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新衣童　　

　　(一)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2009年是个具有非凡记念意义的年份，六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三十年前伟人邓小平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实现了“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经过十三亿人民六十年的奋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十来年坚持科学发展观，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保卫和平的力量有很大增加，这是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全国人民由衷高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逐渐缓和。生活的改善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将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让全国人民享用，这是全国所有人的期望。在分配上，政府当仁不让要起主导作用，大家希望政府能够做得公开、公正、公平。在这方面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不少不足与疏漏，甚致是严重错误，造成了社会分配的混乱。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首先得利的是公务员行业，这就很不好。自从在2000年左右，朱总理为公务员的工资“三年翻一翻”之后，几届任期谁也没有落后，2009年更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大家都在紧缩之时，公务员的工资达到了一年翻一翻的高度，实在猜不出发工资人的动机。就讲退休公务员，现在苏州一般退休科员6000元/月左右，带“长”的大约是7000—元/月（在职的就更不要说了）。一个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相当于五个在职打工者，生活可谓改善了。本来以为是苏州经济发达，土地卖价高，地方政府收入多，发的工资也就多。现在看来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当然有地区差别）。要知道目前社会分配的混乱，比起文革时期政治阵线的混乱，其危害性同样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说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能否做到还要看实际。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群体——生产企业退休的干部，包括原来的企业领导干部（书记、厂长、副书记、副厂长和工会主席）、技术干部（高工、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干部（车间主任、政工、财务等），我们目前的境况怎样呢？举几个例子：一个1950年参加革命，1990年退休的老厂长，2009年的养老金是1600元/月；一个1965年参加革命，2001年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09年的养老金是1800元/月。这些收入在一定条件下（有住房和必要的生活设施，不生大病，家中不出事，对现代生活不追求等），可以维持生存，所谓最低生活保障。在医疗保险上与公务员还有重大差别。要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一点没门。每年公务员加工资是兴高采烈，而我们的10%仅仅是物价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需。前好几年，逢年过节单位还有些慰问品，现在进了社区就一无所有了。政府是否真的把我们遗忘了？我们生活上有问题，思想上有想法，去向谁诉说？我们的顶头上司是谁？是社区？是社保局？谁能告诉我！真是有娘的孩子是个宝，无娘的孩子是颗草，我们就是现时代的草。　　

　　

　　 (二)企业退休干部的和历史功绩　　

　　

　　在毛泽东时代，凡是参加国营单位（包括公私合营单位）工作的都称为参加革命。本文所说的“企业领导干部（不包括离休干部）”系指1949年10月1日后参加革命的，在书记、厂长、副书记、副厂长、工会主席职位上退休的领导们。他们的：⒈原来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后任命至企业的。⒉原来的军队干部，转业时有调令任命的。⒊企业自己培养由政府任命的。企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后党和政府培养，以干部身份分配到企业的（含工转干），包括研究生、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等，还有少数解放前的工程师。他们的技术职称都是由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或省级市级科技干部局授与的，其中不乏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我们的干部身份应该说是正正宗宗，道道地地的吧！我们与公务员一样都是党的干部，只是工作在不同岗位而已。　　

　　

　　毛泽东时代（包括80年代毛泽东思想惯性的延伸时代）的领导干部真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任何特权，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就象铁人王进喜那样需要时会跳进水泥池里。工人身上有多少汗，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汗。功劳是具体工的，责任却是领导自己负担。仅仅的几次加工资，好的领导还要让给更困难的人。这些都有例可举。他们经历的政治风波也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例如1953年的公方代表，先与反革命份子斗，再与资本家斗，再与右派分子斗、右倾分子斗，文化大革命与“走资派”斗或被造反派斗，还要与自己斗—斗私批私。这些干部什么都经历过，的确很辛苦。有不少（上文介绍的老厂长）甚致连改革开放后的领导特权都未享受过，59现象尚未出现时，就退休了。真是一生清廉，两袖清风。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上把他们忘记了，2006年的过年费只给正职200元，2008年后连正职也没有了。现在这些老干部都大于80岁了，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孤独到哭也没有眼泪。　　

　　

　　企业的技术干部，当年他们从学校毕业后意起风发地走上生产第一线（我们的多届总书记、主席、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及许多高干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一批高智商群体。在毛泽东时代择业观点与今不同，工作也是服从分配。大批成绩好的都选择了理工科院校，毕业后奔赴生产第一线。这就是为什么现今党政军高层中理工科转政的，工厂出身的很多。因此按才智、学识、能力、贡献，他们绝不比二线干部差。到工厂后，他们任辱负重，作出了许多贡献。第一，他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技术干部不但要亲自参加科学实验、生产劳动，他们更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没有企业的科技人员，大批事业单位的科研成果只能束之高阁。第二，企业科技人员担负了企业员工的技术培训。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最终是要依靠广大工人的劳动。劳动知识份子与广大工人农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具体创造者，企业为我们国家创造了多少利润和税收。企业技术干部的功劳，功不可没。　　

　　

　　如同战争年代，企业干部是在前线打仗的指战员，随时随地都有性命的危险；而后方干部至少没有这种危险吧。而现在，我们的公务员享受着由企业上交利税转化成的工资，而企业退休干部却不能与行政机关的退休干部一样平等地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更不要说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情与理与法不容，这绝对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　　

　　

　　 (三)不公平的分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个对国家而言极其严重的问题）

　　

　　 政府退休干部的养老金，在毛泽东时代与企业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政府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差别已达3—5倍。这种差别的影响与结果会如何呢？不全面的整理就有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分配问题。利益分配决定了人才的流向。政府与生产企业利益的差别大家都看得见。现在的高中生考大学，前十名老师推荐的大多是金融外贸等文科专业，十到二十名才能推荐到理工科。而大学生寻找工作，依次是政府机关、银行保险等白领岗位，工矿企业要到不得志时才去，并且跳槽频繁。这种人材流向大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科学发展。人们不禁要问，我国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廉价劳动力优势而进入高科技优势呢？我们的理工科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在利益分配的调整上政府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反作用？我看是起反作用。　　

　　

　　第二，这种分配上的巨大不公不只表现在退休养老金上，其他方面也大量存在。例如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已达15：1。一般而言同一行业内的工资差别可以认为是竞争的结果，而不同行之间的分配应由政府进行协调控制。不同行业间的巨大差别，同一行业（单位）不同职务的巨大差别已达几百比一，种种不公平只能说明是我们的政府协调控制不力，放任不管，甚致可以说是制造矛盾。分配不公的结果致使社会矛盾不断：假冒伪劣，欺混蒙骗，偷抢抓拿，绑票拐卖，谋财害命，残杀小孩，等等，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已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个案，我认为这不仅是个案，更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矛盾激发之前，而不要放在事后揩屁股（揩屁股当然也需要）。社会和谐实质是分配和谐。制造分配不公和希望和谐社会是南辕北辙。　　

　　

　　第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象公务员这样高的工资水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适应？与广大群众的工资水平是否协调？物质是思想的基础。收入有如此巨大差别的不同群体，能思考到一起去吗？穷人问富人：没有饭吃怎么办？答：为什么不吃肉！这已不是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能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能不忘？这是政府脱离群众的关键原因。公务员行业的集体高工资结果必然是集体走向腐败。　　

　　

　　第四，凡事都要计划好后路，所谓走一步看二步，这就是持续性。想当年朱总理要“高薪养廉”提出“三年翻一翻”时，就有人问后任总理怎么办？好人不能让你一个人做。公务员们现在是放心了，因为后继总理都会为你们加工资。但是老百姓却有担心。近十年来国家GDP的增长率是8%，而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率（复式）可达25%。可谓给于集体（连同退休干部）“高薪养廉”了。结果怎么样？贪污分子更多，贪污数额更大。1988年公布的全国3起落马高官（苏州市副市长唐人即其一），当时案值仅2万以下；而现在动彻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也是苏州副市长姜人杰的案值1.1亿元。山西省繁峙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县科级局长）贪污金额高达2个亿，完全可创“吉尼斯世界记录”。真是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心态越来越觉得应该，手段越来越公开，花样百出，简直是无所顾忌，无耻之尤。这不能不说是“高薪养廉”的结果，是应该追求责任的。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决不是这个样子。培养特权阶级并没有什么好处，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好好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断送在苏共自己培养的特权阶层手中。前车之鉴，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关键是高层）的注意。　　

　　

　　 第五，对于企业退休干部本身。企业退休高工大约有六十万（与右派分子差不多）。与退休公务员收入的巨大差别，使他们难以面对社会、家庭和自己。现今社会，如何评比一个人的贡献和价值？以前有句话：工作不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再拿这句话来说教，真是自欺欺人了。公务员们认为他们是“物有所值”。那末企业退休高工就是“毫无价值”，只能活该如此了。从参加工作时的“热血沸腾”，到现在直降至“冰冷到心”。企业退休干部不仅面对的是物质待遇低下，在精神上更是受到侮辱。他们受人愚弄，遭人遗弃，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损害使这些老人能扛到几岁？结果当然是死一个少一个，按政府说法是“自然消亡”，问题就可不了了之了。所以有人骂这是“过河拆桥”、“卸磨斩骡”也情有可愿了。　　

　　

　　 但是，这些老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如同右派分子一样，一直影响了五十余年，还要影响下去。至少他们的家人、子女、小辈、同学、同事、朋友，对他们的身份、学识、功劳、贡献尚能知道。但不知为什么管理精英们却忘记了。一直说要“以人为本”，政府如何面对企业退休干部这个几百万人的群体？养老金如此之低说出来真是太难相信，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然落到如此地步，还不如政府部门内一个浇花扫地的真公务员。所以企业退休高工养老金过低这是一个掩盖不住的事实。这种过大的不公正政府能讲出什么理由来？　　

　　

　　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所以凡事不能都推给市埸，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政府当然应该承担起主导作用，根本上说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责。组织生产的职能倒是应该逐渐退出的，千万不能本末到置，该做的不做。分配不公解决的方向性和时间性体现了我们政府的服务宗旨和调控能力。　　

　　

　　所以，一个企业退休高工养老金过低的问题将会影响到这些老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到许多人对分配不公的看法，影响到高尖人材的流向，影响到生产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到社会和谐，影响到政府威信，因此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四)企业退休干部的维权行动　　

　　

　　 据社会学家称目前我国已形成的社会阶层有：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②经理人员，③私营企业者，④专业技术人员，⑤办事人员，⑥个体工商户，⑦商业服务从业人员，⑧产业工人，⑨农业劳动者，⑩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企业退休干部的地位在哪里呢？原本应该归属于①和④，而现在基本归属于⑧产业工人里，到了社会最低层。再则，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象中石油中石化的已经很少，大部分的产业工人已在私人企业里，包括农民工。2008年全国私人单位的平均收入是元，含加班费、冷饮费、甚至卫生费等。社保养老金的基数还远比这个平均数小。企业退休干部要去分这杯羹抢这碗饭，和他们的应有地位和贡献怎么相称？何况社保是统筹的，干部多拿工人就会少拿，统筹里搞贴补很不妥当。　　

　　

　　企业退休干部的维权活动从“三年翻一翻”时就已开始。首先是“军转干”问题。2000年中央军委决定从2000年起军队干部的转业只到机关不到企业。这就是说从2000年起企业就不再有新的军转干人员了。那末以前的军转干怎么办？2001年上访要求定位，当年文件：未退休的立即全部调机关。当然退休时就是机关待遇了，这批人是曾经到过企业的最幸运儿，现在的退休金是6600-7800元。那末已退休的军转干怎么办？2003年上千军转干到北京上访要求恢复部队身份。五部委接待17个代表，争论了10余个小时，当时没有答复。但当年29号文件即为企业退休军转干补贴。2006年调高补贴。2008年再次调高补贴。现在营级500元，团级600元，师级800元，由地方财政补充。这是企业退休干部中的第二个好（第一个好是离休干部）。但是与政府退休人员相比还是差几倍，并且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如医疗等并未解决。军转干问题的解决是由上而下的，并且有现役军人作为后盾；而我们的问题则是由下而上，困难也就在此。　　

　　

　　同时（2001年），企业高工就有人上访。后来浙江省有一千余人联名上书，委托九三学社主席韦德启带到北京。韦本人也写信，三个部份：⒈企业退休高工功不可没，表现在他们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开发），他们是企业技术的培训者。⒉退休时待遇太低，当时只有机关的1/3。⒊提出了提高方法的建议。国务院要下属研究方案，逐有了从2006年起向高工（含高经、高政等）倾斜5年的政策（各地情况不同，苏州是每年50-70元）。　　

　　

　　2007年春，社保部刘永富副部长（此人是非常同情企业退休高工的）在答记者问时专题讲述过企业高工问题。主要是两个文件有矛盾：83年国务院有个文件，规定了企业高工的专家待遇；而93年深圳有个地方法规，将企业所有职责人员统称为企业员工，一律相同对待。不久全部参加社保，企业与个人都要交纳养老金（公务员是不参加社保而只参加医保的）。他承认发展的结果没有预料到，他讲不出机关干部与企业干部退休后会产生如此巨大差别的任何原因，他承认当时想这个群体会“自然消亡”。解决办法是想从社保结余的几千亿中拿出一些来贴补。不久刘副部长就调到甘肃省当副省长了。　　

　　

　　到2008年，黑龙江省有个叫江雪的退休高工（此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敬佩），发起组织了一个叫《退休高工之家》的网站，发表了各地退休高工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与社保部的交涉过程，09年春夏有14位退休高工到北京上访，社保部全数接见，表示了同情与关怀。按规定集体上访只能进5人，而我们是全进了。答复是：1，你们的问题国务院已下了指示，正在研究；2，你们反映的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与事业单位有可比性；3，女高工的损失更大些。上访结束后江雪又动员了全国万余名高工写了封给中央的联名信，申诉了理由和要求。当时的劲头使得许多天真的高工都已热切地希望在建国六十周年前拿到新发工资和补发工资了。此信已通过社保部的罗司长转达中央高层。罗司长也是非常同情退休高工的。不过此网站的首页近来点不上去，不知维权的进展情况，而只知道社保部现在的办事人（胡副部长）说过，“高工问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解决不了，要慢慢来”。所以维权的前途还看不清楚。 　　

　　

　　 2010年退休金调整方案春节前已出台，完完全全老样子。常言道“不怕县官，只怕现管”，胡副部长说话是算数的。真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奈何奈何！对七老八十的人说慢慢来，把你吊着，寻寻开心，不负责任，良心何在？工作效率何在？而公务员自己加工资，一年可以翻一翻，对比如此明显。　　

　　

　　企业退休高工有六十余万，参加革命时间是解放初至1970年（以后有段空档），年令段大约是65至80岁。今后每年死他五六万，再过十年也就所剩无几了。确实可以慢慢来，由自然消亡来解决矛盾。再说通过这十来年的维权，许多人都已筋疲力尽，死去活来，不少人已到马克思那儿告状去了，能再坚持的确实已经不多。不过今年社会条件略有好转，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经淡化，公务员们的阳光工资已经一轮结束，第一季度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上涨30%以上，社会矛盾激化升级，政府高层己有要扭转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想法，要使工人们体面劳动，等等。这又使企业人员看到了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