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红酒，浇醒了我三十五岁的人生

　　我是李梅，三十五岁，上个月刚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雇主姓陈，五十出头，在城西有套大平层。面试时他说得挺好：“就打扫卫生做做饭，我经常出差，家里大部分时间就你一个人。”工资开得比市场价高两千，我急需用钱，咬咬牙就接了这烫手山芋。

　　搬家那天，陈先生扫了眼我半旧的行李箱，笑了笑：“李姐，放松点，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

　　头三天相安无事。他早出晚归，我在二百平的房子里转悠，擦那些亮得能照见人影的家具，给阳台二十多盆绿植浇水。晚上自己煮碗面条，坐在偌大的客厅里边吃边想女儿——放在老家我妈那儿，六岁，天天晚上视频问我什么时候接她。

　　第四天晚上，变了天。

　　陈先生回来得早，手里拎着两个印外文的纸袋。“李姐，别做饭了，”他把袋子放餐桌上，“我带了锅包肉和韭菜盒子，还开了瓶好酒。”

　　我搓着围裙角：“陈先生，我吃过了……”

　　“坐下吧，陪我说说话。”他已经拿出两个高脚杯，深红色的液体倒进去，像暗涌的血，“在家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我心里敲起了小鼓。这架势，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转念一想，人家是雇主，万一是我想多了呢？硬着头皮坐下，椅子软得像棉花，我却如坐针毡。

　　“来，庆祝你正式上岗。”他举杯。

　　我抿了一小口，涩得直皱眉头。红酒这玩意儿，我以前只过年时尝过杯底一点。

　　“干了呀，”他晃着杯子，“好酒得品。”

　　一来二去，半杯下肚。脸开始发烫，他的话也多了起来。讲他创业多不容易，讲前妻嫌他穷跟人跑了，讲现在有钱了却觉得空落落。“李姐，你们女人到底图什么？”他隔着桌子看我，眼神有点飘。

　　我脑子嗡嗡的，只能顺着说：“图个安稳吧。”

　　“安稳？”他笑了，又给我倒满，“我现在够安稳了，可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顿饭吃了两个钟头。他说什么我都点头，酒却一杯没少喝。开始是怕得罪人，后来是晕乎了，觉得这红酒也没那么难喝，身上暖洋洋的，几个月来绷紧的弦好像松了点。

　　“李姐，你三十五？”他忽然问。

　　“嗯。”

　　“不像，看着年轻。”他起身，走到我这边，手搭在我椅背上，“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吧？”

　　酒劲上了头，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离婚三年，前夫连抚养费都拖拖拉拉，我妈身体不好，女儿马上要上学……这些破事儿像石头压在心上，平时不敢想，这会儿被酒精一泡，全浮上来了。

　　“不容易，”我听见自己带着哭腔的声音，“可不得挺着嘛。”

　　“以后有难处，跟我说。”他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马上拿开。

　　我该躲开的。可那会儿脑子像团浆糊，身体沉得动不了。红酒瓶子见了底，他又开了一瓶白的。混着喝，真是作死。

　　后面的事，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好像在说“别干保姆了，跟着我吃香喝辣”，记得我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得回房了”，记得他扶了我一把，手在我腰上停了一会儿。

　　再睁眼，天已大亮。我躺在自己那张小床上，头疼得像要炸开，嘴里干得冒烟。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皱巴巴的，一股酒气。

　　我猛地坐起来，心脏狂跳。仔细感受了一下身体，还好，除了头疼恶心，没别的异样。床头柜上放着杯水，下面压了张纸条：“李姐，昨晚你喝多了，好好休息。早餐在厨房。——陈”

　　我盯着那张纸条，手开始抖。是后怕，更是羞耻。三十五岁的人，居然在雇主家喝到断片儿？我这真是屎壳郎戴花——臭美不要命了。

　　跌跌撞撞冲进浴室，看着镜子里那张浮肿苍白的脸，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委屈，是恨自己没出息。为了一份工作，差点把自己搭进去。昨晚他那手搭上来的时候，我明明可以推开，可以严词拒绝，可我却像根木头，就因为那几句似是而非的“关心”，因为那点儿可怜的“理解”，就放松了警惕。

　　女儿的视频电话这时候打了过来。“妈妈，你眼睛怎么红了？”

　　我憋回眼泪：“没事，昨晚没睡好。”

　　“姥姥说，你挣钱给我买新书包。妈妈，我不要新书包了，你回来吧。”

　　孩子这话，像把刀子扎在我心窝上。我在这儿差点把自己喝丢，图什么？不就图那多出来的两千块钱，能给女儿好点的生活吗？

　　可这钱挣得，真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那天我没出房间。陈先生发来消息：“好点了吗？晚上炖了汤。”

　　我没回。傍晚，我把那套崭新的保姆制服叠好，连同房门钥匙，放在客厅茶几上。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来时什么样，走时还什么样，只多了份清醒。

　　他回来时，我已经拉着箱子走到门口。

　　“李姐，你这是……”

　　“陈先生，工钱您按天结给我就行。”我没看他，“这活儿我干不了。”

　　他脸色变了变：“就因为昨晚？我又没把你怎么样！”

　　“是没怎么样，”我停下脚步，“可我要的是一份工作，不是陪酒陪笑的差事。我三十五了，是孩子的妈，得给自己留点脸面，给孩子做个样子。”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也许在他眼里，我这样的保姆，给点甜头就该感恩戴德。

　　拉着箱子走出那栋高档小区时，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却让我脑袋清醒了不少。回头看看那些亮着灯的落地窗，我知道那里头可能还有无数个“李姐”，在各种各样的“不容易”里挣扎。

　　手机响了，是之前一起做保洁的刘姐：“梅子，城东有家幼儿园招保育员，工资不高，但正规，有休息。你干不干？”

　　“干。”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钱少点就少点，至少晚上能睡个踏实觉。女儿的新书包可以晚点买，但妈妈不能先把自己弄丢了。这世道，女人想站着挣钱是不容易，可再不容易，膝盖也不能软。酒醒之后才明白：有的路看着是捷径，踩上去才知道是烂泥坑。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在职场中遇到过这种“模糊界限”的尴尬时刻？是怎么应对的？评论区聊聊，给更多姐妹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