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技服务：在改革中沉沦

　　

　　——从猪肉涨价谈起

　　

　　从去年开始，国内市场上肉制品价格一路上扬。根据市场调查显示，猪肉、羊肉、鸡肉和鸡蛋的价格已经分别从去年的5.5元/斤、15元/斤、3元/斤和1.8元/斤上涨到现在的10元/斤、25元/斤、6元/斤和3元/斤。肉价上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那么，为何肉价会上涨得如此之快？为何猪肉供应会如此紧张？这里面就不能不追溯到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农技服务体系所陷入的困境。

　　

　　税费改革之前，乡村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农技服务体系。乡镇一级设有农技站、农机站、林业站和兽医站等涉农服务机构。在村里面，一般还设有专门的科技副村长、家禽家畜防疫员等农技服务人员。此外，村组干部也肩负着对农业生产进行督导、服务的责任。正是这一健全的农技服务体系为农业产生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税费改革尤其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推进，乡村农技服务体系也开始逐渐陷入困境。各地方在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大肆裁人减员。其中，农机站、农技站、兽医站、水利站等涉农服务站所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乡镇的农技人员减少了，农技服务工作也大大缩水。在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的同时，乡镇政府还提出了进行农技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口号。然而，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灵丹妙药。它也未能扭转农技服务体系走向崩溃的局势。

　　

　　2007年7月，我们在河南省扶沟县崔桥镇调研了当地的农技服务尤其是基层防疫体系状况。在2005年崔桥镇实行乡镇机构改革之前，兽医站有17个工作人员。当时的防疫体系比较健全。其一，兽医站有专门的包区干部，抽调出5个人分别总体负责全镇5个区的家禽家畜防疫工作。除此之外，每个村还有专门的村级防疫员。他们不仅要给村民的家禽家畜打防疫针，还要负责向兽医站告村里的疫情情况。农民的家禽家畜出现疫情，可以很方便地去找村里的防疫员。防疫员了解情况后，需要迅速向上级主管部门汇。然后，上级防疫部门再组织工作人员对出现疫情的家禽家畜进行检查、化验，布置疫情监测和防治工作。防疫员成为连接农民和乡镇防疫部门的重要纽带。他们的工资由村提留负责。在每个月例行的防疫日里，兽医站的工作人员都要到村里去了解、检查疫情。此外，每年的春秋两个季节还要开展大型防疫活动。防疫员负责给村民的家禽家畜打防疫针。一般要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另外，这些防疫员还要定期不定期到畜禽产品交易市场上去检查疫情情况。

　　

　　实行改革之后，兽医站被撤销。归并到镇里新成立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从以前的17个锐减到目前只剩下1个人。兽医站工作人员减少了，村级防疫员取消了，以前的防疫体系也随之解体。改革不仅没有提高工作效率，连防疫工作也没有人做了。村民的家禽家畜出现疫情时，他们只好去找一些私人兽医。于是，个体兽医、私人经营的兽医门诊部逐渐增多。然而，其中有很多私人兽医门诊营业不规范。有的是技术不过关，有的是收费过高。我们在村里调查时，许多村民反映，以前请防疫员给家禽家畜打针一般只要一两块钱，但现在找那些私人兽医，动不动就要几十上百块钱。而且很多兽医技术不过关。“看不好病，（家禽家畜）死了也不好找他们赔”。家住杨岗村4队的村民杨卫凤，已经有十来年的养猪历史。现在家里还养了十几头猪。以前猪生病时，请了几次私人兽医来打针，但价格非常高，“打一针三十多块钱”，而且没什么效果。由于觉得私人兽医收费高，而且不可靠，无奈之下，后来猪生病了他就自己买来疫苗给猪打针。有时候有效果。但有时候自己打不好，猪就死了。农民自己给动物进行防疫的这一极端行为，无疑是对当下乡村基层防疫体系的深刻反讽。但问题是缺少防疫知识的农民自己无法担当防疫职责。

　　

　　与农技服务市场化当中出现的问题相比，农村基层防疫体系崩溃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乡镇机构改革之后，农村已经没有定期从事疫情监测和预防工作的防疫员。再加上村里的防疫员一撤销，农民与乡镇防疫部门的连接纽带也随之断裂。农民即使发现疫情，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方便地跟村里的防疫员汇。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仅剩的一个工作人员也难以掌握农村的疫情状况。当上面了解到农村的疫情时，这时疫情往往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家禽家畜疫情又大多具有传播速度快的特点。疫情信息工作的严重滞后无疑会大大增加疫情防治工作难度。除了防疫人员缺乏之外，农村基层防疫部门还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据崔桥镇防疫负责人称，2006年上面拨付给崔桥镇的防疫经费为4300元。这点经费购买一些防疫设施和器材之后，就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崔桥镇只好缩小工作覆盖范围，选择两个村作为“重点防疫村”，剩下的村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崔桥镇总共有34个行政村）。以前的常规性防疫活动已经基本停顿。只能等到疫情出现之后（往往已经非常严重），在进行蜕变为运动式的、事后应对式防疫。该防疫负责人表示，现在“经费紧张，很多事情都办不了，没钱没干劲，得过且过。”

　　

　　2006年，崔桥镇当地生猪也流行“高热病”。由于预防和治疗不及时，许多农民家里的猪都死光了。家住杨岗村3队的杨文强去年养了40多头猪。由于患上“高热病”，全部死亡。损失4万多块钱。家里由此欠下沉重债务。今年村里还给了他家一个低保名额。肆虐的疫情让农民尝尽了亏本的滋味。许多农民都已经不再饲养家禽家畜。据崔桥镇原兽医站站长透露，从2001年到乡镇改革开始实施的2005年，崔桥镇全镇的生猪存栏年均为3万头。而2007年该镇进行农业大普查时，全镇的生猪存栏已经骤降到6108头，黄牛和羊分别只有7810头，家禽只有8100只（这次农业大普查是在2007年1月份进行的，这些数据实际上是表明了2006年的情况）。如果我们了解当下中国农村基层防疫体系的状况，那么今年的猪肉、羊肉等肉制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崔桥镇的兽医站改革及其防疫困境只是整个乡村农技服务体系状况的一个缩影。但透过这个缩影，我们也足以窥探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技服务状况。同处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学界称为‘湖北新政’）的同时，也于2004年进行了农技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实行“政府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改革原则。但改革之后的湖北基层农技服务机构也同样未能摆脱“学习停了，下乡少了，工作没有激情了”的尴尬局面（参见《湖北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现状调查》，县域经济论坛）。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之后的乡村组织已经从传统农业当中大步撤退。诸如春耕秋收、防虫治害和抗旱救灾之类的“琐事”已经无人问津。对于乡村组织从传统农业服务撤出的情况，崔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曾经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说：“传统农业诸如小麦、棉花之类的都是常规种植，没有新的内容，老百姓都知道了，不用跟他们说了。”的确，“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这句谚语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以前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都没有“学会”种地，需要乡村组织进行督促，而恰恰在这几年就“学会”了，不用督促了？这里面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别样的讽刺意味？况且，农业生产并不简单地局限于耕地播种，其中还包括许多复杂的技术（比如打药防虫防疫等等）。这些技术都不是一般的农民所能够轻而易举掌握的。如果说这些生产技术的掌握都是农民的私事，那为何像防虫治害、乡村水利、抗旱排涝之类的公事许多地方也“置若罔闻”呢？乡村组织从传统农业生产撤退之后，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但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却得承受乡村农业服务体系崩溃所带来的损失。我们调查发现，乡村组织从传统农业生产服务领域撤退之后，农民也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许多农民反映，“以前棉花怎么打拨，怎么施肥，怎么打农药防虫，都会有人告诉你，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事情了……，即使来了大虫灾，许多人也不知道怎么防治。”“以前种果树之类的还经常有人来进行技术指导，但现在都得靠自己去弄，弄不好就得赔本。”所以，当乡村组织撤退之后，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户如何应对防虫防疫、排涝抗旱之类的农业风险，可能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少地方政府从传统农业生产服务退出之后，转而提出发展、服务高科技农业和高效农业的口号（扶沟县崔桥镇这几年大力发展大棚蔬菜）。这样的转变究竟是乡村组织治理理念的主动、实质性转型，抑或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无奈选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转型对于众多普通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到底是福还是祸？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乡村农技服务体系改革的困境，究竟是市场化的宿命，抑或是市场之外的东西在起作用？基层防疫部门的工作方式从以前的常规性防疫活动到运动式的、事后“亡羊补牢”式防疫的蜕变，工作态度从主动到被动的转换，这无疑会给乡村基层防疫体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农技工作人员锐减的同时，农技服务工作量也大幅度下降甚至陷入停顿状态。精简机构、减少支出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却遥不可及。这里就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农技服务体系陷入困境，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致？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是否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可以实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政府如何肩负起市场监管责任？从乡村基层防疫体系变迁来看，市场是消极的，只能肩负起治疗功能，而无法担负疫情预防和监测的职责。家禽家畜出现疫情之后，农民可以去找个体兽医。但对于农技服务尤其是传播速度非常之快的家禽家畜疫情来说，预防的功能远较治疗重要。私人兽医可以给农民提供疫情治疗的有偿服务，但他们不会也没有义务主动去承担疫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而且，基于利益的考虑，家禽家畜出现疫情正是这些私人兽医所愿意看到的（这样他们可以赚取更多利润）。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并不宜从农技服务当中全身而退。市场化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除了市场化之外，我们是否还缺少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