村庄而保持了自然新鲜”；“谁不懂买卖的诀窍，到市集上一学就会。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市集上有朋友。”
脆弱的链条2011年以来，德国大肠杆菌事件、台湾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上三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以“高产出、低成本”为目标的现代食品体系存在着问题—尽管它以大规模的生产、方便的物流、低廉的价格解决了现代人的大部分食品需求。
在现代食品供应体系中，过长的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企业管理者和政府监管部门都蕴含着道德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会沿着供应链逐步扩散，形成更大范围的风险。如《食品恐慌》保罗？罗伯茨所说：“我们得以瞥见食品体系背后的阴暗构造—将数百万吨的食品运送到数百万消费者手里的巨大生产、分销以及零售网络—却发现这些构造已经垮掉或者走了样。”
食品安全问题的升级激发了消费者寻找和自建更安全食链的行动，其本质是尝试建立一种食品体系以减小对全球或全国食品供应链的依赖，近距离获得本地产出的食品。从2009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和一些二级城市，一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消费者为解决食物安全问题开始寻找土地建设小型农场，他们使用有机方式耕种，供应了家庭后，多余的产品则寻求渠道销售。这些小农场的主要销售方式是预付款的会员制，分租土地给消费者自己耕种则是另一种重要的收入模式。
市集的迅速发展是消费者需求的集中体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农夫市集的举办密度、供应商力量和需求方规模虽然都有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不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农夫市集还都更像一个宣传阵地，作为连接有机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流通渠道还显薄弱。
市集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在受到挑战。比如，是否该叫“有机”、摊主的资质(有些农户没经营资质)、组织者的资质(现在是个人)、准入门槛等等这些标准都还没制定。还有场地不固定、缺乏资金等现实问题。“以后是否要转型为商业机构还是做社会企业？”
常天乐和志愿者们在市集结束后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常天乐说，在台湾，农夫市集网络密集，能实现“月月有大集周周有小集”，可以承担市民近距离获取农户健康新鲜蔬菜食品的需求。从台北、新竹、台中到台南十几个市分布着30来个农夫市集，每个城市少则一家多则数家，每周或每月有固定的地点举办市集，其中高雄的微风市集有3个“据点”，每周六日同时举办。
在Facebook上，一个叫作“直接跟农夫买”的小组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台湾各地小农市集的活动讯息，并协助推广各家的农产品和自制食品。
曾在原国内贸易部任职的小农场经营者铁鸟(网名)透过市集欢乐的表面感到了压力，市集集中了隐蔽和分散的需求，这就向上游的生产方—有机小农场提出了更大挑战。“面对浮现出来的买方，供应方—生产者和流通渠道做好准备了吗？”铁鸟认为，不少的小农场存在自身生产技术能力、成本控制、管理能力的差异，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正在建立小农产品网络交易服务平台的金家澍是农夫市集的志愿者，在考察了十几家郊区的小农场后，正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在《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中描述的那样，农夫市集的动人之处在于复原了一个市场的原初形态。
他发现各家农场主就像武侠小说里一样门派林立，各自有一套自己的种养理论，讨论起来各不相让。
6月底的一天，2010年9月即开始经营农场的悠然社主人焦念荣带着来实地考察的农夫市集的三个人参观他的农场。他大谈第一个生产季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各种失误：在种瓜大棚打翻了育苗箱，瓜苗都是混着种的，必须等瓜长出果来才知道是什么品种；黄瓜长了虫后不能喷农药干脆改种别的。将要回美国耶鲁读农业社会学博士的美国女孩梅若琳宽厚地说：“他刚刚开始，还不怎么会种，需要学习。”
悠然社的生产状况在金家澍考察的十几家小农场里很有代表性，从农场规模和生产状况看还算是中等。他评价说，前一天去的那家农场简直就是草场。金家澍在考察的过程中含蓄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显然很不愿意打击小农场主们参加有机种植生产的热情，“我还是想帮助他们。”
农夫市集的志愿者对参加市集的小农场进行考察，如农场的规模、是否按照承诺的有机方式种植等。“消费者相信我个人的判断，所以就相信我们的农户。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亲朋口碑的基础上。”金家澍说一家小农场的最大供应量平均在150到200个客户，基本是一个熟人圈的最大半径，这种本地小农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供销模式建立起了一种类似熟人社会的关系。铁鸟也认为，在他的会员客户与自己之间建立的联系链条里总有一个点是坚实的—彼此是亲人或朋友，这种信任机制并不比建立在标准认证之上更脆弱。
但随着新的生产者的加入、经销环节和消费者的增加，这种依托亲友口碑的信任模式必然面临考验，熟人社会在现代大工业社会背景下能够扩充复制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铁鸟的翡翠湾农场从2009年开始立项，200亩地目前耕种了60亩，种有麦子、玉米和蔬菜。“今年各项投入共41万元，还加上50万元建了蔬菜大棚，盈亏平衡估计要到明年年底。”
2010年一项数据显示，北京长期消费有机食品的人数在30万。铁鸟粗略估算，北京周边20几家小农场目前最多只能供应4000多个稳定会员。另外一家农场德润屋的小夏最近有个大单就没敢接，原因是供应量已基本饱和，他们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土地，会员基本饱和的小毛驴农场表示也在寻求新的土地。
与齐大福和铁鸟不同，苏西妈(网名)既不是周末农民也不是农场主，她在回龙观的一层底商租了套房子，代理包括京郊十几家小农场在内的有机蔬菜产品和精挑细选的食品。按铁鸟的说法，这就是有机蔬菜产品的渠道，目前50%左右的蔬菜通过苏西妈的店“绿之盟”发送给终端客户。铁鸟这样理解渠道和生产者的关系，“一定是渠道先盈利，我才会盈利。”苏西妈现在有200个左右固定会员，如果增加到300个客户就可以达到盈亏平衡，她估计会在明年。这与铁鸟对赢利时间点的判断一致。但类似的固定渠道商还很少，市集志愿者举办了几次代购，“每斤收消费者1块钱，500斤500块，刚够来回跑农场的油费，还不算去地里摘的人工。”大家做下去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
城市周边的小农场大多仍在盈亏平衡点上坚持，作为经销商的苏西妈、做小农网络交易服务平台的金家澍等人，都在这条自建食物链的每个环节上承受着压力。实际上在欧美、日本和台湾等地区，这种由消费者自建更短、更安全的食品链，回归环境，友好、有机、本地化购买的行动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自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和运作体系。
“亲劳动”还是“亲资本”？
100年前，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花费数月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农耕，他发现东亚民族有高效收集有机肥料用于土地的传统。这套农耕体系经过长达4000年仍使土壤保持肥沃、产出充足的食物、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当时美洲大陆在殖民者不到100年的开发下，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金回国写下《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把“精工细作、种养兼业、循环利用”的东方传统农耕方式介绍给美国人—这种耕种方式就是有机农业。但在现代工业体制下，实现有机种养相对大规模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为不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现代有机农业采用注重生态的系统方法，包括长期规划、详细跟踪记录等等，需要对设备和辅助设施的大笔投资。
VC投资机构融信资本的王晓斌虽然看好有机农业的前景，但他也承认，对有机小农场的消费需求不稳定和其经营难以规模化都令资本却步。这些首创性举措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在西方，政府、社会企业和NGO会部分承担地区性食品链条建设中的资金支持。而资本更愿意接受可监测、标准化的食品工业化生产，他们看好几个环节：一是在上游生产端不断获取土地等稀缺资源；或是对有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如生物农药技术；另一个就是能够通过网络整合需求的流通环节。目前，融信资本在这几个环节中各有投资。
金家澍正在建设一个有社交功能的小农网络服务平台，他和合伙人借了弟弟的婚房办公，网站正在进行内测。他接触过的天使投资都以委婉的理由拒绝注资。国内更多的资本、规模经营者选择走在有机的“大路上”，投资大型农场或有机工业化产业链的环节。不可否认，这是资本的理智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三大“过剩”：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快速流动的资本一定要迅速占领所有领域里可能形成的产业，需求迅速增长的有机产业也正被资本看好。
资本喜欢大工业生产，有机小农场虽然需要钱，却不愿意变成大工业生产。包括小毛驴农场在内的不少小农场经营者都接到过投资者的投资意向，农场主对较大规模投资意向持谨慎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卷入资本逐利游戏中，做有机的初衷就实现不了了。”学者周立提出，食品体系内存在亲资本与亲劳动两种模式，这从更深层面解释了资本与小农场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亲资本食物体系中，食物被作为追逐商业利润的工具，食物丧失了其公共品属性，为了利润最大化，食物生产逐渐规模化和全球化，使用化肥农药是必然。
亲劳动的食物体系强调生态、可持续和社区发展。在这一体系中，食物恢复到原来天然品的属性，食用并通过其获得健康是食物生产的主要目标。强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本地化和社区性，摆脱了逐利的单一目标。一旦有机食品被与工业食品相同的食品体系所接纳，同样会有监管和安全问题。尽管各食品公司都会经常用“有益”产品来替换“无益”产品，但这些所谓的“有益”产品几乎是现有的生产、加工、发售、营销和金融体系的产物，仍然代表着一种锱铢必较的妥协，这一妥协始终发生在消费者的意愿和制造商的战略需要以及经济与技术实力之间。
在美国，根据USDA2008年做的调查，44.1%的有机食品在本地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销售，在田纳西州，这一比例高达74%。此外，参与超市流通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仅占参与上述非主流渠道的有机农场数量的8.9%。在英国和丹麦之外的欧洲国家中，有机食品通过直销和专卖店销售的比例平均为50%，一些国家甚至达到80%。超市销售的有机食品数量一般远低于直销和专卖店。
有机行业内部一直有“超市无有机”的说法，铁鸟这样解释：“你在超市买的20多元一斤的有机蔬菜，如果它真按有机的要求去做成本，又要承担进入大型流通环节的费用，成本就不只这些了。”
自建食物链的“副产品”
铁鸟的翡翠湾农场位于顺义东南端三区交界处，“北边一座山，过了山路就直接杀到密云水库去了，顺着东边的山路一杀就杀到平谷的万亩桃花。”他的父亲是水利专家，“顺义的水井基本都是我父亲勘测的，包括我地里这口都是。”
铁鸟讲起他刚开始做农场时，“每天早晨坐着长途公共汽车往外配送，一人扛40斤，扛到东直门就快1点了，我住青年路，送完了我再回家就夜里12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6点来钟又坐着汽车回到农场接着扛。如果开车去送就不够本了，我们忍。”
后来一个会员看不下去了，问铁鸟：“这有辆车，进口发动机十万公里给你开着送菜用，你要吗？”他指了下进农场那条土路口停的白色富康。
铁鸟真名叫孙德伟，金家澍管他叫农场里的异类。他经常在论坛博客里评点别家在生产经营中的优劣，也不断地反省：“最近萝卜遭到退货，等苏西妈来讨论下一步种植计划，顾客爱吃什么还得听女性的意见。”
铁鸟穿着一件有洞的T恤，一只鞋的鞋带不知道哪里去了，人太瘦了裤子显得有点儿咣当。“我原来叫鸥鸟(网名)，后来入这行，人家说我脾气硬，我想干这行这么苦，那就得铁，所以就叫铁鸟了。”
铁鸟认为在自建食物链的体系中有两个环节会出“英雄”，一是生产端，另一个是做平台。“平台是类似阿里巴巴那样的服务有机小农户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铁鸟对来蹲点、摸需求的金家澍说：“平台的设计要结合到有机的需求，哪些菜是预购的，哪些菜是短周期的，这些要紧密结合，它才能发挥出战斗力。”
德润屋的小夏刚刚加入农场几个月，他说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在社会中层稍下就可以了。他看到当地的农民没有住房问题，在农场吃新鲜的蔬菜，觉得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挺好。他发现农场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同事精神的焦虑程度、生活的压力，比在城里工作的外来年轻人要小，幸福感要更强一些。悠然社焦念荣原来做电脑公司：“我从中关村出来，那地方人山人海，呆一天都觉得脑袋疼。现在这个小院鸡鸣狗叫多好。再有，以前我做 IT时大家不会团结在我周围。我问你买打印机吗，买打印机耗材吗，买笔记本吗，我整天给人推销他们都烦我。现在做农业，我所有的朋友都主动来找我，都觉得种点地吃新鲜的好。”
小农场背后潜藏着回归农耕社会相对简单淳朴的人际关系的愿望。
正如学者胡泳所说：“要说什么是快乐的最好指标，那显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紧密的关系。快乐，究其本质，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与他人相关。”在获取“够活”的资金的同时，走在“小路上”的有机小农生产者、消费者和链条上的人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都非常喜欢：能够接触土地，有机(至少是相对有良心的)耕作方式，生产者能够直接接触自己的终端用户，生产过程极度透明，给亲人和朋友提供健康的食品，整个过程都是快乐的。
铁鸟说：“总有些价值不能只用商业标准衡量。”
一位日本土壤学家说：“中国的有机农业从一开始就效法欧美认证体系和市场体系，而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由消费者发起的自下而上的自救运动，这个过程坚持了几十年才走到今天的规模，今天的中国似乎才开始补上这一课。”
实习记者沈从乐、叶雨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要说什么是快乐的最好指标，那显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紧密的关系。快乐，究其本质，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与他人相关。
伦理
“短链”—当食品供应链不是那么长的时候，食物的生产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到消费者的存在，这将形成一种被监督的意识；当你知道谁在食用你的食物，并真正对他有情感的时候，你慢慢会建立起一种生命与食物的关系；而当你能明确感受到提供食物的对象是你的同类时，会更加谨慎、怜悯、充满仁爱，不再那么唯利是图、事不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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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道德文/季艺供图/CFP、IC当食品供应链不是那么长的时候，食物的生产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到消费者的存在，这将形成一种被监督的意识，当你能意识到吃你制造的食物的那些人是你的同类时，就会更加怜悯、用心，不再那么邪恶、冷漠、唯利是图、事不关己。
去年中秋，我在北京CBD私人餐厅里参加了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宴。
月圆之夜，一对夫妇为了战胜他们对于食品的惶恐，从密云深山的农场里买了一头据说是吃苹果与栗子长大的猪。农场主Alan与男主人曾经一起在一个兵营里服役，彼此熟悉，后来又一起去了美国读书。但即便如此，夫妇俩仍对他的农场以观光游玩的名义考察了长达一年之久，详细地看过了他们的养殖、种植、收割，才决定从这里获得蔬菜、肉等大部分食物。
一头生长了半年左右的猪经过宰杀、分割、排酸、运送之后，他们邀请了另外两个财富相当的家庭与农场主本人，在其中一个朋友的餐厅将这头猪吃掉。
红色丝绒的包间散发着温馨、轻柔的光，3个家庭兴致勃勃，仿佛是自己在这样一个隐秘、鲜有人知的房间里找到了躲避世界战乱的窝穴。令我们所有人意外的是，农场主Alan在为大家祈祷完之后，以“如何杀死一头猪”作为开头，开启了这个原本美妙的月圆之夜。
“杀猪之前，屠夫会在猪的身后举着一根长长竹竿，竹竿的头上系着一根沾满墨汁的布条，客人选好了哪头猪，屠夫的竹竿就在猪的后背上敲一下。”Alan脸色黝黑，体格健壮，是典型的美国清教徒长相：“猪会很受惊吓，拖着一条长长的墨迹立刻跑得远远，好像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什么事情会降临到它的身上。”包间里立刻静了下来，显然猪对于死亡的恐惧与预感影响了在场的食客，其中一位男性脸色凝重地说，对于猪而言，这就是死神来了。
几天之后，我和Alan在他的农场里见面，这个农场在深山密云水库的水源处。在四周高山的包围下，那种安静就像沉入了深深的湖底，农场里有两个山谷，有溪水流过的那一个用来种植蔬菜，没有溪水流过的则用来养鸡养猪，以免粪便污染水源。当我问起了晚餐前那些话的含义时，Alan告诉我：“去农场选猪的时候，有人很兴奋，在心里一直期待着要去做这件事，认真挑选这头猪。
有的人则在选的时候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他们不由自主地退到后面把选择权让给别人。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要选一头猪，他们也会吃肉，但不愿看见这个过程。坐在餐桌上，也许吃猪的人会忘了自己最后见到猪的情形，好像猪圈里跑的猪经过厨房到餐桌上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但能不能在餐桌上吃的食物与那天见到的猪之间看到一种联结，是他们之间的伦理差距。”
“我只是想提醒他们猪也是有生命的，但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也许看不到也好，就不会有这么多负担。”
Alan在20世纪初离开了日渐衰退的IT行业，对于土地，他有一种特别的热爱，“你花的时间越多，对土地的感情就越深厚”，以“有自己的信仰和准则，对物质的追求不高，其实很软弱也容易摔倒”建构了自己的生活。在那个安静悠远的秋天午后，从这个基督徒那里，我感受到里对饮食伦理最朴素的了解与尊敬。
从根本上，道德饮食是事关生命与死亡的，现在的人们几乎餐餐不离肉食，但人们并不知道在牧场上悠闲吃草的牛和超市里卖的袋装牛肉中间发生了什么，很多鸡被宰杀的时候才活了45天；猪被关在狭小的棚中，不能走动不能转身。大量牲畜被圈养在不人道的环境里。
70年代的北京，家家户户会在入冬前储备足够全家人吃一冬天的大白菜。如今，反季节蔬菜畅销，人们似乎真正做到了摆脱大自然的束缚，即使在腊月寒冬，吃西瓜也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一位老人退休之后在北京六环外以很低的价格买了一个农家院，闲暇时就种些西红柿、豆角、丝瓜、韭菜之类的常见蔬菜，院子虽然不大，但因为料理得当，小院收获的时令蔬菜足够城里一家老小食用。
“与农贸市场贩卖的蔬菜瓜果相比，自家种植的西红柿大小不一，黄瓜长短不均，但我了解这些食物是如何种植的，因此更为道德。”与大部分把吃上一顿可口饭菜当作头等消遣的中国人不同，老人没有疯狂吃喝。他更相信的是，“食物是经过复杂的过程才最终到了我们的嘴里，没有什么东西简简单单就能到手，一个人如果要吃某个食物，就需要了解这一食物的经历。这是我认为的饮食伦理。”
如今，食物成了穿肠毒药，在欧美正为可能携带“最致命的大肠杆菌”的黄瓜焦头烂额时，台湾爆发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塑化剂污染事件”更让人意识到每天接触的食物中可能暗含着致命的危机。超市的有机食品不可能像许多顾客期望的那样成为速成的道德解决方案，除非你知道这些产品是如何种植的，或者运输距离有多远。老人认为至少为了吃的安全，人也应该了解自己的食物的来历。
大学毕业之后，日本人安部司进了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他们把暗土色的鳕鱼子放在添加剂里，一个晚上之后，鳕鱼子变得像婴儿皮肤一样粉嫩；和面的时候，如果用了乳化剂、磷酸盐，谁都能做出筋道的面条。
很多人几十年的手艺从此没有了用武之地—添加剂不需要手艺人，安部司劝服了鱼糕店老板，“时代变了，这么辛苦的工作你儿子不会继承的”。从此，老板不用每天3点起床，不必每天将买来的鱼剖开、捣碎再蒸。
他只需将没有一点味道的进口冷冻碎鱼肉不断地加入化学调味料、蛋白水解物，就可以产生类似的口感。
作为公司首席销售员，安部司像是在玩一个魔法的游戏，沉浸在忘乎所以的快乐之中。女儿三岁生日那天，餐桌上的一个盘子里装着肉丸，他随手拿起一个扔进嘴里，顿时僵住。
“一年前，一个制造商采购了大量从牛骨头剔下来几乎不能称之为肉的廉价肉碎，这些肉碎既不能做成肉馅，又没有什么味道，黏糊糊、水分多，可是价格便宜。制造商找我商量，看看这些肉碎能做什么。”
安部司加进了一些鸡肉增加分量，加入了组织状大豆蛋白制造出柔软，有了一定“肉”的基础之后，再使用大量牛肉浓汁、化学调味料增加味道；为了口感嫩滑，加入猪油、淀粉等；为了使用机器大量生产，加进了黏着剂、乳化剂；为了颜色好看，使用了着色剂；为了延长保质期，使用了防腐剂、PH调整剂；为了防止退色，用了抗氧化剂。最后，他将冰醋酸兑水稀释，用焦糖色素使其发黑，再加入化学调味料，做成仿调味本地的、迎合时令的食物远比那些远途运输而来的、反季节的食物更健康、更新鲜、更美味，也更道德。
汁，把番茄酱用着色剂上色，加入酸味剂，用增稠多糖类增加黏度，做出“仿调味番茄酱”，浇在了肉丸上。
整个制作过程大概用了二三十种添加剂。本来毫无用处的肉碎，加入各种添加剂之后，被制成“食品”，这种肉丸一盒售价约人民币6.8元，成本只有1元左右，进行试销的超市在肉丸上插上了孩子们喜欢的动画形象，略微倾斜使之在高度上与孩子视线等高，销售人员温柔地问妈妈：“给您孩子尝尝可以吗？”
“餐桌上，妻子告诉我这种肉丸很便宜，孩子又喜欢，所以经常买。我抬头一看，女儿、儿子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肉丸。等等！”安部司用手捂住了盘子，沉浸在肉丸制作过程中的他，听到孩子天真的声音，一下子回过神来，他取走了盘子，陷入深深的自责。
“向黏糊糊的肉碎里哗啦哗啦地加进添加剂做出来的肉丸，我的孩子却在开心地吃着，那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那种肉丸。面对这个事实，我开始对自己过去令手艺人出卖灵魂的行为感到羞耻。”
后来，在一本叫做《食品真相大揭秘》的书之中，安部司提出了两条对于食物返璞归真的建议，它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关于饮食伦理的常识：一，不要为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尽量选择加工度低的食品，然后花点功夫自己烹饪；第二，不要直奔便宜货，只买超市里特价的商品，便宜一定是有原因的。超市打价格战，仅通过直接交易省去中间商的佣金，商品价格不会便宜到两三成，而在大部分价格战的背后，有无数食品添加剂行业的人在暗中活动。
什么才是道德饮食？美国版《GQ》的美食专栏作家，艾伦？里奇曼为了探寻这个问题，曾经经历了为期30天的道德饮食探寻之旅，他认为：本地的、迎合时令的食物远比那些远途运输而来的、反季节的食物更健康、更新鲜、更美味，也更道德。马里恩？奈斯尔，一位饮食和营养方面的老师，他从学者的角度巧妙地概括了现代人的处境，称其为“方便和道德的对峙”。里奇曼说，一个朋友做了一番归纳，是他认为最易于理解的道德饮食原则，她说这从根本上就是如何“不要像个混蛋似的吃”。而今日之美国何其可悲，连做到这一点都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吃那些距离自己更近、加工更少的食物意味着更加道德，而距离自己更近的食物也意味着一个事实：当食物链不是那么长的时候，食物的生产者能够更清晰地感到消费者的存在，这将形成一种被监督的意识，如同安部司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也在吃都是添加剂的丸子，忽然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与内疚，当你知道谁在食用你制做的食物，并真正对他有感情时，你自然会建立起一种生命与食物的关系。当你能意识到吃你制造的食物的那些人是你的同类时，就会更加怜悯、用心，而不会再那么邪恶、冷漠、唯利是图、事不关己。
如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了自己的全球采购系统。
沃尔玛利用卫星系统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从世界各地调取食物，分配资源。在菲律宾为保证最好的香蕉会被运到美国的家庭，都乐香蕉帝国往往联合当地的军队一起种植生产。巨大的食物运输链条往往存在于那些贫富分化严重的地区。去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在十几年前就从事外贸食品生意的商人，如今他也拥有了自己的有机农场。现在，我们在都市里吃的绿色蔬菜很多都是来自遥远的海南。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些漫长的运输链条，以及各个省市和检查部门在这些地区交界处设置的一道一道关卡时，出乎我意外的是，他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充满怜悯地说，在一个贫富差距严重、很多内陆地区的人仍没有收入的国家，每增加一个环节，就意味着很多的就业机会。
富有的人获得食物的方式越来越简单，自然而然地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第三世界人民付出的大量劳动和时间，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件与生命有关的事情，他们成了毫无感觉的浪费者。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安部司说，“小时候，家里养鸡，我的工作就是给小鸡喂食，小鸡过4个月或者半年会长大，有一天，我父亲把鸡杀了，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在他看来，日本的“暴戾儿童”的增多，恰恰因为获得太容易，导致了对食物的轻视，“不懂得珍惜食物的人，不会懂得珍惜生命”。
吃从来都是一种获得生命的行为，我们获得了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而生存下来。在西藏，人们规定在屠宰一只动物(比如牦牛)时，必须把每一部分都利用好，从牛骨到牛的眼睛，什么也不能浪费，你必须将它的每一寸吃干净，这才是对一个生命的真正尊重。
节俭、慈悲才符合如今饭桌上最响亮、流行的一个术语—道德饮食。
但是里奇曼在他的道德饮食之旅里也看到了人们丝毫不想再承认的一些事实：他们只想享受那些全球化与工业生产的便利，像路易十四那样统治着自己家门口的餐厅。但对于食物本有生命这一事实，美国人是倾向于回避的，这样就不必面对一件可怕的事—它们在被吃之前得先死掉。拒绝吃瞪着眼睛的全鱼，也是在表达自己的难堪，否则好好一次晚餐约会就这么被搅和了。多数人都对家畜持有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残忍。如果动物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食材，那当它们被摆上餐桌时，我们就会心安理得。如果把它们看做一些被人一手抚养长大的、有名有姓甚至让人怜爱的东西，那就让人倒胃口了。
里奇曼说，这次旅行结束后，他在家用一只按照道德方式养殖的羊做了道菜，向大家详细讲了这只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一位客人把盘子推到一边，厌恶地说：“你怎么像个葬礼司仪似的。”
实习记者叶雨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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