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茅于轼》如从表面上看，似乎那位茅于轼专家在为广大的农民兄弟着想，农民由于没有土地最终产权，通常在各种土地征用与承包上都是最小的利益获得者，也就是受害者。因此这位年过八旬的还“心系”土地的专家，不时的呼吁，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荒谬！

　　

　　 茅专家在此时说恢复土地所有权，明显是响应去年底的土地流转。为何在数年前农民土地遭到最野蛮的掠夺与侵占的时刻他不呼吁，偏偏在这时呼吁？那是因为他内心的兽性发作，也要把他的兽性传输到农村。如果说恢复农村土地产权就能解决三农，那中国千年封建社会、数十年的民国就没有三农问题了，那时的农民应该生活的很幸福、很快乐，而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就应该是农民太幸福后没事瞎折腾，必须受到封建皇帝镇压，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到民国，农村一直都是解决了土地产权问题，即过去说的土地契约。谁的土地，就有土地契约为凭证，现在“文明”术语称产权。茅专家说恢复土地所有权真正能解决三农问题么？要明白中国的现状，是权力与资本时代，农民在社会中处于底层，也是这次变革中获益最小者，受害最大者（针对多数农民）。农民要受到资本、权力、自身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压迫与制约，在近20多年来，农村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尤其是我们熟悉的农村教育医疗、农产品收入、农民生活水平、农民收入等方面，这些都构成了当今三农问题。如果是那么简单的用土地问题来解释三农问题成因，只能说肤浅。中国自包产到户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都分到土地，实际上就是恢复农民土地所有权，唯独在这三十年中没有实现农民土地产权，土地的征用与出租承包等权力一直都划归政府所有，也由此产生了政府官僚在土地管理上非常泛滥的各类腐败（权力＋土地＝资本），所以，就有人提出，权力侵占农民土地，腐败严重，为了节制腐败，就是要土地（自由）流转，保证农民拥有土地的处置权，这样才会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

　　

　　 实际上恢复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直接后果，将会导致再一次恶性的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村现状由于缺少基本福利与社会生存保障，一旦恢复土地产权（土地契约），农民一旦遭遇经济难关，必将土地为抵押进行兑现。同时，国内外资本的贪婪，也必将采取各种手段，剥夺农民土地。最后经过三十年改革与包产到户，农村其实已形成一批先富（村官、种养殖大户、小作坊主、小企业主等），分化也十分明显，也必然在内部自我吞并。如果开启土地产权制度，虽然在初期农民可以从土地兼并中获取更高的收益，农村一场新的土地兼并狂潮必然兴起，到时两大社会危机届时随之到来。

　　

　　 农民虽从土地获取了更高利益，却失去了农民持续的生命之源——土地。由于没有专业技术、缺少文化与学历、更缺少资金、缺乏完善的福利与保障、更没有持续性生存就业保障。失去土地，必将涌入城市寻求新的生存机会，据08年不完全统计，中国在农民工在受经济危机影响前城市农民工约2－3亿人，而中国农民人口近9亿人，青壮年劳动力近6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不受危机影响，且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城市能够容纳约1/3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如开启土地流转与恢复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化，那么剩下的近4亿劳力大部分都必需的进城务工（少部分留驻新农场成为农场工人），那就是说，中国经济规模必须在08年水平上在扩大3倍，才能满足如此之多的农民兄弟进城，且还要保证经济不受内部与外界干扰与影响。不过，对于现状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现阶段实行土地流转又恢复产权，大量的农民进城，必出现大量人口绝对贫困化（菲律宾、巴西），再不是过去说的相对贫困化问题，也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定危机。这是第一个社会危机问题。

　　

　　 同时，农民恢复所有权，在土地流转大环境下，虽可以从土地中获取利益。但是，利益终归是有限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必须还要寻求新的生存方式，那就是进城务工。城市的绝对人口数量必然大幅增加，也等于粮食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农民过去虽在土地收益上进展缓慢，但土地仍是保障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最最基本的一道生命线，收益则更多体现在满足温饱后，改善物质生活方面，一旦恢复土地产权，同样流转共同夹击下，农村将是另一翻景象：种田的人少了，很多都成了农场，或成了机械化农场（粮食产量并无实质性提高），但买粮的人成倍增加，粮价也会成倍增长，奸商恶意屯粮、炒作现象普遍。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给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提前预演，国内外资本、政府官僚、银行、中介投机炒、各类媒体，把中国的土地与住房已经炒作上了天堂，房子一度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农村搞土地所有权，也必然走向那一步。所以，粮食问题将是第二个重大的社会危机。

　　

　　 不过，茅专家似乎想的很周到：

　　

　　 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茅于轼》

　　

　　 在粮食问题上就是设红线，耕地红线，化肥红线，电力红线等等。可是不管从理论上或者从事实上都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调安全是有代价的。不论粮食安全或交通安全，都有其限度，绝不是越安全越好。因为人们还有其他的需要。

　　

　　《拿粮票买粮和拿钞票买粮，何者更安全？——茅于轼》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茅于轼》

　　

　　 茅于轼说了很多关于土地与农村及粮食问题，不外乎就几个论点论据，耕地不用保护，就算没吃的了，只要有票子，天南海北都可以买，这是其一；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什么农民福利保障、也不是什么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农民没有土地产权，只要农民有了土地产权，那都可以“富”起来（茅于轼绝对是黄世仁、南霸天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肯定黄世仁之类绝不能叫地主，只能叫农业企业家或农场主），产生了新地主，那也是文明进步，这是其二。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是城市化问题。为了城市化将不惜代价，要城市化，就必须有长期稳定的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城市化进程，农民就要进城，农民要城就必须失去土地，如何失去土地，那就是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再土地流转，在资本与权力的联合夹击下逐步丧失土地。这是其三。中国多年未发生粮食危机，粮食供应基本供大于求，因此就没必要保护什么耕地。（这好像一个人有段时没有生病，那么他是否今后就不需要保护维护身体健康了呢）这是其四。

　　

　　 茅于轼那个天则研究所，东言西揪，搞了半天，就这个成果，如是这结论，还需研究么？一个几岁大的小孩，都知道肚子饿了，要妈妈买东西吃，需他来研究；农村的很多孩子从小都想将来出息，走出农村，需要他来研究；资本家做梦都想掠占农村一大片的土地，需要他来研究。胡话连篇当真理，倚老卖膏药，不过是肮脏的马前卒与奴才而已。

　　

　　这位“国”老，不断在网上网下惊言四射，真乃现国宝。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知识分子专家的水平，每每茅国老发表他研究成果，让人回忆起过去耍猴戏卖膏药的那些江湖郎中，自打自夸！

　　

　　 从愤怒，到怒斥，再到恶心，最后到无耻与无聊式搞笑，这是面对中国那些所有拥有高级学问专家必然经历心态过程。

　　

　　我们这位都成为“国”标人物的茅于轼专家，你真牛,兽性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