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我国产业的基本问题是资源性、基础性、加工型产业投资过度，而产业升级不足。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金融功能发展不足。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按照一种固有模式在发展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而城市化，而基础设施，而基础性产业，而加工型产业，而出口增长，造就了一大批脆弱企业与高能耗基础设施。

　　

　　2001年以来，由美国债务扩张所推动的持续性世界经济繁荣，为这种模式提供了最佳生存土壤，美国的“次贷危机”又使这一模式突然终结。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五年之后，中国经济被迫回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道路上来。

　　

　　金融学大师佛朗索瓦·沙奈指出：与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化”与“去工业化”。表现在，通过直接投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对于金融产品的过度开发与追逐（“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给失业的群体发放按揭贷款，再证券化，再担保，再交易。金融机构逐利的所有希望都建立在房价永远只涨不跌上，和我国某些城市将城市化的所有希望都放在只涨不跌的房价上异曲同工）。

　　

　　从产业上看，这种追逐造成了两种后果：一、金融控股集团化；二、产业的全球控制。一方面，几乎全球500强的所有公司都具备了金融机构的属性，从通用电气到微软都是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增强了这些公司对于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力。

　　

　　与发达国家“金融化”、“去工业化”相区别（房地产除外，我国的房地产呈现“金融化”过度特征）。因为过去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呈现了“工业化”与“去金融化”的反向特征。也就是以产能扩张为基本导向，企业盈利从来不是投资的出发点。一定时期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互补发展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在“次贷危机”带来世界性经济衰退，以及中国打算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从而让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先做反向运动。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必然导致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由于我国企业对于产业链控制不足，产能过剩与过度竞争，使得企业只能以很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又由于国家对于企业、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既不能形成资本集聚，也不能形成金融与产业的相互渗透，这些企业只能被跨国公司低价收购（与俄罗斯的私有化相类似）。

　　

　　在资本项目放松的条件下，一方面，跨国公司携带大量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低价收购国内产业；另一方面，人民银行获得大量外汇储备只能买入零利率的美国国债。结果是国际资本用从中国的融资买下中国（三大商业银行在海外低价上市不是如此吗？）。

　　

　　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内的金融市场（创业板等）、金融机构（并购融资等，需要政府担保），消化过剩产能（收购兼并等），促进产业升级（产业、金融融合等）。金融模式的转换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推进与担保，由民间资本运作。如果考虑不到这个层面，仍然困难重重。

　　

　　在国内的产业模式、金融模式与发达国家不存在“代差”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

　　

　　不然，中国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