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无 妄

一

形势总的来说，有点沉闷，他这个让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时时感到空气有点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听了“工红”头头部的会议，加深了他对这种沉闷空气的感受。因为听工人的宣传部长张大同谈到法国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旧书，就翻出来看，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国革命史》，是法国历史学者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明代汇集《清平山堂话本》的人叫洪楩，也钟情于这个“楩”字。经查辞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读如“骈”。寄名于木，是一种象征手法、文化意识，这是中国人取名的一个原则，简直可以做一门学问，到天下无事到最为无聊的时候，倒可以流览古籍人名，做这么一本书，要把它做得有学问并且有趣却也不易。正当文化大革命，读这本《法国革命史》，确实有点参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张大同这样好学的工人。马迪厄说，他这本历史著作，“要描绘一幅具有各个方面的法国革命的图画，尽可能办到正确、明晰与生动。我们所特别着重的在于表现各史实彼此相联的关系，根据当时的思想形式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来解释此类史实，至于个人因素，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它们的影响时，也不忽略。”这番自白，表明着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觉把《国民大会的选举》一章中的一些话用铅笔划了出来：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冲突是深刻的。这几乎是一个阶级冲突。吉伦特党包括“一大群业主及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具有社会尊卑感，他们要保全并加强此一尊卑感。他们对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厌恶。他们认为财产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他们认定人民是无能的，他们要给本阶级保留政治垄断权。

反之，由山岳党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经推倒王权的人，因暴动而得接触政权的人。他们容易地提出生存权来对抗财产权，提出公共利益来对抗私人利益。他们不了解竟会有人在尊重原则的借口之下，拿一阶级来与祖国衡量。遇必要时，他们预备限制自由及私有财产，倘使为着群众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话。

吉伦特党之恨巴黎，不仅因为这个城市之反抗他们及摒弃他们，而且因为这个城市是第一个行使这个公安政策的，它计划了并且施行了要牺牲他们这一阶级的专政策略。使他们反对山岳党的，由于恐惧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罗伯斯庇尔要在平等及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他提请注意，有人把骚乱及抢劫的观念与人民及贫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读了这些话，他感到历史还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特别在某种意味、某种思路、某些分歧、某种抽象的“形式”上。大约自古及今的社会，大而言之，无非分为平民与贵族，所以后来的一些情况就有点像以前的一些情况，并且能从中获得某种可靠的诗意和激情。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两口子，他们最近以来思想有何变化和发展呢？而他是答应了去拜访他们的。应当去交谈交谈！他就合了书，锁了门，去找他们。

但一出门就正好遇到一个教师，说，复课闹革命了，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去？其实，说复课也没有复课，乱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资，还是要去转转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没有理由拒绝，也就只好跟他同行，往学校走去。

一路上并无什么新鲜的标语，对立的标语几乎没有，倒是不同的组织写出了相同的标语，“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欢迎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之类。至于“欢呼一月革命风暴”、“欢呼东北的曙光”之类的老标语已经陈旧、零落了，尽管那个任务在亭州并未实现。亭州小城的人主要是在观念和情感上经历了那些“风暴”和“曙光”。

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件事。只见一群学生把王校长和教导处高主任反绞着臂膀推着咚咚地向前走，进了大会堂，后面乱乱地跟着许多学生和教师。他们也就跟了进去。王校长和高主任已经被强行跪在地上，一个学生冲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脚，发出沉闷的一声，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却并没有被踢倒，坚持着老老实实跪着的姿势。一个学生指着低了头的王校长和高主任义正辞严地说起话来。因为他没有敢靠近，所以也听不清这批斗的内容，然而也就看到学生们举手呼口号。这个批斗会好像是临时发起的，但跪在地上的两个人所感到的恐惧却决不会减少。他远远地站在后面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他蓦然上前劝说，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正犹豫之间，后面冲进许多学生来，为头的正是江进海，只见他们猛扑上前，立即跟先前的那些学生打了起来，并且就把王校长高主任救起，迅速护走，且战且退。他赶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学校。

他匆急地走着，朝着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他心中像被塞进了一团乱草，刚才的印象给他很大的刺激，如果这样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混乱何日是了？群众的水平显然远远不能适应中央的水平，学生尚且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呢？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无产阶级也有一个水平问题。他进而怀疑：这个运动，理论虽对，想法虽好，方式是否现实？对国家是否有利？然而，他又进而怀疑自己的怀疑，因为，在本质上，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终于打下江山、并且使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毛主席，在这次文革运动方式上的考虑，竟然会经不起他这样孤陋渺小者的责疑吗？岂不笑话？对于得失，毛主席必有他的大算盘！

他进而又反过来着想，如果运动不产生这些混乱，群众之间不产生这些分歧和斗争，又何须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跟他直接有关的事来说，他的得救，就说明了这一运动方式的正确，要不然，他在运动初期被捕之后，将会真的把牢底坐穿，宗进庭会让他冤沉无底！当时正是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学习了中央的《十六条》，发现了问题，敢于站出来指出问题，并且为之斗争，以至于闹到静坐市委的程度，这才使他获释，这正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何错之有？有何不对？虽然借助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神威，但毕竟“天高皇帝远”，要学生自己站出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取得胜利成果。学生得到的锻炼和提高，比他们平常坐在教室里面对那有限的死板的书本知识，岂可同日而语？说是经受革命锻炼，此言不为夸张，因为史宏江进海他们，也每天处在运动后期“秋后算账”的压力之下。

当然，要不是有这个运动，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初期，也就不会有拿他当“老反革命”、拿刘镇琛当“小反革命”来加以逮捕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运动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吗？他申诉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这个运动之前，刘镇琛这样的学生，不一直是背着出身问题的“包袱”吗？运动初期，竟被称为“黑五类子女”，连革命的权利也没有，就好像是可怜的“不准革命”的阿Q一样，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这样荒谬、令人压抑的情况，在这个运动中被群众自己解放了自己，自己教育了自己而冲破了，首先是敢于认识新中国的社会里竟然也会生长出这种沉重的黑暗，而后敢于揭露这沉重的黑暗，争取公正和光明，这难道不是事实？不经过斗争能实现吗？他怎能怀疑这个运动，哪怕是在运动方式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个方式，就没有这个运动，就没有他亲身经历的社会进步。这大风大浪是必然和必须要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道理上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即使二者有着许多不同。毛主席有句话说得朴素而厉害：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而这一切，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公布于世的中央文件《十六条》上，是预先说得明明白白的，在毛主席畅游长江时就暗示清清楚楚的，只有富于革命经验的人，才能有这种预见性，才能有这种为了长久之计而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怕一时混乱和损失的大胸怀、大魄力、大手笔，岂能为平庸短视之见所囿！一切不用疑惑，不应动摇。

想到此，他觉得畅然起来。那些学生为何这时候要搞这样的所谓批斗（这令他反感），江进海这些学生又为何“劫法场”一样去救下王校长二人（这令他感动），他不去推想了，随他们各执一端去闹吧，最后总要闹出个公道来。总有一种共同的原则让他们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谈，而总的大形势其实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只是还要有一个客观过程，他们还要在这其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范公望家居住的地方，他摸到了，是一个较宽大的巷子，巷口墙上有个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还是过去的青石板，被无数人的脚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经破裂，石缝里冒出几茎青青小草。按照他记得的门牌号码，他举手敲门。门开处，正是范公望本人，双方大喜，让进屋里。范公望说，柳春芳到学校去了，不能两个人一个也不到校，派一个去探探情况。他说，我也刚从学校里出来，离真正复课还早呢，还有一个过程。范公望说，我们乐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资又不少我们的。农民不下地一个月不行，我们不上课一年没关系。在古书里，我们这种人总是被讽刺的对象，还被列入“蠹”的行列，就是蛀虫。哈哈一笑，坐了下来，他问，你最近看什么书？做什么研究？

范公望说，我一直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不能公开的，会说我反动。他说，你不能以这种说法为转移。不过，这个课题也不大好研究，虽不说是禁区，但问津者少，你果真研究出什么来，也不容易问世，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

范公望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然如此，就应当研究政治，它反过来是要作用于经济的，而经济直接跟每个人有关。眼前的文革，不就是发动全国人民来讨论政治吗？而且企图通过运动实践来进一步确立某种政治，摒弃某种政治，大破大立。但是，运动以来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一片浑沌之中怎样认识这种斗争？或者问一下，这种斗争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研究政治史，以史为鉴，用镜子照一照，或许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会斗争归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搏斗。应当人人都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发表政治见解，这样就能减少无原则的斗争和无谓的牺牲，从整体上提高斗争的价值。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就是政治最热的时期，人人无不谈论政治。莫谈国事永远是可耻愚昧的现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就办不到，不可堵，只可疏。至于我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会跟别人不同，会遭到别人的批判，那当然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要有学术平等，不能用官方的立场来压制个人的立场，也不能用你的个人立场来压制我的个人立场。要实现毛主席主张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文革以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然，其实文革前就严重。现在，就连一个普通中学生，甚为无知，却动不动就来压制别人的言论，这很不正常，也不符合《十六条》“摆事实，讲道理”的要求。好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无师自通有某种压制人的习惯和本领。是的，我们有漫长的历史，历史遗留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太多，而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照那个去行事。我们平时受到压制，往往逆来顺受，到我们有机会压制别人时，也很自然地就反作用出来。看看鲁迅对我们历史的无情揭露，就知道我们的压制的历史和手段能到什么程度：

兴兵夺位的永乐皇帝对于反抗他的大臣，是残酷到活剥人皮、以其妻女充军转营的。张献忠也曾施行活剥人皮的酷刑。鲁迅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最后连屡败清军的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也被从前线骗回，蒙冤遭剐，清军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崇祯皇帝如此丧心病狂。这样有功，这样急须倚重的柱石，国家竟然自己把他杀害，并且杀得这样惨，而麻木的百姓还去抢吃从他身上剐下的每一片肉和内脏，这样的明朝，焉得不亡？我读书到此，连恨三声该亡该亡该亡！现在亭州看守所的位置就在市委旁边，这正是明代格局的遗存，衙门右边是监狱，左边是土地庙。现在监狱还用着，就是看守所，土地庙已经不见了，大约做了仓库。据说过去剥人皮就在土地庙面前。亭州人在假意发狠、开玩笑时，还有这么一句：“活剥了你的皮！”这时往往还带着笑容，好像那是一件双方都会感到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历史遗存在活的语言中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写得多么深刻！是黑暗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那声音多么凄厉、悲痛而愤怒！

好！他为之一赞，说，你是有感而发呢。范公望气愤愤地说，确实！他说，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在学校挨批斗的时候，我作为在场的一名观众，是看到了的，而且，你们的《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我也是拜读了的。作为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维形式，社会形式，自然形式，甚至还有后来对经济学很重要的价值形式，也被这老头子在那时就抓住了。你们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范公望大为吃惊，瞪眼看着他。他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拿来给我看的，看过后书稿又让他们拿走了。你家里还有底稿吗？果真弄丢了很可惜，你们可以再整理一份出来，好好密藏，经受时间的考验，也可以继续研究、不断加工，毕竟是你们的心血。但你们写的，好像还只是一个大纲，还有待扩展和深入。你们的“形式论”，我觉得我读懂了。当然，我并没有对学生说什么，我说这是谈哲学的，我想模糊他们，我本能地要保护作者。但我小看了学生，他们其实也读懂了，他们读出了你们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说你们写的不是哲学，而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气，丢开学生那头，转而问他，那么，你同意我们的观点吗？

他说，你们是认为，社会主义无视以至想消灭人作为个人的存在，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说穿了，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这就是合题。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你们还暗示，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这样从“形式”上受到讥讽，从人性上予以批判，你们实际上对这场运动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将回到自身那个自由的“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跟在先行者后面学步，也就是在各方面屈服于西方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在奴役下至少死了几千万，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就是新的非洲，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视和抛弃自己一切旧的历史，包括革命史，向西方看齐。你们的观点如此，确实有你们自己逻辑，而且是疯狂的逻辑，就像比上帝还聪明的魔鬼一样。

范公望笑了起来，说，你这是最高的夸奖！哪怕你是不同意我们的，是批判我们的，这也是最高的夸奖！

他说，那我就算是你们的半个知音吧，不过，我确实是不同意你们的，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只是在学术角度说的。如果你们接着写下去，就要翻很多历史旧账，就要肯定洋奴卖国理论也是对的了。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样蔑视人性、否定人作为个人的存在。社会主义不过是取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地改变着传统的一切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产资料，另一部份作为生活资料在“自由人联合体”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供他们消费。这里面有一个公与私的关系，但并不是否认私的存在，个人、个性、人性和家庭当然是存在的，并且也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存在的前提，没有一个一个的“自由人”，哪有什么“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产品社会所有，在社会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从而对于劳动的安排是有计划的，对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总原则也就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并不排斥市场，也并不否认个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的共产主义。《毛主席语录》上就有，说，要争取跟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这涉及的就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也需要世界市场，进口和出口，至于国内，当然也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我们每天买菜，不就是拿着货币上市场，或者农民把菜卖到门上来吗？工业产品进入农村消费，农业产品进入城市消费，是通过市场关系，是有价的，不是无价的。只是有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些唯利是图的混乱、不顾民生的罪恶。毛主席还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局面中要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一条，这涉及的就是个人、个性、私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的某些存在问题，或是你刚才说到的历史遗毒，它们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的原意和本身，你们是抓住了枝叶，丢掉了主干。枝叶有病要治，乃至可以砍掉病枝，但不能砍树。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说了起码有一百年，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早就有过正反经验教训，比如，一九五八年发生的“浮夸风”、“共产风”，就不合社会主义原则，后来得到了扭转，现在基本稳定而且经济上已经大见成效。但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

范公望说，你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我简直如坐春风，如饮甘泉，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而不在乎你的观点跟我对立，你骂我几句我都觉得痛快，甚至我可以因为你而改变我的观点！观点不同算什么，让所有的观点都见鬼去吧，人与人的自由、平等相处，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到自由、舒畅，才是最高境界！

他说，这些话作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愿望，无可非议，但作为理论，是很不够的。我只要举出列宁的一句话来，你就会明白。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说，“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时间、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什么是边沁分子，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看出来，马克思说，在劳动力的买和卖这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里，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主义所自以为是的“自由、平等”，被马克思如此揭露无遗。他说，“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迂腐、夸夸其谈的圣哲”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市侩，特别英国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并且“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太辛辣了，因为他太深刻、太有才华了。但边沁的思想，好像正是你们的《形式论纲》的理论基础！

落公望红着脸说，我承认，但马克思所讽刺的边沁其实远远没有过时，它至少还要存在一千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现，也应当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喝着茶，双方似乎有点不愉快而沉默着。过了一会，范公望谈起他赞成孔斯坦的思想，还有杜威的思想。他说，你就“开讲”吧。但范公望突然说，你应该同意我们的《形式论纲》。他问，为什么？范公望说，因为你的情况。他问，什么情况？范公望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很不幸，很糟糕。难道我们不应当对环绕我们的、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怀疑和批判吗？虽然真理的信仰不应当以个人遭际为转移，但个人遭际，是有时代烙印的，因此不应该阿Q式地轻轻放过，那是卑微、胆怯、奴性。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说，你实际上还是要我以个人不幸为转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确实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里确实过得不怎么样，不是我出了错，而是我的时代社会的某一方面对我出了错。我对我的时代社会，应当怀有不满，而且有权追问、批判。但我还是不能同意你们的《形式论纲》。我既然认识到了真理，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怎么可能抛弃它，认为它不是真理呢？道理要用道理来说服，或者用实践来验证，而且要多次地全面地验证，我一直在注视，但没有能让我抛弃我认可的真理。而你们的真理，在我看来，还不是更具说服力的，在理论上它没有能站住脚，在实践上它早就失败了。我不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反而行不通。如果时间允许，我会看到你们的真理捉襟见肘、再一次失败。言重了、言重了！

范公望笑道，痛快、痛快！但眼前这运动，我看有行不通的地方，我不会说它不对，但我对它是不乐观的，所以我在运动中的表现都不会是认真的，而且会是互相矛盾、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的，就像是一个两面派，可能还不止两面。

他说，这我能理解，那我就跟你讨论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国革命史》这本书，一路上都在思考，所以有话可说。我认为，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在言论上，在实践上，都提出了政权不脱离人民的问题，为此他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奠基性的建设。现在，他发动人民来对抗特权倾向，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背人民利益的，要坚决反对，他还从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从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具体而言，他是探讨和实践怎样使新中国真正、永远、可靠地属于人民，而不抛弃打江山那时的初衷。这当然能得到人民的理解。

所有背离人民而去的倾向，如《法国革命史》所说那种需要“社会尊卑感”的倾向，当然是在“当权派”那边；像种子一样，只要空气湿润些，它们就会生长出来、长成森林，遮天蔽日，而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国”的名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虽然这一切还只是萌芽和可能，也是作为习惯性的东西自然地存在，人民还处在朦胧之中，一些人民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而趋炎附势。这一社会矛盾远远没有到尖锐的程度。但开天辟地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主席，却不能放过，他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看出党内上层有一条路线是主张那个方向的，客观上正好与南斯拉夫、苏联的修正主义遥相呼应，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对着这个比多少万敌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更危险，所谓来自内部的斗争。他是在跟“当权派”们现实和未来的特殊利益过不去，他要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保卫以前的革命成果。就像老和尚当头棒喝一样无情、威猛、义无返顾。他表现出了革命的彻底性。

再打个冒昧的洋比方，毛主席就是敢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但毛主席毕竟不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骑着一匹瘦马、几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毛主席有崇高威望，他正在利用这个威望在搞这个运动，虽然他实际上并不主张个人崇拜；第二，毛主席相信人民会理解他、成为他的力量，这也应当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虽然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干部目前是沉默的。毛主席认为依靠人民能取得胜利，正如罗伯斯庇尔说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英雄所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英雄毛泽东说的。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

反过来试想一下，假如毛主席从来就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曾从党内到党外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放任自流，听凭“当权派”演变成“将私利混同于祖国”的人，做成了他们的事业，或者，假如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尽的这一最大努力也没有能阻止住那种倾向，一切变本加利地发生了，那又如何？那时，“当权派”们将很满意，而人民则绝对不会满意、终将不会满意。当社会矛盾演变到尖锐之后，革命必将蠢蠢欲动，历史则可能重复从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对于这种可能的反复，毛主席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据我所知，造反派们跟你一样，也并不乐观，他们很有些悲观的思想情绪。这说明这次运动把他们投入这样重大的实践，作为要完成的任务，是这样巨大艰难，又是这样欲罢不能，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同时，就预感到一种并不美妙的下场。这次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推进那一巨大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一问题是历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凭着一个国度的一次政治运动，获得十分的成功，它只能提供出经验和思考，甚至也提供并不美妙的教训。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让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的保障，决非一蹴而就，只是方向已经指明，文章已经破题，经过这一运动所体现和提出的原则，已经宣告于世界，将成为历史的深刻记忆，到时就会从人民的头脑里跳出来，这大约就是毛主席的一种战略意图。

毛主席七十多岁了。这次运动，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相对于人民国家的建立，就好比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是顺理成章的，是尤为重要的，其艰难性不像决胜战场那样明显，却不亚于决胜战场。可以说，毛主席因为这个运动，而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并完成他自己。但显然，毛主席深深触犯了最不能触犯的东西，如同马克思所说，是“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他。那些从前信服他、尊扬他的，现在已经在怀疑他、反对他、贬损他。只有历史，会更深地把他铭刻在自己的岩石上，只有人民，会把他永远记在心灵的深处，而“当权派”们、既得利益的人们的态度，则是复杂的、可疑的、相反的。

正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正如同法国革命一样，文革作为历史运动，也会成为过去，甚至就连它的理论也会有过时的一天，但现在它就发动、发生了，它正在进行着，充满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将来，只要它所根据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使它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兴起，继续成为旗帜和口号。但如果那种矛盾和条件消亡了，真正时移事易了，它就将成为人们不再引用的历史而埋进灰尘。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自己时代最重大而有远见的课题，并且付诸实践，尽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伟大人物不可能永远主宰历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伟大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体所做的，虽然永远为人们所景仰，但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为历史所重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你的所谓“两面派”表现。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这句话多么彻底，这正是真理的品格。

由此可见，真正伟大而又完整的人物，只能是悲剧性的，而不可能是喜剧性的。同样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成为历史，随着商品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就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将摆到博物馆里去，否则，仍然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发挥指导世界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他的消亡之点，但马克思距离自己的这一消亡，还远着呢，他仍在睁大眼并且微笑着看着我们的世界。

范公望举起双手，说，讲得好！我完全赞成，几乎要被你说服了。看来，不用别人评论，事物自身就在肯定与否定这样的两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质，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质，这两面推动了世界的前进，两面性是最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是两面派！学生批我批得对，批得好！难怪外国作家说，世界是荒谬的。哈哈！

他笑道，我为你提供同样来自西方的一个理论根据，《资本论》好像就说过“通过荒谬的形式呈现”这句话。我想这有道理：比如，战争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无论如何是荒谬的，但即使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一最正义的战争，也不得不是以战争制止战争，“止戈为武”，运用“战争”这一荒谬形式。整个人类已往的历史都可以这样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还是将来的事，那时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将走到终点，在现在的历史意义上说，从那以后将再也没有历史。现在的为了进步的斗争，就是朝着这个不再有“历史”的将来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谬的！它不可能不荒谬。荒谬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怎么赞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谬的。不管我怎么否定文革，我也不能不是荒谬的。“内斗”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荒谬形式之一，它几乎就是人类历史本身。思想家为人类的“内斗”做了一个概括，叫做“阶级斗争”，它的极端就是国内战争和世界大战。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内斗，第三等级的一方也罢，王朝或贵族的一方也罢，他们都处在历史的荒谬之中，不管多少人为哪一方写出了多少赞歌，后来的人们总是要问：为什么要用断头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残酷？但后来的人们总有一天也会程度不等地又一次坠入这种荒谬之中，断头台也许不会再使用了，剥皮酷刑不会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别的荒谬的残酷的形式，比如，杀人武器的不断升级。我们的人民江山，是通过三大战役等等，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想一想吧，双方军队都是中国人，士兵都是中国的农民，而残破的国家正需要建设，他们却在用枪炮互相残杀，产生许多伟大杰出的将领和英勇的战士。那还不荒谬？后人阅读这段历史，将会像我们阅读血腥而伟大的荷马史诗那样有一种荒谬感。既然历史的进步也是通过荒谬的形式实现的，那么历史的退步就是荒谬中的荒谬，一切悲剧与喜剧、正剧与闹剧的源泉！真正的作家就应当对世界具有荒谬感！

不用多久，时间就会证明我的《形式论纲》是一种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说的，这人掌握了无情的辩证法！他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这句话又形象又深刻，道出了天机，千古印证，千古相传。世界永远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次序，周而复始。既然如此，那就不会是一种理论主宰天下，就会继而有相反的理论主宰天下。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谓镙旋式上升。这不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必死抱一种真理，不承认还有另一种真理呢？真理也是轮流坐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一些头面人物主张的“轮流坐庄论”并不错！所以在美国，干脆把这一点体现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既有参议院，也有众议院，一是便于争论的展开，二是使争论文明化、集中化、条理化，而不是诉诸街头。马克思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美国不过是欧洲的延伸。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也不是不赞成，它既然被历史提到桌面上来了，而且在一定范围实行到了今天，说明它已经具有现实意义。但我更赞成各种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统一于国家的掌控。另外，社会主义难道就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源远流长的民主制度绝对排斥吗？就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制度吗？这专政的制度到底应当是怎样的，才不与迄今为止的人类民主文明相抵触？这是可以思考、可以提问的。

他说，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说过，它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民主传统相排斥，社会主义根据国情可以而且应当汲取有史以来一切优秀的有用的政治传统。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于西方，首先，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是那些熟知古希腊的西方人发明的，然后是巴黎公社，然后是俄国的、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除开这些原因和现实原因，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礼记》中，早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长长的一段，这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社会理想，是东西方共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它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是一种科学的存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什么政治形式，或者可以有怎样的改进，那首先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们还要它做什么？它理当在民主自由方面继承并推进以前一切优良传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宁所说，“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但对于中国这个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我们不能性急，即使毛主席党中央性急也没有用，我对许多事情是理解的，即使我受了压吃了苦，我还是理解的，但我也是不妥协的。

你也不必过于崇拜西方，“八国联军”的荒谬，就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现代教科书。西方资本主义光靠国内发展，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富有的，它抢掠了世界财富，用战舰加贸易来实现，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的好品德的表现，这个不会改变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头一条就是做强盗，直至在中国建立血腥到极点的“满洲国”，用南京大屠杀来表示它对中国人能做到像美国人二百年前对待印第安土著人那样无情和有力，当然，它本来就有到朝鲜、中国来抢掠烧杀的历史习惯。美国、日本，还有老牌的英国等等，将来也是要向人类检讨、忤悔的！帝国主义犯下了最严重的反人类罪！

范公望说，听你说话，你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呢，共产党感谢你吗？重视你吗？

他说，你说这句话当然并不是挖苦我，因为我们是在探讨真理，与我有没有参加哪一党，或哪一党对待我如何，是无关的。本来，参加哪一党或退出哪一党，是个人可以随时对自己作出决定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但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就复杂起来了，而要求入党的人，跟随时可能为革命做牺牲的年代相比，心理动机也会大为不同。这个问题在这次运动中其实也有反映，表现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不同。

范公望说，加入某一政党，只应从个人信仰出发，而没有利益的考虑。

他说，你的意思是好的，但你这话其实不对。政党是什么？政党是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党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怎能与利益无关？应当说最与利益有关！你的意思是说，加入某一政党，在个人动机上，应当纯洁而无杂念，不是为了获得一己私利，而是为党的政治理想去奋斗，这是对的，我也同意。但这事情跟我无关。

还是回到信仰问题上来。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信仰社会主义总可以吧？而有的共产党员，比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就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实际上搞资本主义。当然，这个事情我也可视为跟我无关，我只是举例说明信仰问题。我是欢迎任何一种新鲜的观点的，但你们的《形式论纲》没有能说服我。我估计你们属于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蒲鲁东主义，也就是“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只有竞争、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经济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这种所谓“永恒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种互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所以它其实是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我敢说，如果从中国的现实退回去实行资本主义，首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资本主义积累、特别是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

什么？怎么会？范公望不解，望着他。

你来分析：你要把现在遍于天下的集体、全民的所有，变成个人的所有，以便实现你理想中的蒲鲁东主义，方式手段如何？或者说，“形式”是什么？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瓜分。所谓平均，只是理论上的，这么大国家，做起来怎么平均？一个生产队好对付，一个小小的集体企业也好对付，大些的企业就复杂了，还有许多省级、国家级的企业与机构，就更复杂了。即使在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也可能有暗账，到时他们会暗中私分，侵吞集体利益，更不用说从上到下无数比这大多少的经济单位了。那时人的私心被调动出来，那时是私字当家，公字被丢到一边去，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少数人公然关起门来按权力大小瓜分，其实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的暗分私分是一个意思。等那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财富瓜分完毕，多数人还不知道，因为少数人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装着正经的面孔，说着漂亮的话语，他们懂得如何做得不露声色、尽量平稳。社会主义建设搞了这么多年，高积累，低工资，国家积累的财富，是属于人民的，但具体掌管财富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近水楼台，明账暗账全在肚子里，也懂得银行手续、世界金融这些诀窍，并且可以内外勾结起来，一旦进入瓜分，少数人怎能不变成劫贼和强盗？但他们懂得怎样把人心暂时欺骗，等他们财富到手，把人民赶到阶下去，那时天下大定，其真实面目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但人民会觉醒，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会马上复苏，于是要跟他们算账，讨还人民的财富，所以那时资本主义还是很难搞成，因为又面临严重社会问题了，实际上也就是阶级矛盾，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于是接下去就会有人想到革命、有人想到改良。还要提请你注意，外部环境我还没有说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会觉得有利可图，会来插手的。即使鸦片战争，人家也不会承认是侵略，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至于倾销鸦片嘛，也是你的国内有这个市场。不也理由十足？这方面人家真是有几百年的经验，会有圈套让你钻进去的，会有一批中国人甘心去做卖国的洋奴。吃亏的反正是普通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当人民像现在这样被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当他们成为一盘散沙、作为个人和家庭时，那就一点力量也没有，怎么敌得过内外勾结的这些劫贼和强盗？他们有到手的财富实力，再加上权力，成了统治的阶级。庄子所说的“劫钩者诛，劫国者侯”的现象，将依然是人民的和历史的恶梦！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我赶不上你！就连《九评》里关于这方面好像也只有一句话，说“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高度概括，哪有你想得这样详细？你倒好像经历过了似的。不，这不可能，这不可思议，不可能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我经历过了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你阅读不细，《九评》的第九评上就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举例说，苏联一些人怎样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怎样成了所谓新的企业家，厂长怎样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人又如何跟国家机关人员、司法人员勾结，并且有高级干部庇护；集体农庄也是如此，那里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吧，能使全村处于恐怖之中，集体的职务都让他的亲友担任，把农庄变成了私人领地，真是比地主还厉害，这些人又与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业家之类的联成一气，城乡结合，大赚其钱，并且收买保安人员、监察人员、稽查人员、巡视人员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变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些，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吗？他们像劫贼与强盗一样霸占或瓜分了全民与集体的财富。另外，在社会上，私人企业、商业投机也发展起来，与前面的这部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动图画。《九评》早就这样写到过。

范公望说，这情况可能是有，但不会是苏联社会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还要全部！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是全部！如果上面的路线顺着这趋势，那变化的速度就会更快，人民能怎么办？还有南斯拉夫，那情况有所不同，但更为严重。中国看到了这情况，就来搞文革，要让全党全民有这种觉悟，来阻止中国走他们的路。

南斯拉夫怎么更为严重？

简要地说，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不彻底，后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它的所谓全民经济其实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官僚买办所有。它的农村基本没有触动富农经济，后来又解散合作化，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自由雇工，结果当然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南斯拉夫成为美国的附庸和别动队。就是说，南斯拉夫本来没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多少，已经前进了的，还大踏步后退，反过来苏联倒向它取经。他们实际上是建立新的更严密更残酷更虚伪的剥削压迫制度，终将失去民心，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是中国的看法，但它们狡辩，于是爆发了大论战，两年前的这场大论战，可以说是现在文革的先声，号角在那时就吹响了。

老郁，你这都是从《九评》上来的，我们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虽然没有见过，从事理上听听还是像那么回事的。既然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怎样入手呢？中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很大建设成就的社会主义，你怎样去改变它呢？你同样只有一个字的方针，叫做“退”。你不能光有“形式批判论纲”，而没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那你还差着一步甚至几步。理论要变为路线，路线要变为方案，方案要分为若干部分，最后还要分为若干步骤去付诸实施。另外，还要考虑政治等各个方面怎样配合，也就是话怎样说，纪律怎样交待，总不能直截了当说我要搞资本主义，你们都跟我走，那怎么行？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你首先要能把人糊弄住才行。到你把牛拖下了水，有人来拽牛尾巴也迟了，那时我才能祝贺你成功。总的这也是一个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过程，只不过方向相反，是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其实，你大可把《九评》细读细读，把那些反面教材反其意而用之，作为正面经验归纳一下，再扩展一下，你的具体方案就出来了，作为你的“论纲”的下半部，至少再写八万字，你这部书就完整了，提供给政治家，比如，就算是宗进庭，让他们去执行，你简直就成了大学者、大智囊、大功臣。哈哈哈，我是信口开河，还是听你说说孔斯坦、杜威！

范公望说，惭愧惭愧！那我们不说这些了，我承认这个问题我考虑得还浅，你这么即兴随便说说，都比我有见地，我的研究确实还很差。我来谈谈你的学生史宏，还有宗进庭，行不行？他说，可以可以，换个话题也好，我也说得头昏了。

范公望说，史宏在学校里第一个写出大字报，指出逮捕师生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并且领头静坐市委，把你从监牢里救了出来，这不是不需要勇气的。他说，是的，我很佩服，也心怀感激。这次运动，就是学生冲在前面，老师反而落在后面，老师跟着学生走，学校成了学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荒谬。哪有老师不喜欢学生意气风发的？至少从康有为开始，闹事的就是学生，其实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太学生闹事。学生闹事往往出于正义。老师看到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是欣慰的。

范公望说，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史宏实际上已经一百八度大转弯。我预计，他会成功的。要不然，他就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勇敢的闯将”而已。这小子，别看他年轻，倒是个玩政治的，深通进退之道，有前途。

你说的就是他成为新思潮派或新保守派，跟原先的激进造反划清界限，向右转，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来这也正常，谁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从“形式”上说，史宏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内容上说，那是另一回事，但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是一个站在岸边观潮的看客，跟你差不多，虽然不免有出其不意的狂风恶浪扑来使我们难堪，但毕竟我们不想跳进浑浊的水中去弄潮。

范公望笑道，你表达得真好，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我估计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无形的大而化之的东西，你不了解有形的具体的内容。

他听了暗惊，瞪着范公望，不知这位老兄将说出什么有形的具体的内容来。

二

范公望说，跟你说实话，我跟迫害你的人——宗进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学校里是支持学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个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学校里第一个贴领导大字报的人，比学生造反还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阳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聂元梓。她受到资反路线压制，是我鼓动学生造反，而让她得救的。

不幸的是，后来曹校长自杀了。虽然曹校长的死跟我们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我们还悄悄的送过我们的喜糖给他，这也是想以特殊方式做一种弥补，回头看，这对于他应当起过好的作用，但毕竟，没有能帮助他扭转自绝的念头。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当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否则，我们当然会劝说他的！现在，他的自绝，也成了我和我老婆永远的内疚，我们有忏悔之心！后人谈到朝阳初中这一段校史，不知将怎样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长的亲人对我们是不会得原谅的了，我们也无法求得他们的理解。这就是运动！现在我们后悔已迟。

朝阳初中这一切，宗进庭都晓得，是我把情况都如实告诉了他，其实，我不告诉他，他也会注意到我和我的老婆的，不如跟他挑明。

从宗进庭谈话当中可以体会，他十分痛恨史宏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账”的一天，他非得让史宏穿一世的小鞋不可，就像对待你那样。当然，作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也在他的痛恨之列。有朝一日，他会有办法来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清算，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历史上有过无数先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荒谬而已。

人因为其地位、天赋、经历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不同。所以我在理论上越来越重视人性这东西。所谓阶级性，其实也是人性。但还有一般人性、抽象人性的存在。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存在一般，这也是老人家的《矛盾论》的观点。所以我既不反对阶级分析，也承认有一般人性。我觉得这样认识问题才全面。就好比文学作品写一个地主、汉奸，就要求既写出他是地主、汉奸，又写出他是一个人，这才算是艺术上成功。反之亦然，你既要写出一个人物是活生生有其个性的人，又要从社会性阶级性上把他写透，使他成为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历史社会的深刻的广泛的东西，这才能成为有文学意义的典型。只有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才闹不清这个问题，真正生活中斗争中的人，对此一目了然。比如，革命者把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或者相反，反革命者把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以及普通的故意杀人，其心中的情感形式、人性内容，都完全是一样的，就是感到好受、痛快，得到一种放松、缓解，至少一时是这样，而下面接着就又要绷紧，因为想到了会遭报复和惩罚，还有惭愧。人性是这样奇妙。

刚才我说到哪里了？说到我跟宗进庭有一定交情，就是说，从人性角度我知道他也是可以沟通的，我就大胆跟他沟通，果然也就沟通了，交流了不少看法，他从我获得了一些情况，我从他也获得了一些情况，所以我具体知道了他对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视，他从我也增加了对群众的了解。闹静坐那时的史宏作为一个造反学生的理论修养、内心世界，就是我告诉他的，这能让他不要过于简单地贬低地看待学生，但也许引起了他更深的仇恨，然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表面看，有人可能要怀疑我在做什么，但其实，我这也是斗争，我当时是帮助学生做对方的思想工作，这绝不亚于正面开展的攻势。你不这样看吗？

他说，可以这样看。不过你何必这样说明自己呢？你只是按照你的愿望、你的性格、你的方式，在这个时代这样地去做你的努力，而你基本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你可以算是当前这个革命的同路人，但你骨里有自己的《形式论纲》。

范公望一笑，说，你开始挖苦我了。现在找个能挖苦我、挖到痛处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进庭。你感到吃惊吧？我还以为我这是很勇敢而独特的，其实，宗进庭告诉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当然，都尽量是秘密的，外界毫无所知。去看望宗进庭的人劝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对我说，这个道理，其实他早就想过了。当然，他如果想不到这一点，他还是宗进庭吗？他对外面的大势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认为，我去看望他，是对的。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对他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显出来了。但我并不是有意投机，而是人之常情。我已经认识了他，可他坐了牢，落难之中，所以我应当去看望他，不能无动于衷。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还是应当去看望他，这纯粹是我的私人行为。我和柳春芳的结婚证还是通过他才顺利办到的。由此我想到了“感情投资”或“感情投机”，这必定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种隐蔽的现象，而多数的人们却不知道，最不知道的就是造反派，他们在那里一个劲地得罪人，做孱头。

这就要说到史宏了。当宗进庭带着恨意说到史宏时，我就把“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发生分裂告诉他，说明史宏的转变，史宏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宗进庭听了沉默着。这一情况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史宏的恨意。但他当然还不能就这样认可了史宏，他心中发生着一种矛盾，倒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史宏了。我说，也许我可以让史宏秘密地来看望你。他说不要。

他听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说，你这是何必？

范公望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何必，但当时的情势让我立即提出了这个建议，好像是自动地就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也说明这个建议有它的合理性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嘛，要不然它就不会存在。还有一句：凡是合理的都是将是现实的。谁将是现实的呢？谁来决定呢？是时间，而不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和争论，也不是我的《形式论纲》。我只不过是在搞社会试验，也可以说是在搞恶作剧，试试能导演出什么来。运动初期我导演出朝阳中学的一幕，我获得了一种做为导演的信心。导演能在舞台上让不可能结合的结合起来，让不可能分开的分了开来，几乎随心所欲。作家是元凶，他提供了一剧之本，设计了不可思议的转化。哈哈哈！目前我们经历的，可能是将来的文学最难写的，首先是对这个运动的看法就会大相径庭。只有俄国人写出了堂堂之阵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关于史宏、宗进庭，我要让这两个对立的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我要做这个社会试验。我告诉你，我做成了！

他的心怦然一跳，但神色不为所动，他听范公望说下去。

对于让史宏去探狱，宗进庭虽然没有首肯，但他的态度并不是断然拒绝，是有接纳的可能性的。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史宏，如果史宏去了，宗进庭总不会以辞色拒之。我到你们学校去找到史宏，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他就领我一路走进西南角的小花园，那里翠柏阴森，竹林环绕，寂静异常。原来你们医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不上课了，解剖室关着，旁边一间密封的大屋也是门上一把大锁，门口牌子上两个字真吓人：尸库。小路久无人走，长满青草。小花园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树的缝隙中一眼发现远处走来的人。我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史宏说，这里谈话最好。确实，那是个秘密谈话的好地方。

他说，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时去过一回，后来再也不去。据说那里一块花圃下面还深埋有十几具尸体，目的是让其腐烂干净，取出来做骨架。学校里有个善于做骨架的老师，所以就带来了这个项目。需求骨架的单位不少，那东西是教学必需，摆在一定的地方也显得很有科学气氛。但制作周期长，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从尸体的来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无惊动，一般人也避而不谈，不去好奇打听。

范公望张嘴“啊”了一声，史宏这小子，把我带到那么个地方，那旁边确实有一块花圃，他想必知道那下面是什么，他倒不怕！

他是学医的么，无所谓了。有的学生能一个人呆在解剖室里对着一个真真实实的脑袋做专业研究，当然是药水治过的，卫生的方面没有问题，用过以后还要送到药水里去，那里，尸体躺在药水中，像活人很随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样，只不过是睡着了。

啊哈！我真是少见多怪了。那天我就开门见山，问史宏想不想见一下宗进庭？他问我：什么意思？他问我这话，等于已经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他是绝顶聪明的。但这层纸要由我来给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来了，这小奸雄！但我不好跟他计较，我对他说，我今天就特地为这事来的，我认为你现在很有必要去跟宗进庭见一面，这对你很重要。见面之后当然首先要致以人之常情的问候和安慰，然后是倾听他说些什么，相应地你就说些什么，要有小学生的态度，是晚辈在革命长辈面前应有的样子，而不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造反红卫兵。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况的，知道你们闹了分裂，所以他对你的看法实际上已经在转变，这时你去看望他一下，以前的一切就跟你无关了，他对你就消除隔阂了，以后会把你看做自己人。他在里面的时间，我估计也不会很长，马上不是要军管吗？那就是要恢复一些起码的秩序，整个运动已经在“收”，市委的一个常委关在看守所里这件事，军管的方面不会不管，总不能老是关着。你不趁这时候去看望一下，说不定机会就失掉了。你们既然急流勇退，跟激进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你们实际上就是准备靠拢宗进庭这一边。这时去看望一下，比以后解释一百句还重要。不要低不下你的头。人的头有时要昂起来，有时要低下去，不会低头的人不懂政治，那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着我，说，感谢你来向我提醒。他几乎有点急切地问，我怎样去看他？我说，我马上去安排，我晚上到你家带你去，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进庭单独交谈，我回避。他点头，要我绝对保密，而且说，保密期为三十年，至少二十年，我是认真的。我的天，这小子智力过人！我答应了他。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人，连柳春芳也不知道这事，没有必要让她知道太具体。我知道你是不会说的，因为你实际上在世外，不在世内，你最适合做我的交谈者。

他笑道，不胜荣幸。其实，你们是鬼地谈鬼，全鬼到一起去了。不过，如你所说，我其实在世外，我并不看重你说的事，有这事和无这事也并不影响世界的发展。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罢了。史宏在这之前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接着又做了一些什么事，那是次要的。作为一个观察历史的人，首先我是抓住主要的东西，然后也乐意听到一些细节的东西。而且我最关心历史人物的动机。比如，史宏愿意听你的话去看望宗进庭，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跟他以前表现出的人格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吗？

范公望说，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世界之后，在新的历史关头，巧妙地重新作出了选择，一种修正，从原来的立场往后倒退，也是往右转进了一大步。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对社会的不平，以及空想的平等的愿望，还有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社会理想，这些寄托在“反修防修”下面的平民的激愤的东西，都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永远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多数人永远处在下层，这是天经地义，哪有绝对平等的社会？那是哄人的，政治家总是把无产者的愿望当作号召的旗帜，用乌托邦的幻想充当他们的精神食粮。聪明的他何必坚硬到底？而他已经冲杀到这样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来，他得为自己做些考虑，至少趁早软下台，求得一个好结果。他需要“曲线”救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线往前冲；他需要低头而后才能抬头了，不能简单地一直地把头昂着。至于你刚才从《九评》上分析的那些，即使他也认识到，小小的他，又怎能管得了？越是认识到，就越是觉得管不了，那就越是要赶早背叛过来！他认识到了这一切，从而对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调整，那就是坚决分裂出去，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他幸运地，能够冠冕堂皇地，及时跟上了一种新的潮流，一切由潮流负责。他和陈安国他们在向世界说明分裂理由时，实际上表明了他们与从前划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原罪一样。

能这样分析的人不多，也许只有我，但能这样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坚持原来立场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就对他们这样的人十分痛恨，称之为叛徒，视之为无耻和狡猾，命名为新保守派。这是对的。他们都是对的。但真正对的只有一方，而不会是双方，最后是谁对呢？胜利属于谁呢？这一点，你可能比我还要清楚。你的同情在哪一方我也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谁上历史的断头台，我都无所谓，你已经知道，属于我的胜利是在他们这种胜利之后。所以，现在我暗助他们先获得这一胜利，这是我的历史使命。就好比欧洲历史上的情况一样，人们结成第三等级去战胜封建统治者，然后这个同盟里的一部份，又向历史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跟取得胜利成果的人们再进行较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一现成的“形式”。我真的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很注意“形式”，我也是历史的斗士，哈哈哈！

他原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觉有些潮湿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颗平民之心。

我说得对吗？你同意我的分析吗？

你分析得完全对，你的逻辑可能将完全吻合历史的轨迹，我们已经说了，历史是荒谬的。不过，我不能像你这样感到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你能这样快乐而有信心，令我羡慕，而我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悲哀，虽说我比你世外一些，倒好像更在其内了。

范公望说，你有人民性。其实，最不足为凭的就是人民，我不看重人民，人民永远只是漂亮的借口。这也是我的内在的政治历史观点之一，加上你所说的蒲鲁东主义。

他听了无言。他问，那么，陈安国的情况呢？

范公望说，陈安国不当“红旗派”的头头了，以后也许就连在厂里，他也不会是主要头头。他们作了大调整，由一些新面孔组成了新的头头部，这些人在运动中原都不出名，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问题，本人起码是中专毕业，有几个人还具有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的身份。这样的头头部，对今后参加“三结合”比较有利，是一种有远见的调整。你可能会问，谁出的这个主意？谁有这样的调整能力？陈安国怎么愿意的？我告诉你，据我所知，确实是有人在指导他们，而且能让那些人听话，陈安国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了，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时，也对他说过，这样也好，叫做急流勇退，求之不得的，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对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能有点抑郁。但他其实已经体会到了一种解脱，只不过略有些空虚、惆怅。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时间已经不允许再交谈下去，原准备听范公望谈孔斯坦、杜威，也只好作罢。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进庭，似乎也不必听了，就连范公望，似乎也感到不必讲了，就任其湮没在那亦已被他们二人所各自瞧破的历史中吧，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处在同等水平和感觉上，保持着一种“形而上”的品位。他告辞回家，范公望兴奋已过，似也觉得累了，于是两下告别。他几乎是强人所难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书，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他再三保证完璧归赵。

回家路上，他不无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经远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见到这个学生了。可是史宏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他不愿意忘记史宏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令人有点伤感。

乔丽还没有回家，他捅开煤炉，准备弄晚饭。一边就无聊地在桌上丢起一枚铜钱来，丢了六次，用笔记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经》，是“无妄”卦。他猛然想到“无妄之灾”这句话，心头一惊。

但《易经》却认为这一卦总的说来是“元，亨，利，贞”，吉利之卦，只是有个条件，就是如果行为不正，轻举妄动，就会有灾难，不利于有所作为。反过来说，只有守正，才能避灾，才能得到吉利的结果。这些话说得似乎“唯心”，但又有一半的真理，让人狐疑。

往下看，《易经》又深入一步说，灾难是随时会有的，不要以为总是好事在等着你，一方面你正心诚意、不轻举妄动，就会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诚意正、并未轻举妄动，也仍然可能有麻烦，这就是“无妄之灾”。

“无妄之灾”还是存在的啊！世界并不总是有序的，并不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的，而《易经》却能直面这种严酷的事实。真理就应当具有这种坦然面对的本色。

这样读来读去，到最后，《易经》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给你提供了许多不确定的可能，启发了你的辩证思维，让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估计到好坏两种前景。

眼前运动，两边仍在较量，争取各自的前景，奔向最后的结局，依然符合几千年前古老《易经》所体现的辩证的与不确定的原理。

难怪黑格尔的思维是颠倒的，他说现实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好像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天上的理性，地上的历史不过是这一理性的不断显现和证明罢了。

《易经》给出了六十四卦，以说明天上人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有包罗万象、言必有应、应答如响之妙，这岂不正是黑格尔的“理性”？又岂不正是儒家的“天命”？

当然，黑格尔要年轻得多。《易经》作为哲学的诞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完备，要早于古希腊哲学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是晚辈后生了。但创造了《易经》的民族，当八国联军和日寇入侵之时，却被当作牲畜一样屠宰，这确实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注脚。看来，不光要有抗议，有时还需要也露出牙齿来。

无论是黑格尔的“理性”，还是儒家的“天命”，都是看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辩证规律在自然与人间的存在，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其中含有的变动不居、相反转化的原理，《易经》对此表达得生动丰富、十分明显。

文革目前流传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不平常的话，毛主席给红卫兵造反派们壮胆打气的这个思想，可以说，其渊源即在《易经》之中。

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学说，其哲学之根，有一条就在人类古最老的辩证思维之中，而中国的《易经》正是人类最古老辩证思维的一个突出代表，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

千百年来，人们在解释儒家的“天命”时，却往往去掉其中含有的革命论的核心（不能想象指导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达几千年之久的学说中一点也不包含革命论成份），把它弄成了禁锢思想的东西，每当说到“天命”，就理解成凝固不变的东西，以至于神化它、敬畏它，这是不对的，恰恰是违背《易经》的。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还有“诛独夫不为弑君”的变革思想，就鲜明地抓住了传统“天命论”本义中所含革命性的一面，从而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才是深得、真得《易经》之理。

所以，可以断言，做皇帝的大体不会喜欢孟子。就连比较喜欢他的文章的读书人，比如给《孟子》作注的程氏弟兄，一方面看出孟子的“英气”，一方面又把这视为“圭角”，也就是“头上长角”，所谓比颜回差些“浑厚”，比孔子差些“含蓄”。但他们也知道，这之间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才有英气，便有圭角”。既要英气，又要无圭角，是不可能的。终于也没有拿出办法来，只好责怪说“英气甚害事”，实际上就是主张去掉这“英气”，也就终于走向保守，泯灭人性，成为奴才。他们说，《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这就是有意磨灭孟子思想的革命光芒，这样以偏概全的注解孟子，封建统治者看了是高兴的，这就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帮闲的要害和秘密所在。他们违背了《易经》，虽然他们是解读《易经》的大专家。

历史上孟子式的“英气、圭角”，与孔颜式的所谓“浑厚、含蓄”，跟眼下造反与保守的对立，岂不有着相似相同？看来，这样的两面，已经深深化为中国人的性格类型。用黑格尔的语式来说，作为“理性”，它们将不断在“感性”即实践中显现出来。而眼前的显现则是：我们人数众多的国民同胞，分成了两部份，一部份继承了以孔子为标志的保守精神，一部份发扬着以孟子为标志的革命精神。

思考到此，真是打通古今，洞察幽微，心情畅快。从范公望那里带回的一肚子闷气，这才一扫而光。

晚饭时，他把刚才打得“无妄”卦之后的所学所得，比划着讲给乔丽听。她是学医的，他总是担心她听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尽可能深入浅出。但乔丽听懂了，而且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孔子孟子原来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合称孔孟之道呢？

这问题提得好，他回答有三种情况：以读书人变成的官僚，是故意含混；以不读书人为主体的大众，是难究底细；那些虽读书，而且读得很好，却无权势的人，是进不了庙堂，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所以，千百载而下，孟子被连接在孔子之后而成孔孟之道，并且被强调那含蓄、顺从、保守的一面，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文化工具，而人民则越来越孤独、冷漠、痛苦，弄得旧中国的情况正如鲁迅形容的那样，成了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历史写满了吃人二字，就是说，人的能动精神，民族的活力，被这样地扼杀了，人成了祥林嫂那样的，只有眼珠间或一轮，还能说明她是个活物。清军扬州屠城、帝国列强瓜分、日军南京屠杀，人民一时像麻木了一样失去了抵抗能力。

其实，孔子并不一味顺从，他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不是很有原则、很有骨气吗？孔子偶尔还有骂人的时候，比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就是说，你如果不施仁政，人心就会失去，这时候你强调秩序、你摆弄歌舞，有什么用？这不也是一种“英气”？头上也是长角的，只不过很少表现或表现得不强烈。孟子呢，直截就有点像现在的造反派了。但人们一般不会像我这样认识孔孟。日本武士道源于中国孔孟之道，但人家发扬其“英气”，以至成了狼，我们发扬其“含蓄”，对“英气”还要压制、消灭，以至成了羊。

鲁迅说，孔孟之道被靠它混饭吃的人解释成奴颜婢膝、献媚帮闲的东西，正中统治者下怀，受到赏识、推崇。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人民被奴化到伸着脖子挨杀，还没有被杀到的就在一旁做麻木的“看客”。鲁迅的幽默多么深刻而痛心！

你想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吗？

不写。我是“述而不作”。

对！你既然知道了，那就什么文章都不要写。

乔丽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样的，虽然她们都是女子。她更爱乔丽的这种淡漠之心。乔丽在出事之前原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怂恿、要求过他。当然，人家范柳二人不但是夫妻，而且志趣相投，那也很好。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样的，而不幸跟不幸大体一样。竟可以把托尔斯泰的名言这样颠倒过来，意味也似乎不减，这是很有意思的。