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之八）
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之八）
何 新
第三十三篇 何新与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的谈话
（1993年1月）
一
托夫勒：感谢您在星期天的下午来和我交谈。我接触了一些您的著作，您的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何新：谢谢！有机会与您就世界前景问题交换意见，我想，哪怕就是在深夜也是应该来的。
托夫勒：我们现在交谈的时刻，在世界历史上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种变化目前正在发生。包括在中国、日本、美国，以及前苏联，许多巨大的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不同的国家，正在向着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变化着、发展着。您认为，中国在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力量和主要的国家的关系方面，未来将如何变化？具有什么特点？
何新：在此之前很久，托夫勒先生的几部主要代表作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我有幸在几年前就读到过您关于世界前景的一些预测和看法。我注意到，关于世界的前景，您曾经与一位记者谈过这样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说法：您说您对于世界的未来，虽然在主旋律上是乐观的，但是在许多重要的副旋律上，却是极其悲观的。
托夫勒：因为人们看了我的书后，觉得我对世界的看法很乐观。但实际上在我的书中，在字里行间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世界有那么乐观的看法。我认为，世界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这意味着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有10亿或者20亿的人将摆脱贫困，从这点来说是有乐观的成分。
但我认为世界不会永远沿着乐观的直线发展下去。我也不相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冲突出现。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共同面临很多巨大的困难。现在有些人正在以武力、暴力的手段试图来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面临的形势具有很多危险，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武力或暴力冲突。人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必须把这些武力或者暴力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二
何新：我个人对世界前景与托夫勒先生一样，至少就短期来看，是相当不乐观的。
托夫勒：我对近期的世界展望也不乐观。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与你是有共识的。但我的问题是，今后冲突的焦点，也就是最解除的点是什么？
何新：刚才我谈到悲观和乐观的问题，是因为您的几本书在中国引起了一些误解。这种误解就是中国的很多读者，在阅读了您关于新世纪和新文明展望的著作以后，普遍对于世界的未来，特别是对于近期的未来，持有一种相当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许多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种将超越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的黄金时代。
托夫勒：那是他们没有仔细阅读，或者说没有领会我的书的精神实质。
何新：我指的是他们对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解。很多中国的读者认为，人类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对世界历史来说，技术上非常进步，使得现有的工业文明都完全过时的新的乌托邦时代。但是，我也认真阅读过托夫勒先生的著作，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误解。
托夫勒：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的生产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生产形式的变化，会伴随着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变化，比如说可能会引起战争。国内战争，也包括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各种其他冲突。
人们对于我的书或者我的见解发生误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异彩纷呈、各个国家情况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缺乏认识。我的意思是，未来生产形式的变革，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很多人认为，一种工业上的改革、进步，好像增加了各个国家在工业状态上的一致性，好像使它们都将成为一样的——实际上当然并不是这样。虽然都在发展，但各个国家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发展变化着。美国将不可能变成日本，中国也不可能变成美国。自然中国不可能总是现在这个样子，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样子，它在变化发展，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何新：从托夫勒先生的书中，我看到的基调，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进化论。
托夫勒：但是这种进化的步调有时是无形的，有时是一种波浪式的。
何新：（笑）关于社会是波浪式的、曲折地向前发展的这个哲学观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毛泽东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观点，一直是这样教导人们的。
托夫勒：您说的社会波浪式发展是对的。我刚才强调的是，历史中常常会出现许多令我们大为惊奇的事情。有些头脑简单的未来学家，总是乐于把过去与现在两点连成一线，然后延伸出去就认为能够达到未来，这是不对的。
三
何新：我同意托夫勒先生对于世界前景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式的，也不会是单一线路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的时期，一个严峻的时期，困难的时期，诡谲难测的时期。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像有些未来学家所预言的），倒似乎是面临着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未来的前景中具有非常复杂和难以测度的多种可能性。而在可以展望的近十年内，严峻的成分似乎要远远大于令人乐观的成分。
托夫勒：我想问问您认为中国的前景中有多少乐观的成分？我过去曾经与一些中国人交谈过，他们似乎都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还会直线性地更快地发展下去。我很想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何新：你要知道我在中国是属于离群索居的一族，很少与表面上十分活跃的那些知识界贵族来往。像您谈到的这种乐观的看法，我有的时候在纸上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把它翻过去不看。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天真。我认为这些人没有充分看到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发展进程愈快问题就愈复杂。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也面临着非常复杂严峻的多种挑战。
托夫勒：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未来最艰难的，或者说最危险的挑战是什么？
何新：我看到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只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要看到一线希望也要为之奋斗，如此而已。
至于您刚才问我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也是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罗马俱乐部那些专家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落后国家达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可能性，或者说资源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世界市场的可能性，在今天似乎正在趋近某种“极限”。（指罗马俱乐部的告《增长的极限》）
托夫勒：您是否说这种发展到了一种尽头？还是说经济本身不会再发展了？
何新：不是，经济本身会发展，但是提供这种发展的某种条件，或者说是发展所必须的世界市场空间，现在越来越狭小了。
托夫勒：为什么会这样？
何新：我在读了托夫勒先生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那些著作以后，我曾产生一个想法。也许我的这个想法，只是我个人对于您的命题的一种主观发挥。我认为，所谓后工业社会，它所指的另一种意义，就是从19世纪以来，非西方社会试图按照西方那种模式进行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已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托夫勒：您说物质的可能性，您是指自然的资源？石油、煤？
何新：当然包括这些东西，并且也包括环境作为一种同样昂贵和有价的经济资源，甚至于包括市场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
四
托夫勒：如果市场的确受到了限制，如果世界市场的规模不会再太大地扩展了，在这种前提下，中国会不会为了占据这个已经有限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跟世界上其他的力量发生冲突？
何新：为了争取和保持有限的国际市场，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不仅中国如此，也包括美国、欧洲、日本。
托夫勒：那么这种冲突有没有界限呢？就是你认为，会不会导致，比如世界战争呢？
何新：我想，世界现在在处在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也许是发生某种大动荡的前夜。我们面临着许多难以捉摸的不确定因素。各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政策，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一回事，但是在历史中也存在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力量，那些难以测度的力量将如何左右形势，这又是另一回事。
托夫勒：您能不能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何新：比如说在前苏联。我想戈尔巴乔夫在当初设计他的改革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在四五年以后，会使他的国家以至会使他本人遭遇到今天的局面。这就是一个例子。同样的，历史并不终结。叶利钦今天所追求的目标，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所追求的一些政策目标，在五年或者若干年以后，将会导致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现在也是很难预言的。
托夫勒：那么邓小平能够知道吗？
何新：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与一些平庸的政治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他们活动的时代中，对于历史进行塑造的可能程度，要远远大于那些平庸的政治家，这是戈尔巴乔夫一类所不可比拟的。
托夫勒：那当然。否则我们就不会把邓小平称之为伟人了。你讲的这就是伟人的定义。但是，如果未来的这种变化超出了国家意志的控制范围，超出了个人意志的范围，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就更难生存了。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我新出版的《大未来》这本书？
何新：我曾注意到你这本书中，关于中国有一个预言。
五
托夫勒：我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我曾多次访问过日本，但是每一次访问，我就更明白我对这个国家真是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对中国了，每次来都很不一样。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你们这个国家。中国对于未来世界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您刚才说保证世界未来发展变化的资源和物质都是有限的。但是我看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识，知识的发展恐怕是能够超出这些物质的范围，这种限制的。
何新：我注意到您在《大未来》里面对于知识构成权力三角型一极的那个看法。我也很赞赏您对于知识的推崇。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如果以百年以上的时间作为尺度的话，我赞成你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乐观论。
但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我想提出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知识、技术在应用起来是有代价的。在市场经济当中，知识和科技的代价，有的时候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即使科学家已经创造了某种知识和技术，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许多人还是无法或者没有钱来使用它，用不起它。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科技就是利润，应用科技就可能创造利润。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有了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只要使用科技就能得到利润。例如现在在农业就有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没有提高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而是采用这些手段——就会提高生产成本，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又面临农产品过剩，结果反而导致没有利润。在国际市场上，在美国、西欧，也包括在近年的中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会约束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应用。
在你的《第三次浪潮》中，曾谈到后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小型化、分散化、手工化，许多使用者自己动手加工小产品。这是一种反工业化、反科技主义的情况。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与现在的发达社会中，高科技带来高成本以及高价劳动力这些情况有关。简单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当中，应用知识和技术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了。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知识产权的问题，更加剧了科技应用的昂贵性。
托夫勒：但是这未必会阻止知识和技术的普及。我可以给你举一个涉及我个人的例子。比如说我写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被大量翻印，但是没有人给我一分钱。现在科学、技术、信息这种成果散布得非常快，几乎无法保住什么秘密。
此外，在科技发展方面，我不认为中国必须要依靠进口或者依赖其他国家的思想、知识或者资源。中国自己就可以作为科学发展、思想发展的源泉，中国自己就可以作为生产者，它有这种潜力和能力。中国不仅是一个知识消费者，它还是一个制造者。
有价的知识也不仅是科学和技术。比如在美国，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这最重要的工业组合之一就是百老汇（电影业）。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不喜欢看电影，但成千上万的人会花很多的钱去看电影。这是一种不可触摸的产品。文化的产品或者文化的生产，过去一直是从西方往东方流动。那么，现在它可能会由东方流向西方。列宁就曾经写到过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已应用一些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这就是一种飞跃式的发展，跳跃了一个阶段，而不是自己从头来研究。（笑）我引用列宁的话，不那么受人欢迎。
何新：托夫勒先生的书在中国和世界上赢得这么大的读者群，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件奇迹。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正是美国文化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功的一部分，是一种渗透性的成功。
我看，20世纪的美国文化通过类似百老汇这样的信息工业，为人类世界塑造了一些现代的图腾。用你们举世无双的广告手段，征服了很多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一些新的图腾，其中一个图腾就是政治民主主义的图腾，在文化上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图腾，在经济上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图腾。我这样讲不是不恭敬，我说的是在第三世界当中相当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中。
至于知识能够改变世界，您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神话学家。那么我想说，神话与图腾也能改变世界。神话与图腾也是一种信息。在远古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您看，这是我对您的《第三次浪潮》的一个反论。
六
托夫勒：如果我们所有的看法总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互相学习。现在让我们把话题集中到关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用以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巨变当中，日本也在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美国也一样。在这些变革当中，您看这三个国家今后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您是怎么看的？
何新：我认为我们这三个国家，正在被世界经济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但是联又联不紧，分也分不开。这将是一种不断发生矛盾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我们三国互为对方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对方市场中总是有得有失。于是就有矛盾。
的确，当前这三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改革，或者面临着变革。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我想，美国人民这次选择克林顿作总统，正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位将给美国以一种新的改革理想和希望的总统。我在前几天的纸上读到日本宫泽首相最近提出了所谓“宫泽主义”，认为日本的关注点，今后应当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即由过去以北美西欧为重点向东转移。这似乎也意味着日本的内外政策正在进行某种意味深长的调整。
托夫勒：我们现在要谈谈军事上的问题。你知道现在日本宪法中关于它的军事行动还有许多限制。人们现在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该在军事上也有所作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新：我观察日本的动向，我认为日本人肯定可能正在考虑做出某种战略性的调整。首先就是以参加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形式，来逐步地修正宪法里对于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约束。我认为肯定有这样的动向。
但是我认为，尽管有这样的动向，或者说有这样的战略考虑，这还并不能变成一种政策现实。还不那么容易！这里面既有来自日本国内的制约条件，也有来自国际上的，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甚至也包括作罗斯的非常强大的制约条件。以对于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的国际关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日本要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成为军事大国，虽然在主观上他们有愿望，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托夫勒：为什么呢？
何新：很简单，如果在目前国际条件下日本人一定要那样做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要打仗。
托夫勒：我并不是在暗示说日本已经在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即使在日本的国内，他们的公众舆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日本人民是要和平而不要战争的，他们自己就会形成一种对于战争的限制力量。
但是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地把你们的军事设施和军队进行现代化的装备，而且着重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进行现代化。从作战的角度来看，日本是有很强大的科技力量和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实力的。如果他们决心选择要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何新：从技术上、经济上看是容易的。但从政治上来看，又是不容易的。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条件来看，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必须补充一句话，这一点我们一开始时就谈过了——目前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政治的结构，正在发生非常重大的全面变化。美国在变，中国在变，俄罗斯在变，亚太地区的整个战略形势也都在变。那么在这种变化后的各种可能性中，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日本在未来重新军事化。
托夫勒：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会有什么反应？
何新：那种局面目前是不好设想的。这里有四个大国的因素，就是中、美、日、俄。可能形成三种组合：中美对抗日俄，中俄对抗日美，以及中日对抗美俄。而从全球的范围考虑，又不排除也许会有中、日、俄联盟对抗美国或美欧联盟的可能性。情况非常复杂，经济政治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目前实在难以预测。还有一种情况。你在《大未来》那本书中结尾的部分，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你曾经谈到了中国将来演变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将被分裂成许多区域性的、独立的小一级政治和经济单位，或者说“国家”。（见《大未来》中译本第438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如果发生这种变局的话，那么日本就一定会得到条件发展成为远东最强有力的军事大国。那时日本甚至有可能与其他西方大国一起，伸进手来控制一部分中国大陆地区。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将克服所面临的许多麻烦和问题，永远不发生这种分裂的局面，而始终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矗立在日本的旁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很难得到重新军事化的国际条件。把握远东战略重心之权将在中国。
七
托夫勒：我们现在谈更大一点的范围，把美国也考虑进来。在包括整个美、日、中的大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现在在美国和亚洲，都有人提出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使得太平洋地区都出现了这种保护主义的现象。你认为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中国是否可能会被挤压而分散化？如果受到这种压力，你认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现在这个保护主义还只是一种建议，并没有全部实施。如果一旦实施，您认为会怎么样？
何新：我已说过，就我的观察所及，中国未来发展的确仍面临着很复杂的各种可能性。至于说外部地区的保护主义是不是会使中国分裂？那么我想要问您指的是哪些地区的保护主义？是否主要是指美国市场？是否就是指美国施加贸易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政策？也许美国认为在这种政策下，与美国经贸联系较紧密的地区——如东南沿海，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基于要求独立出去？对这个问题我还要考虑考虑。
但是在亚太地区目前还有另一种保护主义的呼吁。例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已经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经济共同体。
托夫勒：您刚才说的马哈蒂尔谈到的经济共同体，是否将排除美国？
何新：我看他的方案似乎是准备排除美国的，甚至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保护主义的。所以他的主张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
托夫勒：您认为他的主意好不好？
何新：当然比美国市场的保护主义好。但是，我引用他的设想只是说，这也是这个区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个人对亚太将来是否会形成某种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目前还在研究，还没有形成肯定的看法。
但是，将来的世界形势的确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世界市场被分割成若干大的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目前能够看到的，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组成了美加墨的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在1月1日达成了某种合作方案，最近德国有人提出了让欧共体更扩大一些，把东欧包括在内建立大欧洲的设想。在亚太地区，将来也有可能形成某种经济共同体。现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好几种不同的设计和方案。比如说和马哈蒂尔的方案相平行的，现在还有关于华人共同体（大中华经济圈），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在韩国和日本方面，也提出了吸纳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州的东北亚共同体的设想。最近东南亚的东盟国家，宣布它们已组成了东临界共同体。在北非，我们看到马格里布贸易区正在筹组当中。在伊斯兰地区，也有人提出把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组织在一起的方案。在南美，经济共同体也在筹组中，等等。总之，这种区域化的跨国市场割据，正在成为20世纪未来世界经济政治中一种极其引人注意的大动向。由这一方面看，未来世界不是在走向多极化，也不是一极化，而是愈来愈分散和混乱。也许是一种无极化。
托夫勒：这种区域化的趋势也可能并不会进一步发展下去了。比如说在西欧，欧共体关于统一货币和建立统一银行的事情就受到了公众很大的阻碍。所以这种趋向很难说会顺利进行下去。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和途径，不可能互相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区域未来会变得紧密起来或者分散化。问题在于，比如说中国现在正在争取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需要美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但是如果双方都关闭各自的贸易边界，那么情况你认为会怎样？
何新：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导致世界历史发生一个很重大的转折。
托夫勒：那是什么样的转折？
何新：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从旁观察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辩论。我感到惊讶的就是，那些议员先生在倡仪停止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我看他们对于这个政策所将给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连锁变化，似乎估计得很不足。
简单来说，假定美国取消了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话，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并不会灭亡，而仍然会寻求自己国家和民族经济的继续生存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迫使中国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和做出一系列反应。这种反应无疑地将使中国周围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又会进一步带来世界全局形势的深刻变化。
托夫勒：您说可能会影响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你可以具体地说一下怎么样影响吗？
何新：我想中国政府一方面肯定是在积极地争取继续获得最惠国待遇。但是我猜想在我们领导人的抽屈里面，也一定放着一些应变方案。我很难设想这些应变方案的具体内容。我只是相信，假如真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中国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上，在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上，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必定将会改变世界的形势。
托夫勒：你估计有没有包括对外卖导弹这一类的方案？
何新：我不知道：但我想提示一点，我认为回顾1949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可以说在一些最重大的方面，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转变，而带动了其他一系列世界性的变化的。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在1949年以后，就已成为决定世界历史究竟如何旋转的一个主要轴心。
托夫勒：是的。
何新：如果没有70、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的话，就不会有苏联后来的变化。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也就不会有日本奇迹和所谓亚太四小龙的兴起，等等。现在这个中美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也就是将决定世界历史这样旋转或者那样旋转的一个中心问题。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我认为美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对于中国人，常常过低地估计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求生意志和生存能力。我衷心希望在美国新总统的任期内，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不要犯这种错误。因为这将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
托夫勒：我并不赞同那些常来中国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看法的那些美国专家们的观点。我并不欣赏很多来自哈佛或者来自麻省的经济学家，在日本、中国到处游说。我也并不特别赞同世界银行的一些做法，我并不热衷于这类事情。我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应该在更深层上了解美国的政治。
其实美国人民也不是对美国的政策、国内的政治都具有非常一致的看法。美国人并不是都用同一个声音讲话。他们也并不是总有一个很长远、完整的长期打算。他们只是每天对新出现的事情进行议论，对不同的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认为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想法，这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人即使对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是一种生物群体，每时每刻在经历着各种变化——它并不朝着只是由少数几个人决定的一个直线方向发展。
何新：（笑）是这样吗？
八
托夫勒：现在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亚太地区即便在经济上不是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的话，那么在军事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沿着中亚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到印度、中国，甚至到北朝鲜，这一地带现在到处都分布着核武器。北朝鲜可能正在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亚太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域也是一个被核武器包围的区域。问题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何新：这种情况自然不好。也许将来地球上会出现一种核游击战的局面。但在目前，我看一些国家尽管有自己的核武器，第一他们不会用来自杀，第二恐怕也不会主动攻击别人。除非是在绝望的情况下，人们不会使用这种武器。假如大国不准备攻击他们，似乎对这种情况目前还不必有特别多的忧虑。
托夫勒：谈话一开始的时候您显得比我悲观，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却好像倒过来了，我显得比您更悲观一点。您却反而成为一种乐观主义了。
何新：（笑）这也正是我想补充说一下的。
如果世界按照目前的一些趋势继续演化下去的话，我看全球范围将发生无数的大小战乱，进入一个“战国时代”。甚至局部的核冲突都很可能会发生。在今后的30年内，确实有可能发生。也可以说打核战争的危险现在比冷战时期反而更加现实了。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地球上会出现这种可悲的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生存正在变得比过去更加艰难和昂贵。有些国家越来越难活下去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总的哲学问题上，我还是比你悲观。
托夫勒：（笑）我们现在成了一种竞争——比赛谁更是悲观的。
何新：实际上我看到的世界情况就是，从最近十年来的变化看，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也无论是更多的那些贫穷国家，要想活得好，要想活下去，都似乎比过去要更艰难了。这就是我的悲观论的根据。总之，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代，目前正在进入一种结构性的拆除、破碎与震荡的时代。现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还是开始，我就是这样预测未来的。
托夫勒：非常感谢您与我们这样坦率地交谈。我今天收获到了一些东西。
何新：与您交谈是我的荣幸。事实上我们在书本上已经进行过一个长时间的对话了。
托夫勒：但那只是一种方式，我更喜欢现在的方式。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继续进行这样的交谈。
何新：那就请您经常到中国来吧！
托夫勒：谢谢！您曾去过古巴吧？我在拍完这个节目之前，在华盛顿曾碰到过一位CIA的官员。这个官员告诉我，他在去年一月去古巴时见到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问他：“你是不是曾参加过入侵古巴的行动？”那个官员说：“不，当时我在台湾呢。但是，正是我把俄国导弹的照片传递给肯尼迪总统的。”卡斯特罗说：“好吧，这毕竟已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英文中有一种说法，这也可能是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来的，那就是“时间足以治疗一切”。
何新：（笑）是的，对此我与您有同样的理解。
九
记者：作为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记者，我也有几个小问题，想顺便向何新先生请教。请您谈谈对中日关系的展望。
何新：我看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未来的世界政策。
记者：您对于日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何新：现在看不准。情况很复杂。
记者：那您对于中美关系呢？
何新：也是如此。不可测的因素很多。
记者：我以前看过您的一篇论文，您谈到过关于日中提携的问题，互相联合。您是不是认为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结成一个同盟，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
何新：在将来的世界形势演变中，这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记者：什么样的局面呢？请您更具体说一下。
何新：可以考虑若干种可能性。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日本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实现劳务、商品、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对外则采取某种区域保护主义。接近于现在欧共体和欧共体中的法德轴心。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对其他地区那种排他的经济共同体——比如北美经济区和欧共体保护主义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以及（西部）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制某种外部力量。
记者：您指的外部力量是指哪些国家呢？
何新：我在此不想特指任何一个国家。
记者：那么现在苏联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只剩下一个美国了。你是不是针对美国来讲的？
何新：（笑）你们不要借我的嘴，讲你们日本人想讲不敢讲的话。美国将来究竟怎么样选择它的世界地位，现在看还是一个问题。在布什执政的时候，他无疑曾考虑以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核核心，发挥美国的世界作用。但是美国现在是力不从心。巨额债务和双赤字，使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处于一种纸老虎的地位。观察克林顿的竞选纲领和他的施政演讲，他虽然反对美国走向孤立主义，但似乎主张把关注国内问题放在他的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那么，美国在将来会不会继续选择走一国独霸的道路？如果它决心这样干的话，它实际上是不是有这样做的经济能力？情况仍然在变化着，目前看不准。
当然，如果美国仍然决心照一国独霸统治世界的目标干下去，那么，我认为前面就有发生世界战争的危险。不仅在亚太地区会出现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抗衡，就是在欧洲——最近我注意到法国总理在《费加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已谈到欧洲联合起来抗衡美国的设想。
记者：以您的观点看，苏联已经解体了，将来中国会不会谋求取代苏联的地位？
何新：没有这种可能。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何新：中国领导人说过，中国的军事力量，是防御性的。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何新：对。
记者：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达不到那个能力？
何新：是在政治上没有这样的目标。
记者：那么您说的日本、中国还有和亚洲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具体联合起来的形式是什么？
何新：我刚才与托夫勒谈到过，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在亚太地区组织区域性合作的蓝图和设想。其中既有中国人提出的，也有日本人提出的、韩国人提出的。
记者：您认为哪一种形式比较合适呢？比如说我看您的文章，是否认为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相结合是一种形式？能具体地谈一谈吗？
何新：我不想谈论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至于亚太区域的合作形式，在托夫勒著作中，曾谈到过关于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他认为工业文明已经终结了。但我看实际上工业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国家的工业化——例如中国，还在大规模进行中。这也是我与托夫勒的分歧之一。
那么21世纪究竟是什么世纪？我看至少在前半世纪，世界上还有可能会兴起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具体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成功，就将导致一个新的世界工业中心的兴起。但是，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只有当远东地区潜在的物质资源，包括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物质资源，与日本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即“四小龙”）的资金和技术，还有中国自身巨大的人身储存结合起来，如果这三者终于能找到某种形式结合于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在地理上非常开阔广大的区域，就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新工业文明中心。
这将开辟世界历史中一种巨大的、新的可能性。我过去曾谈过的“东方的复兴”，就是指这种可能性。19世纪美国战略家马汉预言了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但是未来的世界战略空间，目前在由沿海边缘地带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区域拓展。决定世界未来的将是陆权时代。由海权向陆权转移的枢纽地带，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盆地的周边地带。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写一本书。但我所谈的不是近期10～20年的事情，而可能是决定未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内容。
记者：那么在未来，可能不可能有一个新的日中安全保障条约，而不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何新：在可以看见的将来不会有。但是在比较久远的将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难具体预测10年、20年以后的世界局势演变。刚才我与托夫勒谈话的时候已谈过，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看法是相当一致，就是都认为演变可能性非常复杂。那么在那些可能性里面，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这一点我现在不知道。
记者：谢谢您的回答。我想知道，我目前最想知道的就是，在您对未来的设想中，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让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
何新：如果在明天就要发生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的话，那么日本无疑会向中国寻求合作。
记者：是吗。但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能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呢？
何新：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核时代。而中国现有的核导弹技术无疑是具有某种威慑力量的。
记者：谢谢！谢谢您的回答。
时间：1993年1月10日
地点：北京王府饭店
主持人：日本富士电视台企画制作部部长森永勉
第三十四篇 论价值规律——对《资本论》的现代读解
（2008年10月）
关于价值规律——价值形成与价格实现问题，是经济学之核心问题。
价值规律应分为三个层面分析：
①价值形成规律（李嘉图——马克思规律。价值本体论）
②价格形成规律（古诺——门格尔规律。边际效益规律）
③金融资本之定价权（资本决定市场价格）
1. 价值之语义。
汉字繁体之“价”字从人从贾。价者，贾也，字根是贾。
何谓贾？语源学：贾、假、借、给古音通，系通义之同源字。贾者，假也。假者，借也，给也。有给有还谓之借（假）。交易起源于假借。假借以及偿还，实质即交换。交换而易主谓之“交易”。有偿给出曰“卖”，有偿取进曰“买”。卖者，给也；买者，取也。各取所需而两相情愿之交换，谓之交易或买卖。
贾，兼有买进（沽入），卖出（沽出）的涵义。值者，所值，对当物也。借之所偿谓之“值”（值者，得也，顶、代也）。
价值者，贾值也。假借品及交换品之所值，谓之“价值”。
2. 交换成立之前提是人类之欲求与需要。事物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决定其能否满足人类之欲求与需要。
3.人有需求之物，而先为他人已据有者，若欲取之，只有二途：或强取（掠夺、战争、索要），或巧取——即交换。
4.物品买卖成交之交换量，谓之价格或市场价格。
5.随机之交换，导致偶然定价，成交之价格有极大随意性。
而常态之交换，则必然趋向理性之定价，即均衡定价。买卖双方协商接受的均衡定价之尺度，是商品内涵之真实价值。
真实价值是虚拟实体（马克思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6.因此，商品价值之评估有二重性。一为内涵价值，一为外现的交换价值，即商品在市场中呈现之外化估价——商品之“价格”。
7.内涵价值与价格之不同，在于内涵价值是内在的、非外现的。
价格具主观性，是外现的，是商品内涵价值之外化。其实现取决于购买活动，从而转换为货币。
8.人类所需之交换品无非三类：
（1）自然产生之资源品
（2）他人制作之产品
（3）他人之劳动力（劳务）
交换经济的起源：
早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发生自然产品及其加工物之交换活动。距今约1万8千年北京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海蚶壳和赤铁矿粉，原产地分别在数百公里以外的渤海湾和宣化地区，应属交换而来。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较为确切的非货币交换的实物证据。
另外，略晚出现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地点，如山西阳高许家窑、襄汾大崮堆、太原古交镇、陕西梁山、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遗址等，很有可能是当地的石器制造与交换中心。
在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铜石并用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实物交换的范围已大为扩展。大汶口有些大墓中随葬着特别精致的物品，如玉钺、象牙梳、象牙雕筒、鳄鱼皮（蒙鼓用）、白陶等。其中有些原料，有鳄鱼皮、象牙和玉石等，都非出自本地产品，只有通过交换和掠夺手段才能得到。
而在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的西部卡若文化遗址中，则发现了贝饰10枚，系宝贝穿孔而成的坠饰。卡若遗址位于今西藏东部昌都县加卡区卡若村，北距昌都县治约12公里。宝贝产于南海，既出于卡若文化遗址，是当时存在远距离交换关系（多半是间接关系）的有力证明。由此可见，往往被低估的史前文化，其交通幅员广度及交换水平，实在让人瞠目惊异。
9.私有制，占有，占有权利，是社会交换成立之前提。
人权分为两部分。一为自然人权，生存权，即每个人与生俱来之人生需要、欲求以及获得满足之权利。二为社会人权，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之人身权利。
占有权，是社会人权。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于私有权利之上，乃是私有权利最全面扩张之社会形态。
10. 商品者，可“商议”之交换品也。商品之交换量经商议、协商决定。商人者，商谋之人也。
11.物品之稀缺性，决定其取得之难度。其取得之难度，即商品之形成度，乃是交易谈判的基础。
12.商品之内涵价值不取决于市场估价，而决定于其制作成本。商品之制作成本，形成于其生产过程中使用之诸要素。这些要素以货币估值，谓之生产成本。成本，即商品形成要素之价格总合。
13.商品原初之初始估价，并非以货币估值（尚未发明货币）。商品之形成元素只有两项，即：天然物品与人类之劳作。
因此，自然品之稀缺性及劳作难度（此二者相关联且可通约），是商品内涵价值形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14.自然品之稀缺性低，则获取容易，人类取得之所付出之劳作量则较小。
稀缺性高，则获取困难，人类取得之所付出之劳作量则较大。
在此条件下，劳作量之付出量，是比较交换品（商品）之交换量的尺度。单位商品中内涵之劳作付出量愈高，则其可得之交换物逻辑上愈多——内涵价值愈高。
因此，根本上看，正是劳作难度，亦即“劳动量”之内涵，是价值形成的原因。
15.简单交换：
实物对实物的直接交换。
在交换史上，即需求满足型交换（不计值交换/不等值交换）。
16.简单交换形成简单价格。
简单价格：如A以10个劳动日生产10件商品，则每件产品之基础价格为10日÷10件=1元/件
17.复式交换：
所谓复式交换，即间接的交换，指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交换。
需求者先要取得货币，才能通过货币交换到所需品。供货者，不是将商品直接供给需求者消费，而必须先将商品交换为货币。
18.马克思指出：复式交换中“买”与“卖”两环节通过货币为媒介而相分离，已蕴涵了原初态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原初态经济危机即供求失衡危机：买者买不到（持币待购），以及卖者卖不出产品（得不到货币）。
19.一切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即：以同等价值对同等价值的商品相交换。
（A以每件内涵价值1元的物品，交换B的每件内涵价值1元的物品。1元=1元，如果市场只有一件商品，十人待购，每人有一元货币。则该商品的潜在需求之最高价格即为：10×1=10元。）
20.等价交换规律是：以内涵价值互为等量的商品作交换。
21.马克思说，在等价规律中，蕴涵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三大基本价值，即：
自由交易，平等交换，多数优胜——自由、平等、民主。
但是，价值在市场中之二重化，价格对价值之背离，造成等价交换规律之破坏。
22.等价交换意味着等价价值品之交换，并非意味同等价格品之交换。同等价格对同等价格之交换，未必是等价交换。因市场价格之形成，受市场之需求度影响，而非单纯决定于价值之同等性。
23.先有实物交换。实物交换无需货币作为媒介。
某种交换品、商品，由交换之标的物，转变为交换过程中普遍接受的中介物，这种商品因此而成为货币。如贝类、珍珠、布匹、铜、铁等金属物、金、银等贵金属，都曾作为交易中介物即货币。
24.等价而可长久储存的，有普遍需求而不易消费的，随形大小而可分割的物品，最易作为中介媒体，从而成为交易之中介物。
历史上，贵金属（金、银、铜、铁）因具有上述性质而成为“普适价值”载体，即货币。
马克思说：“黄金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黄金。”
25.货币具有两种形态：
（1）实体货币，珍宝（宝石、宝贝）及贵金属——金、银、铜、铁。
（2）虚拟货币，某种信用证券，即纸媒货币或支票。
26.生产者间的销售竞争，迫使生产者设法降低商品之生产成本。
同时期同质产品之最低成本，意味着最低销售价格，最具有市场竞争之优势。
（此最低生产成本，即马克思所谓“社会必要劳动量”。）
27.问题是，物与物，商品与商品形态、性质、用途不同，如何计算其等价性？在交易的实践中，人们发现：产品形成度之衡量，即以物品内涵劳作量（内涵价值）相比较，可以作为商品交换计量的第一尺度。内涵劳作是即生产成本。这种成本计较，在货币发明后，可以直接用货币量作计量，形成商品之生产成本价格。
28. 劳力价值论之本质是生产成本价值。
以生产产品之劳作难度，亦即单位商品中的劳作涵量，作为价值计算尺度（斯密，劳动价值论）。
事实上，商品之质素因品质、材料、用途不同，难以折算为等量。而计量比较劳作难度之尺度，则是平均化之劳作时间。因而劳动时间之计量，必然地成为在货币发明前商品计价交换之基础标准。
（上述推理过程，也就是劳动价值论的逻辑。）
29.价值，即潜在之价格。商品在生产领域形成价值。在交换领域，形成价格。价值与价格之离异，导致价值之二重化。
30.（1）价值之形成：
成本价格（价值，物之所值，卖方价格。）
（2）价值之“实现”：交换价格
先有成本价格，后有交换价格。成本价格（供给价格）是交换价格的基础。
31.市场商品交易的背景，是商品制组成的经济社会网络，即社会分工。
社会劳动的专有化，导致社会分工。
32.商品交换体现了社会分工中劳动者劳动产品之相互交换，实质也就是劳动对劳动之交换。
社会分工，产品及劳务之大交换，导致劳动生产力（劳动力）的社会通约。
33.资本的产生：
利润是成本价格以外，得之于销售的附加值，即商品价值之增值。
利润公式：内涵价值+销售附加值（利润）=价格
因此，等价交换不能形成利润。
而不形成利润之投入，则不能创生资本。
34.资本，就是可创生利润的投资。无利润则无资本之积累。
语源分析，资者滋也，增长也。增长曰“滋”，曰“资”。“资本”者，“资”长之“本”也。
35.马克思：
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非等价物交换，虽然使商品名义价格增长，但商品间的价值结构不变，也不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新增价值并非在流通（商品交换）中产生。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通过流通但又并非在流通中产生。”（矛盾论述法，即马式辩证法。）
商品流通可不能使商品创生新值，但能产生利润，即相对剩余价值。如不能产生利润，复式交换就不会发生。
但是，绝对剩余价值，即价值新增值，只有在产业运动中产生。
36.非马克思主义之微观经济学，其价格理论完全忽视了商品之内涵价值（没有价值论和价值分析），忽视了生产成本价值之形成。
37.经济生产之增长，有实物与货币两种形态。实物增长，是利得，来自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更多生产力及劳力之投入。货币增长，是利润，来自市场交易后实现的货币利得。
38.实物之实体价值与其内涵之劳作价值常被混淆。在天然农业及畜牧业中，生产物有自然增加（实物及实物价值）之可能。但随实物总价值量之增加，其内涵劳作价值量或被稀释而减少。
39.利润与利得不同。
利得来自于生产（实物形态），而利润来自于市场（货币形态）。（18世纪）重农主义混淆“利得”与“利润”。他们把农产品种植于土地后的增生数量，混同于利润。其实，这种实物增生物是“利得”而非货币增殖之“利润”。
40.需求度创造销售可能性（潜在市场需求）。
需求度愈高，则销售愈易，销售者可索价愈高。因此，商品脱离成本，而被买者高价接受之可能性愈大。
41.需求度，决定于商品之使用价值，即效用。换句话说，商品之“效用”影响市场之“需求”。效用愈大，需求愈高。
42.所谓“边际效用”，亦即“边际需求。”
43.斯密之价值论，包涵了成本（劳动）价值论与需求价格论两方面。
李嘉图——马克思之价值论，着眼于商品之内涵价值，即成本——劳作所形成之商品内在价值，而忽视了市场需求形成的价格。
马克思完全不考虑市场需求对商品价格以及资本增长三者互动之关系，因此马克思之价值论是价值分析，而不包涵价格分析。这是马克思价值论的主要片面性所在。
44.货币运动（流动与流通）的本质是资本的生成与运动。
马克思指出两种资本的运动形式：
货币生息资本运动：货币支付（贷出）货币（通过高利贷）直接增殖。
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
45.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看，资本运动有四种形态：
（1）生息资本运动
（2）商业资本运动
（3）产业资本运动
（4）信用资本运动
46.技术之改进，机械与科技之应用，可以创造更多物质利得，同时则减少单位产品中的内涵劳作——即“价值”内涵量，导致该产品潜在价格下移。
47.首先应用新技术之投资者，在其他生产者仍使用旧技术生产时（单位产品中投入劳作量较大，内涵价值较大），则技术先进者之产品，乃因成本降低（内涵价值较小），而可以从销售中取得更高之利润。
48.市场利润的规律是：利润源自于供需之不对称，供需之不均衡。
供应愈少，需求愈大，则单位价格中于内涵价值之外可得之附加值（利润）愈高。因此，供应量与需求量构成反比例函数。供应愈多，需求愈少。需求函数之下移，导致利润之递减。
49.商品供应者的竞争导致销售价格下移，导致价格向极限价格（反映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均衡化。销售价格随供需曲线之均衡而趋向极限市场价格，意味着利润递减。
50.不对称交换，来自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
只有不等价（不均衡、不对称）之交换可以导致利润（即成本价值外之附加值）的发生。
51.不等价交换，在生产与交换两个领域发生：
在生产领域，资本以货币薪酬（工资）对劳动能力（劳动潜力）的交换，是一种不对称交换，即内涵价值不相等之交换。
工资的计量，是以对劳动能力的物质生存条件为基础计价。投资者对工人支付维持其生存条件的货币量（最低必要工资）。而投资者所购买的，是工人劳作时间。
52.投资者提供工人劳动条件（包括生产工具、设备及原料），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为投资者从事劳作。
投资者回收的是工人劳作之产品。
工人在此劳动时间内所生产之商品总量。（其价值及价格总合）是投资者之利得。此利得减去生产成本，即投资者支付于工资、原材料、设备（工具、技术）之价格总合后的差额，就是投资利润。
工劳作产品以及其货币价值，与投资者支付之工资及生产条件货币量的差额，即资本之利得（实物）及（第一次）利润（货币）。
53.马克思将资本结构（构成）分析为两部分：
（1）不变资本（指实物资本品的价值总成。它们转移到新产品中。）
（2）可变资本（指工资，因工资购买的劳动力创生新价值。）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
54.马克思的绝对剩余价值概念是指商品总量中涵有的劳动投入总量。（a×b。a单位劳动。b，劳动使用量。）
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单位商品中劳动价值（商品价格）与工资的比例。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的使用有误，他所说的实际是“总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应是指价值增量，即新产品对于资本品所产生的价值增量。
55.马克思将社会总体资本分为两类：
（1）第一部类：固定生产资料，实物生产资料（工具、原材料、交通与住房）
（2）第二部类：消费品（生活资料，农副食品及服装品）
应补充第三部类：（3）金融信用品，以及奢侈品。
相应地资本的历史形态区别：
1.第一产业，相当于第二部类
2.第二产业，相当于第一部类
3.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
56.在交换市场中，商品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的不对称性，导致具有重大需求之商品，可得到购买者较慷慨之支付。
需求愈大者，得价（销售附加值）愈高。需求价格与成本价格之差价，是商品成本外之新增附加值（第二次利润）之。
57.除生产成本价值、市场销售价格以外的第三种价格是资本期货价格。
期货之投资，是以金融手段牟利之投资。其投资目的是卖出而非购买（为卖而买）。换句话说，购买期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以投资套利，“囤积居奇”。
（战国商人吕不韦之供养秦公子，也是投资于一种政治期货）。
58.居奇者必待高价而沽出。
期货交易之本质，是金融资本之投资。期货交易形成第三价格（期货价格），此即资本定价权决定之价格。在当代金融化之期权经济中，不是成本，不是市场，而是资本预期投入决定未来商品之长期市场价格。
油价在2008年7月的一周内先涨起20%，8月后又跌去20%，反映的当然不是市场供求关系。其价格变动源于金融货资本在期货市场之短期之流入与流出。资本期货价格决定商品市场价格。
耐用消费品（包括房地产）、装饰品及艺术品之高昂价格，本质也都是资本期权投资之价格。
59.关于所谓“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即流通之货币。膨胀，即货币过多。紧缩，即货币不足。
60.流通中之货币量与物价有函数关系：货币对流通总量过多则物价上涨，总量不足则物价下跌。
（实际上，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四则运算的比例关系。100元货币对100件商品，则每件1元。1000元货币对100件商品，则每件10元。）
61.垄断。私有，独占就是垄断。
垄断之前提是私有制。垄断即独占，独家占有。垄断者可为私人，也可为国家。现在，私有化的鼓吹者在大呼反垄断——反对国有企业之垄断。殊不知，公共资源在私人资本或外来资本手中被垄断，将比在国家手中更坏。目前的房地产业巨头垄断就是例证。所以小民百姓倍受高房价之折磨。
62.垄断是保持供需不对称的手段，是高利润的条件。垄断愈高，则供需不对称之程度愈高，利润即愈高。
63.竞争结局必然导致垄断。
资本在市场上竞争，小资本失败退出市场，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大资本垄断局面的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就是资本巨头、垄断势力的发展史。
64.资本包涵：可增生产品（实物：资源、技术、劳力）和价值增殖之元素（资金）。
从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都认为：有三种“资本”：自然资源（土地及其天然产品）、人类劳务（人力）、资金。
即：土地、人、资金。而马克思则增加一项：工具——技术。
65.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工具（生产力）决定论。”
马克思认为：技术、工具的改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经济结构及生活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手工磨代表封建社会，蒸汽磨代表工业资本社会。）
66.经济生产之三要素（土地、人力、资金）。
（1）土地
土地作为资本的增产能力是重农主义的发现。这种能力使一粒种子，生长为万颗果实。但是土地作为生产资源，其产物是实物。可产生高利润之土地是以土地占有作为资本，即一项金融资产，地权资产。土地占有权之转让，所得谓之“地租”。
（2）劳动（劳动能力，智能与体能）
须区分：劳动，活态活动，创造性过程中的人力活动。劳动能力（旧称劳动力），人类的创造性潜能。
（3）资本（金钱）
资本市场，即直接购买资本品（股票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之市场。
67.货币向资本的突变。
货币有两种形态：
1、实体价值货币，作为商品的货币
2、虚拟价值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
前者是贵金属币。后者是纸币以及其他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虚拟货币，（如电子币）。
金钱（货币）本身并非资本。以金钱增生金钱，这种金钱就成为“资本”。
68.马克思指出：货币也是商品，具有四种功能。
价值尺度（价值符号）
支付手段
流通手段
（价值）储藏手段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一种信用记号。
货币是价值的载体，所以是储藏手段。
69.实物货币是商品。
纸币是虚拟商品，是信用证券。
70.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是资本的直接形态，即由金钱可以直接创生金钱。
71.货币，虚拟价值的实物表现。贷币之自我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自身可以作为商品，其交易地即资本市场。
商品市场交易商品。
资本市场交易资本。
马克思说：“在这里‘它’被看做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
72.马克思最早提出“虚拟资本”的概念。他将虚拟资本放在金融资本之下：
1、生息资本
2、信用资本
3、虚拟资本
73.资本的历史形态升级：
（1）商业资本
（2）生息资本（高利贷）
（3）产业资本
（4）金融资本
（5）虚拟信用资本（金融期货及指数化金融产品）
74、马克思说：货币资本是资本的纯粹形态。
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产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
作为资本，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
75.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
可变资本品/固定资本品=绝对利润率
资本的有机构成（有机结构）：有机构成愈高，则剥削性愈强，创生绝对利润率愈大。
实际上，现实经济运动中的利润率公式与马克思的计算方式不同。即：
总价格/总成本（涵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利润率
但在总成本中，可变资本/固定资本的比率确实提供了利润的创生空间。因此：
总价格/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利润率
利润的增减与利率升降成反比。
76 利润规律及利润平均化规律：
行业间之投资竞争导致利润率之趋向平均化。
投资之自由化，导致资本追逐高利润行业。（股票及证券市场）
资本投入的增多意味着供应增多，因而利润下移，最终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效益递减，其极限即平均利润率（在此之下得负值）。
77.平均利润率是资本竞争的产物。
马克思说：“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等于零。
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平均利润率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利息率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
78.利率与利润率的关系。
利率是利润率的尺度：利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则投资萎缩。利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则投资旺盛。
79.信用制度即借贷制度。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利率、利息率是出借货币的市场价格。
汇率即不同货币相交换的市场价格。
利率规律：借贷资本（贷款）的供求关系，决定市场的利率。
80.马克思说：“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利率转化为利息。
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总利润会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
81. 马克思说：“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作为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
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
82.股票价值
（1）真实价值应等于平均利润率（产业投资平均利润率）
（2）股值的虚拟性：
①股票之基本发行价格。
②股票之虚拟需求价格（市场需求估价，实际是对某股票投资的预期利润估价）
（3）资本泡沫的形成。（虚拟股价值对发行股价值的比例愈高，泡沫愈大。）
83.剩余价值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利润的。
利润，一是货币意义的利润，一是实物意义的利得。前者是投资利得，后者来自生产技术之增长。
（生产技术之发展，创造商品总价值的增长，同时稀释单位商品内的价值涵量。）
投资利得，来自剩余价值。交换利润，来自供需之不对称。供需趋向对称，导致利润率的下移。
84.市场经济的动力是竞争：
（一）产业领域的生产者竞争，导致产品成本下降，效益递减。
（二）商业领域的卖方竞争，导致商品价格下降（但是买方竞争则促使价格上升）。供需关系的均衡点决定市场价格的定位点。
（三）资本领域的投资竞争，导致资本自由化流动。不同行业资本的利润率，由于资本竞争趋向平均化，导致利润率递减。
85.“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马克思）
86.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化即信用化。
87.资本信用化，导致资本虚拟化。虚拟金融资本导致实体金融资本的指数化放大。虚拟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的最高形态。
88.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现于两大过程：
一方面是实物之生产与消费过程，一方面是虚拟物（价值）以金融形式的流动过程。
89.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奥妙在于：在实物过程中，实物最终将被消费而消失，但在虚拟价值的金融流通过程中，价值不仅不因物质消费而消失，而且通过转形、转移而得到增殖。
实物过程：生产→消费
价值流转过程：生产→（价值增殖）→销售（价值转形，附加值加入）→再生产（二次生产，价值再度增殖）。
价值化过程，导致实体经济的虚拟化进程。
90.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91.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货币就是信用凭证。信用是市场经济中全部金融制度正常运转的基石。信用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整体性安危，从这一意义上说，信用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
92.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美国政府多年来对于金融市场不作监管，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
93.美国总是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制度设计，告诉中国人只有进行制度变迁，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提供人民的生活保障。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主流经济学家感到意外。
94.伫立风中的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国债钟”清楚地显示美国经济实况。这个国债钟说，美国已经欠债10万294亿美元，几乎相等于美国一年的GDP。
顶着如此巨大的债务，换作其他国家早就破产了，但是美国还能够坚持，因为美元是国际主要的交易和储备货币。
95.关键在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不是个人的失误，而是美国制度的失误。美国制度的缺陷，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但美国主流精英就是避而不谈美国制度的改革，而宁愿从外部寻找原因，比如恐怖主义的破坏，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等等。
96.如果像前苏联或者中国这样的国家出了问题，美国一向说是制度设计的错误，只有进行制度变迁，才能解决这类问题。反之，如果美国出了问题，则一定是外部势力造成的，只有使用强权，才能应付这些来自外部的挑战。
他们开出医治美国经济衰落的药方便是，设法在国际社会制造某些对立面，然后基于安全的理由，要求富裕的国家为美国埋单，尤其要购买美国的国债。如果国际社会不听话，美国可以使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劝诱、威逼、制裁、围堵，乃至直接动用武力。
资料：18世纪的约翰劳为先驱、以19世纪的麦克鲁德以及20世纪的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信用创造学派”。在这一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
约翰·劳说：“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们同样能产生财富、兴盛商业。通过银行所进行的信用创造，能在一年之内比从事十年贸易所增加的货币量多得多。所以，法国如欲富庶，实在有求助于信用的必要；不然，比之于利用信用的其他列强，法国即将陷入贫弱的状况。”“只要货币丰富，即能够创造一国之繁荣；只要有信用设施(他主要指银行等)，即可以供应丰富之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能够为法国产出大量的财富。”约翰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货币就是财富——货币不必是金银，而以土地、公债、股票等为保证所发行的纸币为最好——纸币是银行的一种信用——银行通过供给这种信用，就可提供丰富的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可以使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总之，信用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即资本。
麦克鲁德《信用的理论》中指出：“人们以生产物与劳务和人交换，而换得货币，此货币既不能用以果腹，也不能用以蔽体，然而人们却乐于用其生产物与劳务换取货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换得货币以后，可在需要之时，凭以换取所需之物的缘故。所以，货币的本质不过是向他人要求生产物与劳务的权利或符号，从而实为一种信用”，“因此，金银货币也可以正确地称之为金属信用。”麦克鲁德认为信用与货币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信用的创造就是货币的增加，两者可以统一于“通货”的概念之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1)信用只有单一的价值，但是货币却有多数的价值或者一般的价值，信用只是对某个人的要求权，但是货币却是对一般商品的要求权；
(2)信用只有特殊的不确定的价值(因为债务人死亡或者破产，信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而货币则有持久的价值。
凯恩斯被公认为信用创造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于1920年发表了《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的理论》，影响很大。他是这样论述信用就是货币的：“为了支付的目的，从一人转让给他人的支票或者存款划条，就法律的观点来看，自然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只要它需要兑换成本位货币而完成了货币的功能，则它就不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而实是货币本身。”“向银行兑取货币的凭证，只要它确实可靠，为任何人所愿意接受，则它就被当作货币而流通了。”他的理论重点在于阐明了信用能够形成资本。他认为信用愈扩，利率愈低，资本商品的生产就愈多，从而资本也就愈能形成；相反，信用愈缩，利率愈高，资本商品的生产即愈少，从而资本即不易形成。他的著名命题就是：“资本形成不是储蓄的结果，而是信用提供的结果。”“假如说需求对生产是第一性的，那么信用提供对资本形成也是第一性的。若是没有信用提供则任何资本商品都不能够生产，因而资本形成就不可能。信用供给之能引起资本形成，恰如需求之引起生产一样 ”。
熊彼特则指出：“更有用的方法可能是从信用交易着手，把资本主义金融看成是一种清算制度，它抵消债权债务，将差额转移到下期——使得‘货币’支付成为特殊情况，没有任何特殊的根本重要性。换言之，从实际上和分析上来讲，一种信用货币理论可能要优于一种货币信用理论。”
其他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做过相似意义上的评说。罗宾逊夫人就曾经明确地指出：“货币实际上就是信用问题。”
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魏克塞尔也认为：“严格地说，我们可以断定，一切货币——包括金属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这是因为直接促使发生价值的力，总是在于流动工具收受者的信心，在于他相信借此能够获得一定数目的商品。不过纸币只享有纯粹的地方信用，而贵金属则多少是在国际范围内被接受的。但是一切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97.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必然形态。
危机的三个层面，三个阶段：
1.商业危机（商品过剩，销售困难）
2.产业危机（产业因资金链断绝而倒闭）
3.金融危机（银行倒闭）
4.信用危机（债券及证券市场崩盘）
四种形态危机的本质，根本上都是来自金融，即流通资金链的断裂。
98.当代虚拟金融经济的新特点是：指数化金融产品（虚拟金融产品）作为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生。
远期（三年）期货价格，以及指数化衍生品定价，决定着实体资源市场之定价。
99. 以高科技或金融衍生的制作概念→通过股市、债市、期市→全球集资→从信用证券市场中炒作直接取得巨额资金→集资额少于攫取额形成投资银行及基金巨额亏损 →超印美元销赌烂账（不是纳税人的钱，因为美国财政早已是巨额亦字，没有财政盈余。）即要求全球分担美投资银行及保险公司烂账→美元将进一步贬值，全球通胀（因增持美元而增加之购买力）将进一步加剧。
100.当代所谓金融创新。
货币本身是信用工具。美国利用其世界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结算手段的特殊功能，创造了利用国际信用的一系列新手段，实现在国际证券和债务市场上利用信用的大规模集资。
101.美国经济超强实力的奥秘在于其利用国际信用的国际集资功能。
美国的多数高科技是赔钱的高科技。美国并不是利用和通过高科技赚取利润，从而成为国际超强，而是通过证券市场上的国际集资开发高科技（国防也是如此）。
102.另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的支付功能，印刷纸币，透支信用，带动经济。滥发美元必然导致美元币值下跌。
103.投资基于获利预期。因此投资基础是信用。资本市场是信用支配的市场。
104.现代金融的杠杆作用。资本决定市场。高利润由工业及传统金融领域大规模转向资本垄断下的资源市场。农业、农产品平均利润率，负值。工业制成品平均利润率，低于100%。商业贸易平均利润率，低于200%。指数化金融交易，资本交易平均利润率，高于1000%。
105.全球性金融投机炽热的根源，其背景是资金过剩。（由于美元滥发，一端造成贬值。另一端是美元过剩，热钱横流。即所谓“流动性过剩”——一个奇怪的说法。）
虚拟金融信用经济的实质，是预期集资。即虚拟投资创利项目，通过投资银行设立基金，或通过股票证券市场，或通过保险公司设立的理财赔付项目，向投资者集资。然后以集资本金偿还利息。
按照美国金融分析机构分析， 欧美各大银行去年总体金融衍生物贸易规模高达10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产值的20倍，金融衍生产品的总价值呈指数增长，欧美各大投资银行转移其带来相应风险的策略是用新的金融衍生物转移风险.
形象的比喻就是不断用更大的赌博，更高的赌注，用借来的高利贷甚至是预期能借到的高利贷来转移较小的赌博的风险，这样总体赌博规模就像病毒繁殖一样没有节制的疯涨，债务规模就如一个疯狂的借了无数高利贷还在豪赌的赌徒一样，直到不可收拾，而次贷的作用就好像其中一个高利贷突然要这个欠了一身债的赌徒还钱一样。
在这个疯狂的赌局里，美国银行业首当其冲，按照华尔接金融分析师计算，现在华尔街各金融机构里危险很大的金融产品总价值超过了3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去年GDP总量的25倍，一旦信用危机，这些不可能还清的债务将导致美国经济彻底崩溃。
另外，抛开银行的灾难不算，目前美国政府总体的国债水平也高达30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GDP的2.5倍，从债务比例上已经超过了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债务水平。
综上所述，美国这次经济崩溃的问题已经不在是否崩溃，而在何时崩溃上，金融业20年来的疯狂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但现在金融业积累的巨大风险终于由于次贷这一导火索面临总爆发了，金融衍生贸易是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现在却由于其的过度发展，成为危机最大的原因。
106.指数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及炒作，导致资源、能源价格，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爆炸性升降。已非根据市场直接供求决定价格，而是根据资本供求及交易决定价格。
以石油为例：石油供应量，石油生产成本、国际市场需求，与5年前均变化不甚大。但由于跨国基金对石油中长期货及指数化金融产品之投资，导致石油现货价格之爆炸性升级。
107.国际资源战争。
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之民族独立运动，七十年代资源国有化浪潮，导致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对资源品之价格打压。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由于资源品之低价格，第三世界国家濒临破产，在私有化大潮下，出售资源控制权。
美国等国际资本趁机进行跨国大收购，以金融资本（如巴菲特基金）进行对世界资源大收购，实现了资源的非殖民地化控权及新垄断。
108.二十世纪的冷战实际是后发工业国及第三世界对老工业化国家阵营的“冷战争”——表现为意识形态、宗教战争及代理人（丛林）战争，以及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政治战争（联合国）。
冷战以苏联帝国及其集团的崩溃而终结。但是不仅前苏联体及阵营失败，后发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也整体失败。
109.二十世纪晚期，跨国资本通过全球金融一体化、国际通货之美元化以及虚拟金融化，再次发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摧毁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苏联阵营、红色中国以及新兴民族国家工业化体系。
110.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区域性产业危机上升为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
111.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对象是老牌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 未来可能面临第四次世界大战。战争目标是美欧日跨国资本与俄、中、印等后发国家争夺对全球资源以及全球金融的决定性控制权。
112.未来世界发展的根本主题，是全球各国通过金融市场一体化而导向经济政治之一体化，众多民族国家将在这种一体化进程中纷纷解体而消亡。
（写于2006.4——2008.6）
（《环球视野》摘自《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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